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到了時報館，從事於記者生涯以後，我是決計放棄了教書工作了。我自從十七歲父親故世後，即開門授徒，做了一個小先生，一直處館教書，坐熱了那隻冷板凳。以至脫離私塾製度，又踏進了新式教育，什麽吳中公學社咧，又是山東青州府中學堂監督咧，真是“人之患，在好為人師”。這一回，到了上海來，上海也正在各處興辦學校，一到上海，就有人來請我去當國文教員，我實在對此厭倦了，便一概加以婉辭。
然而到底不能脫去這個樊籬，第一個破我戒的，便是史量才。量才在西門外高昌廟地方，開了一座女子蠶業學校，除了養蠶時期，女學生都要服務以外，其餘時間，便同別的女學校一樣，隻不過加一點與蠶桑有關係的學科而已。他是常常到時報館息樓裏來的，時報館的幾位編輯先生，如陳景韓、雷繼興、林康侯等被他拖去教書了，我初到時報館，他便以我為鵠的了。
我起初拒絕他，我說：“我已教了十餘年書了，舊的、新的，都已教過，對此漸少興味，我現在要換換方向了。況且我現在也沒有工夫教書，時報館、《小說林》之外，偶有餘閑，還得要寫一些小說。”但量才百方勸駕，他說：“你鎮日埋頭寫作，也未免太悶損了，必須換換空氣。況且我不是天天要你來，一星期來三天或兩天，每星期擔任五六個鍾頭的課，終可以抽出這工夫吧？《時報》是在夜間，《小說林》在上午，那麽下午你有工夫了。”
他又說：“山東青州府蠶桑學堂中教員，都是我的老同學，我知道你在青州辦學堂，很為吃力，但是上海的學堂非青州之比，尤其是女學堂。你不曾到女學堂來教過書，何妨來試試呢？把山東的男學生，和上海的女學生，作一比較如何？並且我們學校裏，到四月裏就要養蠶了，蠶忙的時候，便不上課，現在到養蠶時節，至多隻有兩個月，那是很輕鬆的事，況且景韓、繼興，他們也來教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