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孟子起，《詩經》超過了孔子的“小學教育”而入儒家的政治哲學。孟子說：“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這簡直是漢初年儒者的話了。孟子論《詩》甚泰甚侈，全不是學《詩》以為言，以為興，又比附上些曆史事件，並不合實在，如“戎狄是膺，荊舒是懲”附合到周公身上。這種風氣戰國漢初人極多，《三百篇詩》作者找出了好多人來，如周公、奚斯、正考父等，今可於《呂覽》《禮記》《漢經說遺》文中求之。於是一部絕美的文學書成了一部龐大的倫理學。漢初《詩》分三家，《魯詩》自魯申公，《齊詩》自齊轅固生，《韓詩》自燕太傅韓嬰，而《魯詩》《齊詩》尤為顯學。《魯詩》要義有所謂四始者，太史公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又以《關雎》《鹿鳴》都為刺詩，太史公曰：“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仁義淩遲，《鹿鳴》刺焉。”其後竟以“三百篇”當諫書。這雖於解《詩》上甚荒謬，然可使《詩經》因此不佚。《齊詩》《韓詩》在釋經上恐沒有大異於《魯詩》處，三家之異當在引經文以釋政治倫理。齊學宗旨本異魯學，甚雜五行，故《齊詩》有五際之論。《韓詩》大約去泰去甚，而於經文頗有確見，如《殷武》之指宋襄公，即宋代人依《史記》從《韓詩》，以恢複之者。今以近人所輯齊魯韓各家說看去，大約齊多侈言，韓能收斂，魯介二者之間，然皆是與伏生書、《公羊春秋》相印證，以造成漢博士之政治哲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