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講已往的瑣事也不易。張露薇先生說慶祝高爾基四十年創作的時候，“中國也有魯迅，丁玲一般人發了慶祝的電文，……然而那一群簽名者中有幾個讀過高爾基的十分之一的作品？”這質問是極不錯的。我隻得招供：讀得很少，而且連高爾基十分之一的作品究竟是幾本也不知道。不過高爾基的全集，卻連他本國也還未出全，所以其實也無從計算。至於祝電，我以為打一個是應該的，似乎也並非中國人的恥辱，或者便失了人性，然而我實在卻並沒有發，也沒有在任何電報底稿上簽名。這也並非怕有“奴性”，隻因沒有人來邀，自己也想不到，過去了。發不妨，不發也不要緊，我想：發，高爾基大約不至於說我是“日本人的追隨者的作家”，不發，也未必說我是“張露薇的追隨者的作家”的。但對於綏拉菲摩維支的祝賀日，我卻發過一個祝電，因為我校印過中譯的《鐵流》。這是在情理之中的，但也較難於想到，還不如測定為對於高爾基發電的容易。當然，隨便說說也不要緊，然而，“中國的知識階級就是如此淺薄，做應聲蟲有餘，做一個忠實的，不苟且的，有理性的文學創作者和研究者便不成了”的話，對於有一些人卻大概是真的了。
張露薇先生自然也是知識階級，他在同階級中發見了這許多奴隸，拿鞭子來抽，我是了解他的心情的。但他和他所謂的奴隸們，也隻隔了一張紙。如果有誰看過菲洲的黑奴工頭，傲然的拿鞭子亂抽著做苦工的黑奴的電影的，拿來和這《略論中國文壇》的大文一比較，便會禁不住會心之笑。那一個和一群，有這麽相近，卻又有這麽不同，這一張紙真隔得利害：分清了奴隸和奴才。
我在這裏，自以為總算又鉤下了一種新的偉大人物── 一九三五年度文藝“預言”家──的嘴臉的輪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