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自稱商，金文中已有成例（見《積古齋·鍾鼎彝器款識》）。《左傳》中此稱尤多（詳見閻百詩所考）。至於《商頌》之不能為商時物，必為宋時物者，王靜安論之甚詳，王君說：
《殷武》之卒章曰：“陟彼景山，鬆柏丸丸。”毛鄭於景山均無說。《魯頌》擬此章則雲：“徂徠之鬆，新甫之柏。”則古自以景山為山名，不當如《鄘風·定之方中》傳大山之說也。按，左氏傳商湯有景亳之命，《水經注·濟水篇》：黃溝枝流“北逕已氏縣故城西，又北逕景山東”，此山離湯所都之北亳不遠，商丘蒙亳以北唯有此山，《商頌》所詠，當即是矣。而商自盤庚至於帝乙，居殷墟，紂居朝歌，皆在河北；則造高宗寢廟，不得遠伐河南景山之木；唯宋居商丘，距景山僅百數十裏，又周圍數百裏內別無名山，則伐景山之木以造宗廟，於事為宜，此《商頌》當為宋詩不為商詩之一證也。又自其文辭觀之，則《殷虛卜辭》所紀祭禮與製度文物，於《商頌》中無一可尋，其所見之人、地名與殷時之稱不類，而反與周時之稱相類，所用之成語並不與周初類，而與宗周中葉以後相類，此尤不可不察也。《卜辭》稱國都曰商，不曰殷，而《頌》則殷商錯出；《卜辭》稱湯曰大乙，不曰湯，而《頌》則曰湯，曰烈祖，曰武王，此稱名之異也。其語句中亦多與周詩相襲，如《那》之“猗那”，即《檜風·隰有萇楚》之“阿儺”，《小雅·隰桑》之“阿難”，《石鼓文》之“亞箬”也；《長發》之“昭假遲遲”，即《雲漢》之“昭假無贏”，《烝民》之“昭假於下”也；《殷武》之“有截其所”，即《常武》之“截彼淮浦，王師之所”也。又如《烈祖》之“時靡有爭”，與《江漢》句同；“約錯衡，八鸞鶬鶬”，與《采芑》句同。凡所同者，皆宗周中葉以後之詩，而《烝民》《江漢》《常武》，序皆以為尹吉甫所作，揚雄謂“正考父晞尹吉甫”，或非無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