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我毫無什麽曆史知識，這憎恨轉移的原因是極簡單的，隻以為流賊尚可，皇帝卻不該，還是“禮不下庶人”的傳統思想。至於《立齋閑錄》，好象是一部少見的書，作者是明人，而明朝已有抄本，那刻本之少就可想。記得《匯刻書目》說是在明代的一部什麽叢書中，但這叢書我至今沒有見；清《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將它放在“存目”裏，那麽，《四庫全書》裏也是沒有的，我家並不是藏書家，我真不解怎麽會有這明抄本。這書我一直保存著，直到十多年前，因為肚子餓得慌了，才和別的兩本明抄和一部明刻的《宮閨秘典》去賣給以藏書家和學者出名的傅某，他使我跑了三四趟之後，才說一總給我八塊錢，我賭氣不賣，抱回來了，又藏在北平的寓裏；但久已沒有人照管，不知道現在究竟怎樣了。
那一本書，還是四十年前看的，對於永樂的憎恨雖然還在，書的內容卻早已模模胡胡，所以在前幾天寫《病後雜談》時，舉不出一句永樂上諭的實例。我也很想看一看《永樂實錄》，但在上海又如何能夠；來青閣有殘本在寄售，十本，實價卻是一百六十元，也決不是我輩書架上的書。又是一個偶然：昨天在《安徽叢書》第三集中看見了清俞正燮（1775─1840）《癸巳類稿》的改定本，那《除樂戶丐戶籍及女樂考附古事》裏，卻引有永樂皇帝的上諭，是根據王世貞《弇州史料》中的《南京法司所記》的，雖然不多，又未必是精粹，但也足夠“略見一斑”，和獻忠流賊的作品相比較了。摘錄於下──
“永樂十一年正月十一日，教坊司於右順門口奏：齊泰姊及外甥媳婦，又黃子澄妹四個婦人，每一日一夜，二十餘條漢子看守著，年少的都有身孕，除生子令做小龜子，又有三歲女子，奏請聖旨。奉欽依：由他。不的到長大便是個**賤材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