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外集拾遺

一九二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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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歌之敵

大大前天第十次會見“詩孩”,談話之間,說到我可以對於《文學周刊》投一點什麽稿子。我暗想倘不是在文藝上有偉大的尊號如詩歌小說評論等,多少總得裝一些門麵,使與尊號相當,而是隨隨便便近於雜感一類的東西,那總該容易的罷,於是即刻答應了。此後玩了兩天,食粟而已,到今晚才向書桌坐下來豫備寫字,不料連題目也想不出,提筆四顧,右邊一個書架,左邊一口衣箱,前麵是牆壁,後麵也是牆壁,都沒有給我少許靈感之意。我這才知道:大難已經臨頭了。

幸而因“詩孩”而聯想到詩,但不幸而我於詩又偏是外行,倘講些什麽“義法”之流,豈非“魯般門前掉大斧”。記得先前見過一位留學生,聽說是大有學問的。他對我們喜歡說洋話,使我不知所雲,然而看見洋人卻常說中國話。這記憶忽然給我一種啟示,我就想在《文學周刊》上論打拳;至於詩呢?留待將來遇見拳師的時候再講。但正在略略躊躇之際,卻又聯想到較為妥當的,曾在《學燈》——不是上海出版的《學燈》——上見過的一篇春日一郎的文章來了,於是就將他的題目直抄下來:《詩歌之敵》。

那篇文章的開首說,無論什麽時候,總有“反詩歌黨”的。編成這一黨派的分子:一、是凡要感得專訴於想像力的或種藝術的魅力,最要緊的是精神的熾烈的擴大,而他們卻已完全不能擴大了的固執的智力主義者;二、是他們自己曾以媚態奉獻於藝術神女,但終於不成功,於是一變而攻擊詩人,以圖報複的著作者;三、是以為詩歌的熱烈的感情的奔迸,足以危害社會的道德與平和的那些懷著宗教精神的人們。但這自然是專就西洋而論。

詩歌不能憑仗了哲學和智力來認識,所以感情已經冰結的思想家,即對於詩人往往有謬誤的判斷和隔膜的揶揄。最顯著的例是洛克,他觀作詩,就和踢球相同。在科學方麵發揚了偉大的天才的巴士凱爾,於詩美也一點不懂,曾以幾何學者的口吻斷結說:“詩者,非有少許穩定者也。”凡是科學底的人們,這樣的很不少,因為他們精細地研鑽著一點有限的視野,便決不能和博大的詩人的感得全人間世,而同時又領會天國之極樂和地獄之大苦惱的精神相通。近來的科學者雖然對於文藝稍稍加以重視了,但如意大利的倫勃羅梭一流總想在大藝術中發見瘋狂,奧國的佛羅特一流專一用解剖刀來分割文藝,冷靜到入了迷,至於不覺得自己的過度的穿鑿附會者,也還是屬於這一類。中國的有些學者,我不能妄測他們於科學究竟到了怎樣髙深,但看他們或者至於詫異現在的青年何以要紹介被壓迫民族文學,或者至於用算盤來算定新詩的樂觀或悲觀,即以決定中國將來的運命,則頗使人疑是對於巴士凱爾的冷嘲。因為這時可以改篡他的話:“學者,非有少許穩定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