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劉湘、楊森勾結吳佩孚進攻四川。1924年1月楊森攻宙成都，派人接收成都高師，我就交卸離校。“五一”勞動節快到時，我們一些人懷著興奮的心情籌備一次盛大的紀念會，許多青年人通過工會組織在工人中做了許多宣傳鼓動作，紀念大會一切都已準備就緒。突然，4月29日，有人告訴駐在成都的軍閥楊森，說“五一”紀念會是吳玉章的“陰謀”，要組織工人、農民和學生推翻楊森，奪取政權。第二天，成都市內實行戒嚴，空氣非常緊張，楊森的軍隊紛紛從各地調回成都，我們預定的會址“少城公園”也被軍隊看守起來了，並且揚言要捉拿吳玉章。
在這緊張的時刻，成都工人階級表現了不畏強暴、不屈不撓的英勇鬥爭精神，他們不顧反動軍隊的武裝威脅，仍在公園內召開了紀念大會。我當日本欲參加大會，由於同誌們力阻，未能親身參加；近郊農民也被反動軍隊阻止，未能入城會師。
“五一”事件以後，我在成都立不住腳了，隨即離成都和劉伯承同誌一起離開川，取道貴州、湖南、到上海。到上海一看，全國工人運動的浪潮洇湧澎湃，國共合作已經開始，廣州革命政府日益鞏固，革命局麵蒸蒸日上，真是感到無比的興奮鼓舞。當時孫中山先生為召幵國民會議的事已赴北京。我也於1925年2月趕到北京去。本擬見中山先生，他因病重不能接見，不久他就逝世了。
我到北京後，見到中國共產黨北京市委負責人之一趙世炎同誌，才了解到中國共產黨成立的經過和活動情況，我就在這時正式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同時寫信去四川，要楊闇公同誌等把“中國青年共產黨”取消，個別地參加中國共產黨。
我入黨的那年已經四十六歲，我的前半生一直在一條崎嶇不平的道路上摸索行進。從我少年時代聽到中日甲午戰爭失敗起，就為國家的憂患而痛苦、焦慮、而奔走，我們在豺狼遍地的荒野中想尋找一條出路。許多我所敬仰的、熟悉的同誌為此而獻出了生命，但是直到“五四”運動以前，還沒有找到一條光明出路。感謝十月革命，它的萬丈光芒照亮了殖民地人民的前途，我們找到了“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這個理論武器一經與中國工人運動結合，立即發揮出無堅不摧的偉大力量。在這個新的曆史條件下，我才能夠通過自己的具體曆程完成個人思想上的革命轉變，參加了共產黨，從一個民主革命者變成了一個共產主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