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中華民國十有八年十有二月，北京大學31周年紀念刊將出版，同學們要我做篇文章湊湊趣，可巧這幾天我的文章正是鬧著“擠兌”（平時答應人家的文章，現在不約而同的來催交卷），實在有些對付不過來。但事關北大，而又值31周年大慶，即使做不出文章，榨油也該榨出一些來才是，因此不假思索，隨口答應了。
我想：這紀念刊上的文章，大概有兩種做法。第一種是說好話，猶如人家辦喜事，總得找個口齒伶俐的伴娘來，大吉大利說上一大套，從“紅綠雙雙”起，直說到“將來養個狀元郎”為止。這一工我有點做不來，而且地位也不配：必須是校長，教務長，總務長等來說，才能說的冠冕堂皇，雍容大雅，而區區則非其人也。第二種說老話，猶如白發宮人，說開天遺事，從當初管學大臣戴著紅頂花翎一擺一搖走進四公主府說起，說到今天二十九號汽車在景山東街嗷嗷嗷，從當初同學中的寬袍大袖，搖頭抖腿，抽長煙管的冬烘先生說起，說到今天同學中的油頭粉臉，穿西裝，拖長褲的“春烘先生”（注曰：春烘者，春情內烘也）。這一工，我又有點不敢做，因為我在學校裏，雖然也可以竊附於老飯桶之列，但究竟不甚老：老於我者大有人在。不老而賣老，決不能說得“像熬有價事”：要是說錯了給人挑眼，豈非大糟而特糟。
好話既不能說，老話又不敢說，故末真有點尷尬哉！
叫！有啦！說說三院麵前的那條河罷！
我不知道這條河叫什麽名字。就河沿說，三院麵前叫做北河沿，對岸卻叫做東河沿。東與北相對，不知是何種邏輯。到一過東安門橋，就不分此岸彼岸，都叫做南河沿：剩下的一個西河沿：卻丟在遠遠遠的前門外。這又不知是何種邏輯。
真要考定這條河的名字，亦許拿幾本舊書翻翻，可以翻得出。但考據這玩藝兒，最好讓給胡適之顧頡剛兩先生“賣獨份”，我們要“玩票”，總不免吃力不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