新聞事業，是站於是非得失之林的，雖然譽之者說什麽無冕帝王，三千毛瑟；亦自詡為不畏強暴，有聞必錄。但闖起禍來，卻是很大的，在中國，先是有在上海發生的《蘇報》案，使到章炳麟、鄒容的吃官司，後又有邵飄萍、林白水在北京罹殺身之禍，這種文字獄可不小呀；但是在我進入上海的新聞界時期所謂《申》《新》《時》三大報紙的老板，都是小心謹慎，自保身家，不敢惹禍。專製政府雖痛恨報紙，而不庸諱言，報館亦恃租界為護符，對方洋人也不敢得罪，不過大毛病雖是沒有，小糾紛總是有的。我偶然想起幾件事，且為述之：
有一次，我們《時報》的杭州訪員，寄來一封通訊，報告杭州出了一件井中放毒案，其詞甚長，那個訪員筆下也還通順，我就發在地方新聞的第一段。誰知過了三天，我友楊補塘（蔭杭）寫了一封長有十餘張信箋的信來責備我。原來他正在杭州做高等審判廳長，這井中下毒案，官司正打得急鼓密鑼的當兒，忽然《時報》登出這一封通訊，語多歪曲，杭州人又都看《時報》的，於他的判決很多掣肘。他信中說：“你應該知道在官司沒有結案之前，報紙上不該瞎加批評的。”他這樣的譴責我，我可俯首無詞呀！但楊補塘這位朋友，我一向是尊敬他的。他是日本早稻田的學生，學法政的。和雷繼興、楊翼之等，都是同學。為人嚴正，同學們戲呼他為“無錫孔聖人”（他是無錫人）。回國以後即入司法界，在辛亥革命，洪憲失敗，段祺瑞執政的時候，他是北京的檢察總監。是否這個名稱不記得了，總之執行檢舉罪犯人的，那就有這一職司。講到那裏，楊補塘的故事來了。
原來北京那時有一種私娼，和前門外八大胡同的公娼是分道而馳的。在東城有一家私娼，叫作什麽金八奶奶的，生涯鼎盛，這都是一般現任官僚所照顧的，因為他們不能彰明較著地到八大胡同去，隻能到這些地方去吃酒打牌。那時老段執政，他的部下有所謂安福係者，大約金八奶奶那裏，安福係出入的人最多。但是私娼是北京明令禁止的，檢察總監是檢舉違法犯罪的人，金八奶奶那裏人言嘖嘖，楊補塘早有所聞，那天晚上，帶了法警，親去捕捉，誰知捉了一大批都是安福係人，如朱深、曾毓秀等都是總長級，連一位規規矩矩矮子許世英也在內。於是許多高級機關裏的人都來說情，打招呼，他一概不買賬。說是：“我盡我職，明天解法院，聽候審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