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釋《詩三百》之爭論，以關於《魯頌》者為最少。以為《魯頌》是僖公時詩，三家及《毛詩》一樣，這正因為《詩》本文中已有“周公之孫，莊公之子”，“令妻壽母”（從朱於讀）的話，即使想作異說，也不可能。但三家詩以《魯頌》為僖公時公子奚斯所作，恐無證據。《宮》卒章說“寢廟奕奕，奚斯所作”，是《魯頌》頌奚斯，不是奚斯作《魯頌》。三家雖得其時代，而強指名作者，亦為失之。《詩三百》中，除《陳風》外，恐無後於《魯頌》者（《商頌》時代不遠），《魯頌》亦最為豐長。《商頌》既為襄公時物，宋襄卒於魯僖卒前十年，則《魯頌》《商頌》同代，而《魯頌》稍後也。《魯頌》擬《大雅》的痕跡顯然，反與《周頌》不相幹，此亦可證《大雅》與《周頌》文詞之異，由於時代之不同，《魯頌》之時代近於《大雅》，故擬其近者；否則《魯頌》以體裁論，固應擬《周頌》不應偏擬《大雅》。《商頌》之時代，三家說同；《史記·宋世家》：“宋襄公之時，修行仁義，欲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韓詩薛君章句》亦然（《後漢書·曹褒傳》注引）。獨《毛傳》立異說，以為“微子至於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父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以《那》為首。”這一說與《魯語》合。《魯語》：“閔馬父……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為首。”這話是非常離奇的：第一，漢以前不聞有校書之事；第二，《國語》中無端出這一段《商頌》源流說，我們感覺不類。欲斷此文之為偽加，應先辨者三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