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夏，成都高等師範學校鬧風潮，校長去職，學生和當局請我擔任高師校長，我義不容辭地擔任了這個職務。我在校內進一步展開了宣傳和組織活動。
我費了很大力量來辦這個學校。從前學校中紀律非常鬆弛，課程內容也陳腐不堪。我到校以後，采取革新的措施，聘請了許多具有新思想的人來擔任教師，並加強學校紀律，扭轉了散漫的風氣和革除了落後的封建陋習，對教師和學生的學習、生活盡力關心照顧。經過一番整頓，學校麵貌大大改觀，師生員工團結得很緊密，樹立了一種嶄新的學風。同學們有秩序，有朝氣，追求知識，孜孜不倦，議論政治，意氣煥發，成都高師成了進步勢力的大本營。
“五四”以來，四川省的新文化運動很快地就開展起來。除了成都高師學生創辦的《星期日》等刊物進行鼓吹新文化、新思潮以外，許多外地的新書報也紛紛傳入，先進的馬克思主義者惲代英等都曾到四川進行宣傳活動，我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也隨著形勢的推移而逐步深入。
我利用同盟會老會員的身份，盡可能地推進新思潮的擴展，除了在校內工作外，並利用個人與四川上層社會的曆史關係，為革命同誌作掩護。如1922年，惲代英同誌在瀘州被川軍賴心輝部所扣押，我知道後就打電報去瀘州，保釋代英同誌，並請他到成都高師任教將近一年。惲代英同誌是最受學生歡迎的教師，他在成都高師期間，把馬克思主義的宣傳活動推向一個更高的階段。
在這時，我們還派人深入到工人和農民中去做宣傳和組織工作。成都市有一個兵工廠，工人很集中，此外市內還有許多分散的絲織工人，我們派學生去分片聯係，組織工會，發動罷工。另外在成都近郊和某些鄉村的農民中，也有學生去進行活動，組織農會。當時成都經常發生罷工事件，我的一個老朋友跟我開玩笑地說：“隻要把吳玉章捉來殺了，罷工就不會發生了。”的確，當時四川的一些軍閥對我很頭痛，但是因為我和詞盟會、國民黨的曆史關係，更因為當時群眾偉大力量的支持，反動派也奈何我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