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金粟齋譯書處時代，認識了不少的名人。因為那個時代，正在戊戌政變以後，來了一個反動，禁止開學堂，談新政，康、梁逃到海外，許多新人物，都避到上海來。再加以庚子拳變，兩宮出走，洋兵進京，東南自保，上海那時候，真是熱鬧極了。
我們這時候的金粟齋譯書處，又遷了一個地方。那個南京路（上海稱為大馬路）的老地方是一個繁盛的區域，但我們的譯書處，卻並不一定要一個繁盛區域，尤其是後麵是個野雞堂子，燕鶯成群，使葉浩吾先生為群雌所俘，鬧成笑柄，住在這裏，更不妥當。我們如果找一個清淨的區域，不是也很好嗎？於是我們和方漱六商量了，預備遷居，擇一個比較清靜所在。這時上海的公共租界，正在向西北區擴展，開辟不少新馬路，我們便向這些新馬路去找尋房子，卻便找到了登賢裏一座也是三上三下石庫門式的房子，我們便遷移了進去。
那條馬路在南京路的西北，當時還未定名，大家呼之為新馬路，後來便定名為白克路，租界收回以後，又改名為鳳陽路了。那地方最初是一片曠地，荒塚亂草，但是那些地皮商人，已經在那裏建築起房子來了。我們遷移去的登賢裏，便是新造房子，圍牆也沒有砌就，僅把籬笆圍了起來。可是鄰居一帶，我們便相識起來。在我們後門相對的一家，便是吳彥複的家；在我們前麵，有一片方場，另外有一帶竹籬，便是薛錦琴女士的家。
薛錦琴是廣東人，記得是她叔叔薛仙舟帶她到上海來的。有一次，靜安寺路的張園，開什麽大會（按：張園又名味蓴園，因為園主人姓張，故名張園，園內有一廳，名安塏第，可容數百人），有許多當時號稱維新誌士的在那裏演說。忽見一位女子，年可十八九，一雙天足，穿了那種大腳管褲子，背後拖了一條大辮子，也跑到演說台上去演說，在那個時候，上海還是罕見的，雖然也很有不少開通的女士，然而要她們當眾演說，還沒有這樣大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