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年，我又從南京回到上海來了。原來蒯禮卿先生在上海有金粟齋譯書處的組織，派我和汪允中到了上海。先是在一二年前，侯官嚴又陵先生，翻譯出一部《天演論》，震動了中國文學界，好似放了一個異彩。這位嚴先生，本來是考送到英國去學海軍的。他是福建人，直到如今，好似福建人習海軍是有傳統的。回到中國，中國哪有什麽海軍，嚴先生一無用武之地，他自己便研習起文學來了，所以他的文筆是很好的。
他為了溝通中西學術，便從事翻譯，《天演論》一出版，這個新知識傳誦於新學界，幾乎人手一編。第一是他的譯筆典雅，他曾說：譯外國書有個三字訣，便是信、達、雅。他既說到此，自然便循此三字而行。創立名詞，如《天演論》中的“天擇”“物競”之類，亦至為切當。那個時候，白話文還不曾流行，什麽人讀書、寫文章，都要用文言。即如以後提倡白話文的魯迅、胡適，最初作文、譯書，也用文言的。就因為他們譯筆好，所以在當時的那兩位福建先生，嚴又陵與林琴南，在文壇上走紅。
但嚴又陵那時是一位直隸（今河北）候補道，屬於北洋，住居在天津。他雖然在文場上走紅，在官場上卻是走黑。照例，他是一位出洋留學生出身，熟悉洋務，應該是走紅的了，其所以成為黑道台的緣故，據說：他的脾氣很不好，喜歡罵人。對於同僚，他都瞧不起，當然，這些候補道中，有些花了錢買來的捐班出身，肚子裏一團茅草，火燭小心，而他對上司，也有藐視態度。況且自己又吸上了鴉片煙，性子更懶散了，試想一個做官的人，怎能如此的嗎？
他不但走黑而且鬧窮了，他托人介紹，向蒯禮卿借了三千元，蒯慨然借給他。後來他說：要他還債，他哪裏還得出，現在他正譯了幾部書，自己既沒有資本出版，給人家印也沒有受主，蒯君道義之交，就把這幾部所譯的書，作為償債之資吧。那時蒯也承受了，不過那是譯稿，要印出來賣給人家，方能值錢。這些譯稿，計共有七部，便是《穆勒名學》《原富》等等的幾種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