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考父相傳為孔父嘉之父，孔父嘉與殤公同為華父督所殺（桓王十年，西曆前710年），下逮襄公之立（襄王二年，西曆前650年），已六十年，時代不相接。故《史記》《韓詩》以《商頌》為襄公時者則是，以為即是正考父作者則非。戰國末漢初人好為詩尋作者，故以《周頌》一部分為周文公作（已見《國語》），《魯頌》為奚斯作，《商頌》為正考父作，無非於其國中時代差近之聞人，擇一以當之。此是說詩者之附會，不暇詳考年代者也。
宋襄公之為如何人物，《春秋》家與《國語》《左氏》所記絕異。泓之戰，《公羊傳》以為“雖文王之師不為過”。凡記襄公事，無不稱之，襄公受窘，無不諱之。《公羊》於齊桓稱之甚矣，亦未至如此。故宋襄公者，《公羊》家之第一偶像。《論語》《孟子》無談及襄公者。然以孔子之稱管仲齊桓，孟子之論《春秋》，“其事則齊桓晉文”，又曰“戎狄是膺”，諸義衡之，宋襄自是曆來儒家所傳之賢聖，為中國文化奮鬥者也。儒與宋頗有關係，《國語》則出自晉，不與宋相涉，又非儒家之義，故其記襄公與《詩經》《春秋》有異。劉子駿刺取《國語》材料以為《春秋左氏傳》，凡《公羊》之義彼可得而反者，無不設法盡力反之。《公羊》義之甚重者，如新周、故宋、王魯，《左氏傳》則全無以魯為王之義，而改《公羊》春王正月之王謂文王一義曰“王周正月”，更以周為絕對者，非溯統而述文王。至其抑宋，更不待說矣。
故《商頌》為宋襄公之頌，儒者所傳故說，與事實相合者也。引申而有正考父作之論，傳《詩》者之小附會也。改正考父之作為校，而曰是商代之詩，劉子駿作偽時所取義，以抑宋之地位，以與三家詩立異，以與《春秋》家立異，於《魯語》中羼入一種不倫不類之言，以證其說者也。劉子駿蓋以自己校書之事加之古人，而忘時代之異，《商頌》說之三段遷移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