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於畢倚虹這位朋友，很想寫一寫，但幾次擱筆，我想人已死了，何必再加以評論。而且心中還橫梗著一個念頭，如果不遇著我，或者他的環境不同，另走了一個康莊大道，也不至於如此身世淒涼。我對於他很覺一直抱歉似的，及至他逝世以後，我續寫了他的小說《人間地獄》，結束了這部書，寫了一個序文，還敘述了這個負疚的意念呢。
我和他相遇的時期，大約在民國三四年間，我在《時報》編輯新聞之外，還編了一種《婦女時報》的雜誌，屬於有正書局出版的，是個月刊。這雜誌是以征集婦女作品為宗旨，但也很為艱困，因為那個時候，女學方有萌芽，女權急思解放，不過真能提起筆來，寫一篇文章的人，卻是難得的。隻有幾位能寫寫詩填填詞的名門閨秀，已算是鳳毛麟角了。不過這些詩詞之類，我們也一概歡迎為之登載。
後來有位署名楊芬若女士者，投來詩詞，頗見風華，我們也照例捧場。不過我一看寫來的筆跡，便不像是女子所寫，因為《婦女時報》的來稿，我已看得多了，大概是床頭捉刀人所為，早已有之，亦無足怪。
不久，畢倚虹來訪問了，那時他還沒有倚虹這個筆名，隻知道他名振達，號幾庵。他以代為楊芬若領稿酬為名（當時的稿酬是有正書局的書券），其實專為訪我。他承認楊芬若是他夫人。他告知我：“本在北京當小京官，後隨一外務部員陳恩梓君到新加坡去，陳為領事，我隻是隨員。誰知一到上海，武昌便起義了，我們停留在上海。辛亥革命成功，陳先生回蘇州，我便到中國公學讀書，不做官而當學生了。”他那時不過二十三四歲的人吧，我頗喜愛其風神俊逸，吐屬清新，又以他與我的開蒙師陳恩梓陳先生相識，似乎更較親切呢！
以後，便時相過從，但總是他到報館來訪我，我沒有到他住居的地方去訪他。實在，他和我所居的地方很相近。我住在沿北火車站一條弄堂叫作慶祥裏，他也住在和北火車站相近，和他的一位好友鄭丹輔（杭州人，亦世家子）住在一起。為什麽呢？因為他們兩人同在中國公學肄業，而中國公學卻開設在吳淞，他們每天必要搭火車去就學的。那時鄭丹輔學商科，畢倚虹學法政。畢倚虹的肄業於中國公學，卻是有些可笑的，原來每一個星期，他至多隻到三天，而每逢考試，必名列前茅，因為法政科沒有外國文，至於中國文什麽講義，他一看就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