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學到了六朝人的義疏，唐人的正義，實在比八股時代的高頭講章差不多了，實在不比明人大全之學高明了。自古學在北宋複興後，人們很能放膽想去，一切傳說中的不通，每不能逃過宋人的眼。歐陽永叔實是一個大發難端的人，他在史學、文學和經學上一麵發達些很舊的觀點，一麵引進了很多新觀點，搖動後人（別詳）。他開始不信《詩序》。北宋末幾朝已經很多人在那裏論《詩序》的價值和詩義的折中了。但迂儒如程子反把《毛詩序》抬得更高，而王荊公謂詩人自己作敘。直到鄭夾漈所敘之論得一圓滿的否定，顛覆了自鄭玄以來的傳統。朱紫陽做了一部《詩集傳》，更能發揮這個新義，拿著《詩經》的本文去解釋新義，於是一切不通之美刺說掃地以盡，而《國風》之為風，因以大明。紫陽書實是一部集成書，韻取吳才老《葉韻》之說，《葉韻》自陳顧以來的眼光看去，實在是可笑了，但在古韻觀念未出之前，這正是古韻觀念一個胎形。訓詁多采毛、鄭兼及三家遺文，而又通於禮學（看王伯厚論他的話）。其以賦比興三體散入雖係創見，卻實不外《毛詩》獨標興體之義。紫陽被人罵最大者是由於這一部書，理學、漢學一齊攻之，然這部書卻是文公在經學上最大一個貢獻，拿著本文解《詩》義，一些陋說不能附會，而文學的作用**裸地重露出來。隻可惜文公仍是道學，看出這些《詩》的作用來，卻把這些情詩呼作**奔，又隻敢這樣子對付所謂變風，不敢這樣子對付大、小《雅》《周南》《召南》《豳風》，走得最是的路。偏又不敢盡量地走去，這也是時代為之，不足大怪。現在我們就朱彝尊的《經義考》看去，已經可以覺得宋朝人經學思想之解放，眼光之明銳，自然一切妄論謬說層出不窮，然跳梁狐鳴，其中也有可以創業重統者。（文公對於文學的觀念每每非常透徹，如他論《楚辭》、陶詩、李、杜詩常有很精辟的話，不僅說《三百篇》有創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