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上海以後，並沒有在男學校教過書。我在山東，對付學生，覺得還好。到上海後，我惴惴然怕對付不了這班男學生。
況且我的職業，已命定我當新聞記者的了，我不能再分一半力量，來做教書先生。而且我立誌也不願教書，這不過變相的冷板凳而已。
況且我青年失學，讀書甚少，就我所學，也不足以為人師，仗一點小聰明，並無真學問，古訓所說：“人之患，在好為人師。”我倒服膺龔定庵這句詩，“但開風氣不為師”。
至於在女學校教書，她們既不討厭我，我也就我所知的和她們講解，覺得很有興味，而且女子往往別有慧心，較男學生聰明。在我所教的三個女學校中，以城東女學校教得時間最長，民立女中學次之，女子蠶業又次之。此外上海當時還有兩個著名的女學校，一為務本女學，一為愛國女學。這兩個女學校，我不曾正式受聘去教過書，但曾給朋友去代過課，務本隻代過一星期，愛國卻代過一個月。這個愛國女學，還是蔡元培先生那時所創辦的，直到民國八九年時還存在著，那時的校長，好像是蕭蛻呢？
此外上海還有個美國教會所辦的中西女學，開設在公共租界的中心區，那是重西文而不重中文的。雖然它在三馬路的時代，我的女兒可芬，也在那裏讀過書；後來那個“小中西”，我的孫女兒，也在那裏讀過書，那都是外國女教士當校長的，這個女學校，我總嫌它的貴族氣太重，夕陽西下，門前汽車停了一條長龍，往後也就不再去上學了。
城東女學的地址，在南市竹行弄，一條極狹的弄堂，彎彎曲曲地走進去，裏麵卻有古老式的，不像租界那種房子的一座房屋。楊白民便利用這座祖遺的房子，開辦這個女學校了。他那個女學校是家庭式的，因為他的家眷也住在裏麵，除了有間廳堂可以做課堂，其餘的屋子，除了自己居住外，便做了女學生的宿舍，為遠道來的女學生住宿（這時外縣如鬆江、蘇州、無錫、常熟、嘉興等地，到上海來就讀的女學生極多）。至於本地通學而走讀的也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