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時間步入20世紀90年代，東北的情況好像發生了微妙的變化。
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國家全力扶持東北。同時，在那粗獷、濃烈、嚴峻的時代裏，東北也同樣扮演著“奶媽”的角色。即使在改革開放以後，東北的對外輸血也沒有停止，甚至更加嚴重。1980年國家就開始對廣東實行特殊的包稅製，1980―1993年廣東上繳國家稅金200多億，同時期的遼寧按老製度上繳利稅1650億，此外每年按計劃調出大量資源產品供應全國。任何一場社會變革有收益也有成本，應該說東北是改革開放成本的主要承擔者之一。
1990年，農業部提供了一份數據，鄉村集體企業實現利潤265.3億元，首次超過國營企業的246億元，前者的銷售利潤率相當於後者的兩倍多。這個看起來和東北無甚關係的數據，標誌著一個時代無可避免地走向終局。連鄉鎮企業都能超越國企，更不要說那些來自市場的洪水猛獸了。
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一方迅速成長，一方緩緩衰亡。量變逐漸積累為質變，隨著改革開放的徹底深入，傳統意義上的國營企業已經在日漸激烈的市場環境中日薄西山，再無任何競爭力。1990年之後的七八年間，東北的衰落既顯得猝不及防，又充滿了某種結構性的必然。
東北衰落並非個例，那些在計劃經濟時代用大量資源堆積起來的區域，都會麵臨後工業化浪潮的嚴峻考驗。從產業結構演進的角度而言，不管是美國的五大湖區，還是德國的魯爾區，這些以重工業和裝備製造業為主業的地區，無不經曆過衰落的周期。
地方工業逐年萎縮，人口增長緩慢甚至絕對減少，人才外流嚴重，GDP等主要社會經濟指標與主流地區的差距拉大，社會運轉方式及地方社會心理滯後於時代……這是後工業化時代的世界性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