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
一
当人在看到垂死的动物时，会感到恐惧：因为同他本人一样的东西——与他本质相同的东西就要无可辩驳地在他眼前消亡——就要不复存在。但是如果将要死去的是一个人，而且是心爱的人，那么除了面对生命消亡感受到的恐惧以外，还会感到身心被撕裂，遭受精神上的创伤，这种创伤就像肉体上的创伤一样，有时会致命，有时能治愈，但总是很痛，而且害怕外界刺激到它的触动。
安德烈公爵死后，娜塔莎和玛丽娅公爵小姐同样都有这种感觉。她们精神上屈服和无视笼罩在头上的可怕的死亡的阴云，不敢正视人生。她们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自己尚未愈合的伤口，使其避免遭受侮辱性的、引起疼痛的触碰。所以一切：沿街疾驶而过的马车，进餐的提醒，女仆对该准备什么衣服的询问；更糟的是，虚情假意表示同情的话语，都刺痛着伤口，仿佛这是一种侮辱，破坏了她们两人竭力想要聆听在她们的想象中尚未停止的可怕而又庄严的合唱而必要的宁静，也妨碍她们凝视瞬间展现在她们面前的神秘无垠的远方。
只有她们两个人在一起时，才不感到屈辱和痛苦。她们之间很少交谈。即便交谈，也是说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两个人都避免提到与未来有关的事。
她们觉得，承认可能会有未来，那是对缅怀他的一种侮辱。在交谈中，她们更加小心地回避着可能与死者有关的一切。她们觉得，她们所经历和感受的事情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她们还觉得，任何用话语提起他的生活细节的做法，都会损害出现在她们眼前的神秘的伟大和圣洁。
她们一直克制着，很少说话，总是尽量回避一切可能使人提起他的话：这种在各个方面一触及不应该谈论的事情就打住话头不往下说的做法，使得她们感受到的一切更加纯洁和更加鲜明地显现在她们的脑海里。
但是纯粹和完全的悲伤，就像纯粹和完全的快乐一样，是不可能有的。玛丽娅公爵小姐就其景况来说既是一个自己命运的独立的主人，又是侄子的监护人和教养者，她第一个被现实生活唤出了最初两个星期所生活的那个悲伤的世界。她收到一些亲友的来信，需要回复；尼科连卡住的那个房间潮湿，害得他开始咳嗽。阿尔帕特奇来雅罗斯拉夫尔报告各种事务，建议和劝说她搬回莫斯科的完好无损、只需稍作修缮的沃兹德维仁卡的住宅。生活没有停止，还要生活下去。不管玛丽娅公爵小姐走出那个她此前生活于其中的单独的内省的世界有多么痛苦，不管撇下娜塔莎一个人她是多么舍不得和不忍心，但是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务需要她去处理，于是她不由自主地全身心投入到这些事务当中。她与阿尔帕特奇一起检查了帐目，与杰萨利商量侄子的事，为搬回莫斯科做各种安排和准备。
娜塔莎只剩下一个人，而且从玛丽娅公爵小姐开始为动身做各种准备以后，娜塔莎也总是回避她。
玛丽娅公爵小姐请求伯爵夫人允许娜塔莎与自己一起去莫斯科，父亲和母亲高兴地答应了这个请求，因为他们看到女儿的身体在一天天地衰弱下去，希望换个地方和莫斯科医生的治疗对她来说会有好处。
“我哪里也不去，”娜塔莎听到这个建议时回答说，“只求你们别管我，”她说完就跑出房间，极力忍住眼泪，这不仅是痛苦的眼泪，更多的是懊恼和气愤的眼泪。
在娜塔莎觉得自己被玛丽娅公爵小姐所抛弃和只好独自一人忍受悲痛以后，她大部分时间都一个人待在自己的房间里，蜷着腿坐在沙发角上，用纤细的、绷紧的手指撕扯或者揉捏着什么，双眼执着地、一动不动地盯着目光停驻的地方。这种孤独令她身心交瘁，痛苦不堪；但这对她来说是必需的。只要有人走进她的房间，她就快速地站起来，改变姿势和眼神，拿起一本书或者针线活，显然急不可耐地等着那个打扰了她的人走开。
她一直觉得她眼看就要明白、洞悉她心灵的目光带着可怕的、她无力解决的问题所注视的那种东西。
十二月末的一天，娜塔莎穿着黑色毛料衣服，发辫漫不经心地盘起一个结，消瘦而又苍白，蜷腿坐在沙发角上，紧张地把腰带末端揉成一团，然后再抚平，眼望着门角。
她看着他去的地方，看着生命的彼岸。而这个生命的彼岸，此前她从未想到过它，此前她觉得它是那么遥远、那么不可思议，可是现在她却觉得它比生命的此岸更近、更亲、更容易理解，因为此岸的一切不是空虚和破灭，就是痛苦和屈辱。
她看着那个地方，她知道他在那里；但是她无法看到他与在这里时不同的样子。她看到的他，还是他在梅季希、特罗依查、雅罗斯拉夫尔时的那副模样。
她看见他的脸，听见他的声音，重复他的话和自己对他说的话，有时为自己和为他想出一些那时可能会说的新的话。
她看见他正穿着丝绒长袍躺在圈椅里，一只消瘦苍白的手支撑着脑袋。他的胸部深陷，两肩耸起。他双唇紧闭，眼睛闪烁着光芒，惨白的额头上时而出现一道皱纹，接着又消失了。他的一条腿在不易觉察地快速颤抖。娜塔莎知道，这是他在与折磨人的疼痛搏斗。“这疼痛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痛？他有什么感觉？他是多么痛啊！”娜塔莎想。他觉察到她在注意他，便抬起眼睛，脸上不带笑容，开始说话。
“有一件事很可怕，”他说，“这就是把自己与一个正在经受痛苦的人永远联系在一起。这是没有期限的折磨。”于是他用试探性的目光——娜塔莎现在看到了这种目光——看了看她。娜塔莎像往常一样，还没来得及想一想要说的话就做了回答；她说：“不会总这样继续下去的，一定不会这样的，您将会康复——完全康复。”
她现在又看见了他，现在又体验到了她那时感受到的一切。她想起他在说这些话时久久注视着她的忧郁而又严厉的目光，明白了这持久的目光中包含着责备和失望。
“我同意，”娜塔莎现在对自己说，“倘若他总是经受着痛苦，那是可怕的。我当时这样对他说，只是因为这对他来说是可怕的，可是他却做了另一种理解。他以为这对我说是可怕的。他那时还想活下去——于是他怕死。可我这样粗鲁、愚蠢地对他说了那些话。我没想到这一点。我想的完全是另外一件事。如果我对他说我心里想的那些话，我就会说：就让他慢慢地死去吧，一直在我眼前慢慢地死去，与我现在的情况相比我会感到幸福的。而现在……什么事、什么人都没有了。他是否知道这些？不。他不知道，永远都不会知道。可是现在永远、已经永远无法补救了。”他又对她说了那些话，但是现在娜塔莎在自己的想象中回答的不一样了。她打断他的话，说道：“对您来说是可怕的，但对我不是。您知道，没有了您，我的生活中就什么都没有了，与您一起经受痛苦对我而言是最大的幸福。”于是他抓住她的一只手，像他在去世前四天的那个可怕的晚上一样握了握。她在自己的想象中还对他说了另外一些温柔而又亲热的话，这些话当时就应该说而现在才说出来，“我爱你……爱你，我爱……”娜塔莎说，她**地握紧双手，拼命咬紧牙关。
她心中充满了甜蜜的痛苦，眼泪已经要夺眶而出了，但是她突然问自己：她是在对谁说这些话呢？他现在在哪里，他是什么人呢？于是一切又被冷酷无情而又不容逾越的疑惑遮盖住了，她又紧锁眉头，看着他躺过的地方。她觉得她眼看就要洞悉那秘密了……但是，就在不可理解的事物仿佛就要在她面前得到揭示的时刻，敲击门锁把手的巨大响声使她吃了一惊。女仆杜尼娅莎神色惊恐、无所顾忌地快步走了进来。
“请您到爸爸那儿去，快点，”杜尼娅莎带着特别的而又激动的表情说，“发生了不幸，是彼得·伊里奇出了事……有封信，”她抽噎着说。
二
在这段时间里，娜塔莎除了对所有的人都有疏远的感觉以外，她更加疏远自己的家人。所有的家人：父亲、母亲、索妮娅，都离她那么近，对她来说那么习以为常，那么枯燥乏味，她觉得他们所有的话语和情感都是对她最近所生活的那个世界的一种侮辱，因而她不仅对他们冷漠，而且还怀有敌意。她听见杜尼娅莎说到彼得·伊里奇，说到不幸，但是她不明白这些话的意思。
“他们那里会有什么不幸，可能发生什么不幸？他们一切都是老样子，都是司空见惯的事，一切都平平静静。”娜塔莎在心里对自己说。
当她走进大厅的时候，父亲正快步走出伯爵夫人的房间。他满脸皱纹，老泪纵横。他从那个房间里跑出来，显然是为了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看到娜塔莎后，他绝望地挥了挥双手，突然痛苦**地抽泣起来，使他那圆圆的柔和的脸变了样。
“佩……别佳……去，去，她……她……叫你……”他像孩子一样号啕大哭，软弱无力的双腿迅速地迈着碎步走到椅子前，几乎扑到在上面，用双手捂住脸。
一股电流陡然传遍了娜塔莎的全身。有种东西冷酷无情地击中了她的心。她感到一种剧烈的疼痛；她觉得体内的某种东西被撕裂了，觉得自己就要死了。但是在这阵疼痛之后，她霎时间感到挣脱了她身上的那种生活的禁忌。她看见父亲，听到从门里传来的母亲可怕的、刺耳的叫喊声，她瞬息间就忘记了自己，忘记了自己的痛苦。她跑到父亲跟前，可是他无力地摆摆手，指着母亲房间的门。玛丽娅公爵小姐面色惨白、下颏颤抖着从门里出来，抓住娜塔莎的手，对她说了一些话。可是娜塔莎没有看见她，没有听见她说话。她快步走进门，停了片刻，似乎是在与自己做斗争，然后跑到母亲身边。
伯爵夫人躺在圈椅里，极不自然地挺直身体，脑袋撞着墙。索妮娅和女仆们抓着她的两只胳膊。
“叫娜塔莎，叫娜塔莎来！……”伯爵夫人喊着，“不是真的，不是真的……他撒谎……叫娜塔莎来！”她推开周围的人喊着，“你们都走开，不是真的！打死了！……哈-哈-哈-哈！……不是真的！”
娜塔莎屈起一只膝盖跪在圈椅上，朝着母亲俯下身，搂住她，突然用力把她扶起来，转过她的脸，依偎着她。
“好妈妈！……亲爱的！……我在这儿，亲爱的。好妈妈，”她一刻不停地对她轻声说着。
她没有放开母亲，温柔地按住她，要来枕头和水，撕扯着解开母亲身上的衣服。
“亲爱的，亲爱的……好妈妈，亲爱的。”她不停地低声说着，吻着她的头、手、脸，觉得自己的眼泪像泉水一样不可遏止地流出来，刺得鼻子和脸颊直发痒。
伯爵夫人紧握着女儿的手，闭上眼睛，安静了一会儿。突然她异常迅速地坐起来，茫然地四下张望，看到娜塔莎以后，她使出浑身的劲搂住她的头。然后她把娜塔莎那疼得皱起眉头的脸转向自己，久久地端详着。
“娜塔莎，你是爱我的，”她用信任的语气低声说。“娜塔莎，你不会骗我吧？你能告诉我全部真相吗？”
娜塔莎用饱含泪水的双眼看着她，她的脸上只有祈求谅解和怜爱的表情。
“亲爱的，好妈妈。”她反复地说着，想竭尽全部爱的力量来分担压在母亲身上的强大的悲痛。
母亲又开始与现实做着软弱无力的斗争，她无法相信她心爱的风华正茂的孩子被打死了，而她还活着，于是她又陷入了癫狂的状态，以求从现实中得到解脱。
娜塔莎不记得这一天、这一夜、下一天、下一夜是怎么过的。她没有睡过，也没有离开过母亲。娜塔莎坚忍不拔而又富有耐心的爱，不是劝解，也不是安慰，而是生的召唤，它时刻仿佛从四面八方包围着伯爵夫人。第三天夜里伯爵夫人安静了几分钟，于是娜塔莎把头靠在圈椅扶手上，闭上了眼睛。床咯吱响了一声。娜塔莎睁开眼睛。伯爵夫人正坐在**低声说话。
“你来了，我多高兴啊。你累了，想喝茶吗？”娜塔莎走到她跟前。“你变得漂亮了，长大成人了。”伯爵夫人拉着女儿的手继续说道。
“好妈妈，你在说什么呀？……”
“娜塔莎，他不在了，再也没有了！”于是伯爵夫人搂着女儿第一次哭了起来。
三
玛丽娅公爵小姐推迟了启程的日期。索妮娅、伯爵都竭力想替换一下娜塔莎，但是不行。他们看到，只有她一个人才能让母亲不陷入失去理智的绝望。三个星期以来，娜塔莎寸步不离地呆在母亲身边，睡在她房间里的圈椅上，伺候她喝水吃饭，不停地和她说话——她这样说话，是因为只有她那温柔亲切的声音能够安抚伯爵夫人。
母亲心灵上的创伤是无法治愈的。别佳的死夺走了她的一半生命。别佳死讯传来的时候，她还是一个容光焕发而又精神饱满的五十岁女人，可是一个月以后她从自己的房间里走出来的时候，已经成了一个半死不活的、对生活失去兴趣的老太婆了。但是那夺走伯爵夫人一半生命的创伤，这个新的创伤却使娜塔莎的生命复苏了。
不管看起来多么奇怪，由于精神崩溃而产生的心灵上的创伤，也像肉体上的创伤一样，在很深的伤口看似愈合、封口以后，精神上的创伤也像肉体上的伤口一样，只有靠机体内部滋生出来的生命力才能痊愈。
娜塔莎的创伤就是这样愈合的。她曾经以为她的生命结束了。但是对母亲的爱突然向她表明，她生命的本质——爱——仍然活在她心里。爱苏醒了，生命也就苏醒了。
安德烈公爵临终前的那些日子使娜塔莎和玛丽娅公爵小姐之间建立了亲密的关系。新的不幸使她们更加亲近起来。玛丽娅公爵小姐推迟了自己动身的日期，在最近的三个星期里像照看生病的孩子一样照顾着娜塔莎。娜塔莎在母亲的房间里度过的几个星期耗尽了她的体力。
一天中午，玛丽娅公爵小姐发现娜塔莎像害了寒热病似的浑身发抖，就把她带到自己房里，让她睡在自己**。娜塔莎躺下来，但是当玛丽娅公爵小姐放下窗帘想出去的时候，娜塔莎把她叫到自己身边。
“我不想睡。玛丽，陪我坐一会儿。”
“你累了——尽量睡一觉吧。”
“不，不。你干吗把我带到这里来？她会找我的。”
“她好多了。她现在说话都很正常。”玛丽娅公爵小姐说。
娜塔莎躺在**，在房间的昏暗中端详着玛丽娅公爵小姐的脸。
“她像他吗？”娜塔莎想。“是的，又像又不像。她是一个特别的、陌生的、完全新的、不熟识的人。她也爱我。她心里有什么呢？全都是好意。但是怎么样呢？她是怎么想的呢？她是怎么看我的呢？是的，她太好了。”
“玛莎，”她怯生生地把她的一只手拉过来说，“玛莎，你不要以为我很坏。不是这样想的吧？玛莎，亲爱的。我多么爱你啊！让我们成为真正的、真正的朋友吧。”
于是娜塔莎拥抱着玛丽娅公爵小姐，开始亲吻她的手和脸。玛丽娅公爵小姐对娜塔莎这样表达自己的感情既感到不好意思，又感到高兴。
从这一天起，玛丽娅公爵小姐和娜塔莎之间建立起一种极热烈而又充满温情的友谊，这种友谊通常只存在于女人之间。她们不停地亲吻，相互说一些温情的话语，大部分时间都呆在一起。如果一个人出去了，那么另外一个人就会感到不安，就会急忙去找她。她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觉得比自己独处时关系更为融洽。她们之间建立起一种比友谊更为强烈的感情：这是一种觉得只有两个人在一起才能活下去的独特的感情。
她们有时几个钟头沉默不语；有时已经躺在**了又开始交谈，一直说到清晨。她们说的大部分都是遥远的过去。玛丽娅公爵小姐讲自己的童年，讲自己的母亲，讲自己的父亲，讲自己的梦想。娜塔莎从前因不理解而心安理得地无视这种生活、虔诚、驯顺、这种基督徒自我牺牲的诗意，现在却觉得自己和玛丽娅公爵小姐情投意合，既爱上了玛丽娅公爵小姐的过去，也懂得了她从前不懂的生活的另一面。她没有想过要把驯顺和自我牺牲精神运用到自己的生活中，因为她习惯于寻找其他乐趣，但是她理解并爱上了对方身上这种她以前不理解的美德。对于玛丽娅公爵小姐来说，当听了娜塔莎的童年和少女时代的故事以后，在她面前也展现了她从前所不理解的生活的另一面，产生了对生活、对生活的乐趣的信心。
她们仍然一直这样从不谈论他，她们觉得，这样做可以避免用言语损害她们心中那种崇高的感情，而这种避而不谈他的做法，使她们逐渐把他忘了，虽然她们不相信会这样。
娜塔莎瘦了，脸色苍白，身体异常虚弱，使得大家常常谈论她的健康状况，这让她感到高兴。但有时她突然不仅怕死，而且害怕生病、怕虚弱、怕失去美貌，于是她时而不由自主地仔细看自己**的手臂，并惊异于它的瘦弱，或者早晨照照镜子，看看自己那变得瘦长、让她觉得很难看的脸。她觉得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同时也感到可怕和悲伤。
有一次，她快步地上楼，累得气喘吁吁。她又立刻不由自主地给自己想出了在楼下要做事情，然后又从楼下跑上楼去，以此来检验自己的体力，观察着自己。
另外一次，她喊了一声杜尼娅莎，她的声音直颤抖。于是她又喊了一声，尽管她已经听到了她的脚步声，——这次她用的是以前她唱歌时用的胸音，并且注意地倾听着这种声音。
她不知道，也不相信，然而在覆盖着她心灵的那一层在她看来无法穿透的淤泥下面，已经钻出了尖细柔弱的嫩草，这些嫩草必定会扎根，并用它们生机勃勃的枝叶遮蔽住压抑着她的悲哀，这种悲哀很快就会看不到了，也觉察不出来了。伤口从机体内部愈合了。
一月末，玛丽娅公爵小姐动身去莫斯科，于是伯爵坚持让娜塔莎与之同行，以便到那里就医诊治。
四
在维亚济马附近，库图佐夫没能使自己的部队打消击败、切断等等的愿望，在那里打了一仗以后，逃跑的法国人以及随后追赶的俄国人在接下来的直到克拉斯诺耶的行军中，没有发生战事。法国人跑得那么快，在后面追击的俄国军队总是赶不上他们。骑兵和炮兵的马都跑不动了，关于法国人动向的情报也总是不准确的。
俄国军队连续不断地以每昼夜四十俄里的速度行军，使得人人疲惫不堪，无法再加快速度了。
要想知道俄国军队疲惫的程度，只要清楚地理解如下事实的意义就够了：俄国军队在塔鲁季诺战役期间死伤者不过五千人，被俘者不过几百人，离开塔鲁季诺的时候共有十万人，可是到了克拉斯诺耶的时候只剩下了五万人。
俄国人快速追赶法国人的行动，正像法国人逃跑对自己的军队造成的影响一样，对俄国军队的作用是破坏性的。区别只在于俄国军队的行动是自由的，没有悬在法国军队头上的那种灭亡的威胁；区别还在于法国人掉队的生病士兵都落在了敌人手里，而掉队的俄国士兵则留在了自己的家乡。拿破仑军队人数减少的主要原因在于跑得太快，对此俄国军队人数的相应减少可以作为确凿的佐证。
库图佐夫像在塔鲁季诺和维亚济马一样，他的全部活动只是为了——他尽量利用他的权利——不去阻止法国人这种自取灭亡的行动（而彼得堡和军队里的俄国将军们期望他去阻止），而是予以促动，并减慢自己军队的行进速度。
但是除此以外，库图佐夫自从军队由于行进过于迅速而出现疲惫和大量减员情形的时候起，还想到了另外一个减慢军队行动速度和等待时机的理由。俄国军队的目的是跟踪法国人。法国人的逃跑路线是未知的，因此我军跟在法国人后面离法国军队越近，走的路就越多。只有在跟踪时保持一定的距离，才能以最短的路线跟上走曲折路线的法国人。将军们提出的一切巧妙迂回的策略，都表现在调动部队和增加行程上，而唯一合理的目标则在于减少这些行程。从莫斯科到维尔诺的整个战局中，库图佐夫的全部活动都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不是偶尔为之，也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持之以恒，他一次也没有改变过这个目标。
库图佐夫知道这一点不是靠智慧或者学识，而完全是靠一个俄国人的意识知道和觉察到了每一个俄国士兵觉察到的东西，知道法国人已被战胜，知道敌人在逃，也应该把他们赶出去；与此同时，他也和士兵们一样感受到，以闻所未闻的速度在这个季节里行军是多么艰难。
但是将军们，特别是那些不是俄国人的将军们想要建功立业，一鸣惊人，为了某种目的想要俘虏一位公爵或者王爷，——这些将军们觉得，就在此时任何战斗都是有害和毫无意义的时候，他们觉得，现在正是进行战斗和战胜某人的时机。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向库图佐夫提出作战方案，要靠那些穿着破鞋、没有短皮外衣、处于半饥饿状态士兵们去打仗，而军队在没有战斗的情况下一个月就减员近一半，在法国人继续逃跑的最好的情况下，要追到国境还得走比已经走过的路程还要长的路，所以听了将军们的那些方案，库图佐夫只是耸了耸肩。
这种想要建功立业和战斗、打垮和切断敌人的愿望，在俄国军队碰到法国军队的时候表现得就更强烈了。
在克拉斯诺耶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在那里本来想找到法国人三个纵队中的一个，却碰到了拿破仑本人和他的一万六千人马。尽管库图佐夫用尽一切办法来避免这次危害较大的冲突，以保存自己军队的实力，然而在克拉斯诺耶附近俄国军队的疲惫不堪的人们还是受命连续三天袭击了那溃不成军的法国人。
托尔起草了作战部署：第一纵队前往某地，等等。但是，像往常一样，一切都没有按照作战部署进行。符腾堡亲王欧根从山上朝着一群从旁边跑过的法国人射击，并且要求增援，但是援军没有到来。法国人连夜绕过俄国人，四散开来，藏进树林里，各自设法继续逃跑。
米洛拉多维奇总是说，他不想知道任何有关部队给养的情况，每到需要他的时候也总是找不到他，他自命为“无所畏惧和无所指责的骑士”，热衷于和法国人谈判，他派军使去要求法国人投降，然而白白浪费了时间，做了不是指令他做的事。
“弟兄们，我把这个纵队交给你们了。”他骑马来到军队前，指着法国人对骑兵们说。于是骑兵们骑着又瘦又弱的、勉强挪动脚步的马，用马刺和刺刀驱赶着它们，做出极大的努力以后，快步赶到送给他们的纵队，即一群冻僵和饿坏了的法国人面前；这个交给他们的纵队立刻放下武器投降了，其实它早就想这么做了。
在克拉斯诺耶附近俄军俘虏了二万六千人，缴获了几百门大炮和一根据称是元帅杖的棍子，接着人们就争论谁立了功，大家对这一仗都很满意，但是因没能捉到拿破仑或者某个英雄和元帅而感到惋惜，为此相互指责，尤其指责库图佐夫。
这群受自己的私欲所驱使的人只不过是最可悲的必然性规律的盲目执行者；但是他们却认为自己是英雄，以为他们所做的是最可敬和最崇高的事情。他们指责库图佐夫，说他从战争伊始就妨碍他们战胜拿破仑，说他只想满足自己的欲望，而不想离开亚麻布厂，因为他在那里安逸舒适；说他在克拉斯诺耶停止前进，只是因为他得知拿破仑在那里以后，就完全惊慌失措了；说可能他和拿破仑相互勾结，他被收买了等等，等等。
不仅受自己的私欲所驱使的同时代人这么说，后代和历史也都承认拿破仑伟大，至于库图佐夫，外国人认为他是一个狡猾奸诈、荒**无耻、软弱无能的老臣；俄国人则认为他是个难以捉摸的人，是个傀儡，只因为他有个俄国人名字才有点用处。
五
在一八一二年和一八一三年，人们公开指责库图佐夫犯了错误。皇上对他也很不满意。在不久前遵照最高旨意编写的史书中说，库图佐夫是一个老奸巨滑的宫廷骗子，他惧怕拿破仑的名字，他在克拉斯诺耶和别列津纳犯下的错误致使俄国军队失去了获得完全战胜法国人的荣誉。
这样的命运不是伟大人物的命运，不是俄国有头脑的人们不承认的那些伟人的命运，而是那些领悟了上帝的旨意并让个人的意志服于从上帝意志的少见的、总是孤独的人的命运。群众则用憎恨和蔑视来惩罚这些彻悟了最高法则的人。
对俄国历史学家而言——说来令人奇怪和可怕——拿破仑只不过是历史上的微不足道的工具，无论在何时、何地、甚至在流放期间他也没有表现出人格尊严，然而却成了赞扬和欣慕的对象；他们说他伟大。而库图佐夫这个在一八一二年的活动中从始至终、从波罗金诺到维尔诺一言一行从未改变初衷的人，是历史上具有自我牺牲精神和洞察当前事件的深远意义的非凡的典范——在他们眼中却面目模糊而又微不足道，在谈到库图佐夫和一八一二年的时候，他们总觉得好像有点耻辱似的。
然而，很难想象有这样的历史人物，他的活动如此始终如一地朝着同一个目标努力。很难设想哪一个目标会比这个目标更可贵和更符合全体人民意愿。更难以在历史上找出另外一个例子，来说明某一历史人物给自己制定的目标能够像库图佐夫在一八一二年全力以赴去实现的那个目标那样完全得以实现。
库图佐夫从来不说四千年的历史从这些金字塔上看着你们之类的话，不谈他为祖国作出的牺牲，不谈他想要做或者已经做了的事：他根本不谈自己，不装腔作势，总是让人觉得他是一个最普通和最平凡的人，说的也都是最普通和最平凡的事。他给女儿们和斯塔尔夫人写信，读小说，喜欢和漂亮的女人交往，与将军、军官和士兵开玩笑，从来不反驳那些想要向他证明些什么的人。比如说，拉斯托普钦伯爵在雅乌兹桥上骑马来到库图佐夫跟前，责问是谁在莫斯科陷落中犯下了错误，他说：“您不是保证过不经战斗决不放弃莫斯科的吗？”库图佐夫答道：“不经过战斗我是不会放弃莫斯科的，”虽然那时莫斯科已经被放弃。再比如，阿拉克切耶夫奉皇上之命前来，说应当任命叶尔莫洛夫为炮兵司令，库图佐夫就答道：“是的，我刚才也说过了这件事。”虽然他在此前的一分钟里讲的完全是另外一件事。当时只有他一个人理解事件的全部巨大意义，他周围全是些头脑不清的人，因此拉斯托普钦伯爵把首都的灾难归咎于自己或者是归咎于他，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至于任命谁担任炮兵司令，就更不会让他感兴趣了。
他不仅在这些场合下这么说，这个老人的生活经验使他确信，思想以及表达思想的语言并不是人们行动的推动力，所以他总是说一些毫无意义的话，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然而，正是这个说话如此随便的人，在他的全部活动中没有说过一句不符合他在整个战争期间所要达到的那个唯一的目标的话。显然，他怀着深信不为人们所理解的沉重心情，在各种各样的场合中不由自主地多次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从波罗金诺战役开始，他就与周围人有了分歧，只有他一个人说，波罗金诺战役是一个胜利，而且一直到临终前，他在口头上、在所有报告中、在所有战斗总结中都反复这样说。只有他一个人说，失去莫斯科不是失去俄国。他在答复洛里斯通的和谈建议时说，和谈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是人民的意愿；只有他一个人在法国人撤退时说，我军的一切行动都没有必要，一切听其自然会比我们所期望的更好，要敌人给搭一座金桥，无论是塔鲁季诺、维亚济马还是克拉斯诺耶等地的战役都没有必要，应当在追到边境时还有点实力，他不会用十个法国人换一个俄国人。
只有他，这位宫廷大人物，这个被描绘成为取悦皇上而向阿拉克切耶夫撤谎的人，只有他，这位宫廷大人物在维尔诺不顾引起皇上的反感说，境外继续作战是有害无益的。
但是，仅凭言词还不足以证明他在当时就理解了事件的意义。他的行动未曾有过丝毫的偏离，始终都是为了实现同一个既定的目标，这个目标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竭尽全力和法国人作战；第二，要战胜他们；第三，把他们赶出俄国，并尽可能减轻人民和军队的痛苦。
就是这个库图佐夫，这个以“忍耐和时间”为座右铭的做事慢条斯理、一向反对急躁行动的人，他在发动波罗金诺战役时以前所未有的严肃态度做好了各项准备工作。也就是这个库图佐夫，在奥斯特利茨战役开始前就说肯定会失败，而在波罗金诺尽管将军们都认为那次战役失败了，尽管在历史上还未曾听说过军队打了胜仗后还要撤退的先例，但是只有他与所有人的意见相反，一直到死都坚持认为波罗金诺战役是一次胜利。只有他一个人在法军整个撤退期间都坚决主张不进行当时已经毫无益处的战斗，不发动新的战争，也不跨过俄国边界。
只要不把十几个人头脑中的目标说成是群众行动的目标，那么现在要理解事件的意义就很容易了，因为整个事件及其后果都已经摆在了我们面前。
但是当时这位老人怎么会与所有人的意见相反，能够判断出而且如此准确地判断出事件的人民性的意义，并因此在整个活动过程中一次都没有改变过这种看法呢？
这种彻悟所发生事件的意义的非凡能力，源自他心怀十分纯洁和强烈的人民感情。
正是承认他怀有这种感情，人民才会以如此奇特的方式违背沙皇的意愿，选择他这个不得宠的老头子作为人民战争的代表。也正是这种感情使他达到了最完美的人性的高度，因此他这位总司令的全部精力才不是用来屠杀和消灭人们，而是用来拯救和怜悯他们。
这个朴实、谦虚并因此而真正伟大的人物，无法纳入到史学构想出来的那种主观臆断地掌控着人民的欧洲式英雄的虚假模式中去。
对于奴才而言，不可能存在伟大的人物，因为奴才对伟大这个概念有自己的理解。
六
十一月五日是所谓的克拉斯诺耶战役的第一天。临近傍晚，在没有到达指定地点的将军们的多次争吵和错误之后；在派出带着互相矛盾的命令的副官们之后，情况就已经十分清楚了，敌人已经四散奔逃，不可能也不会再有战斗，此时库图佐夫离开克拉斯诺耶前往多布罗耶，因为总司令部已于当天迁到了那里。
这天天气晴朗，寒气袭人。库图佐夫带着一大群对他不满、在他身后窃窃私语的将军，骑着自己那匹肥壮的白马前往多布罗耶。一路上，随处可见当天俘获的法国人（这天俘虏了七千人）成群地聚拢在火堆旁边烤火。在离多布罗耶不远的地方，一大群衣衫褴褛、用顺手捡来的东西裹着身体的俘虏们站在摆在路上的一长列卸下来的法国大炮旁边吵吵嚷嚷地说着话。总司令走近时，说话声就停了下来。所有的眼睛都盯住库图佐夫，只见他头戴镶有一道红箍的白帽子，拱起的肩上披着棉大衣，骑着白马沿大路缓缓走来。一位将军正在向库图佐夫报告这些大炮和俘虏是从什么地方俘获的。
库图佐夫好像心里想着什么事情，没有听见将军的报告。他不满地眯起眼睛，认真仔细地端详着那些样子特别可怜的俘虏。大多数法国士兵鼻子和两颊都冻伤了，模样很难看，几乎所有人的眼睛都红肿、糜烂。
一堆法国人靠近路边站着，有两个士兵——其中一个脸上长满了疮——正在用手撕一块生肉。在他们瞥向过路人的目光中，在那个向库图佐夫瞟了一眼就立即转身继续做自己的事的满脸生疮的士兵的恶狠狠的表情中，有某种可怕的兽性的东西。
库图佐夫久久地仔细地看着这两个士兵；他眉头皱得更紧，眯起眼睛，若有所思地摇了摇头。在另外一个地方，他看见一个俄国士兵笑着拍着一个法国人的肩膀，亲切地对他说着什么。库图佐夫又带着同样的神情摇了摇头。
“你说什么？什么？”他问那位继续做着报告的将军，这位将军请总司令注意已缴获的立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的前线上的法军军旗。
“啊，军旗！”库图佐夫说，他的思绪似乎好不容易才离开引起他兴趣的事物。他茫然地环顾了一下四周。数千双眼睛从四面八方望着他，期待着他讲话。
他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前面停了下来，深深地叹了一口气，闭上了眼睛。有个随从招了招手，叫拿着法国军旗的士兵们过来把这些军旗摆放在总司令周围。库图佐夫沉默了几秒钟，看起来极不情愿、但又不得不服从所处地位去做必须要做的事情，他抬起头，开始讲话。一群军官围住了他。他仔细地看了看周围的军官，认出了其中的一些人。
“谢谢大家！”他先是转身朝着士兵们，然后又转过来朝着军官们说。他的周围一片寂静，可以十分清晰地听见他那慢条斯理地说出来的话。“感谢大家在艰苦的条件下忠诚地为国效劳。胜利已经在握，俄罗斯不会忘记你们，光荣永远属于你们！”他停顿了片刻，环顾一下四周。
“放低点，把它的头放低点，”他对无意中把手里的法国鹰旗放到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的军旗前面的士兵说。“再低点，再低点，好了，就这样。乌拉！弟兄们！”他的下巴朝着士兵们迅速地一摆，说道。
“乌拉—拉—拉！”数千个声音喊叫起来。
在士兵们欢呼的时候，库图佐夫在马鞍上俯下身，低下头，他的眼睛里闪现出温情的、又仿佛是讥讽的光芒。
“是这样的，弟兄们，”他在欢呼声停下来时说……
他的声音和脸上的表情突然变了：仿佛不是一个总司令在讲话，而是一个普通的老人在讲话，显然他现在想对伙伴们说几句最需要说的话。
在军官堆里和在士兵队列中的人们向前动了动，以便更清楚地听到他就要说的话。
“是这样的，弟兄们。我知道你们很艰苦，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再忍耐忍耐；不会太久了。等我们把这些不速之客送走，那时就可以休息休息了。你们为国效了力，皇上不会忘记你们。你们很艰苦，但毕竟是在自己国家里；可是他们——你们看，他们已经落到何等地步。”他指着俘虏们说道，“还不如最穷的叫化子。当他们强大的时候，我们不遗余力地打击他们，现在可以可怜可怜他们了。他们也同样是人嘛。对不对，弟兄们？”
他环顾四周，从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的那些倔强的、极其崇敬而又困惑不解的目光中，他看得出他们都赞同他的话：于是他的嘴角和眼角皱起来，露出一个普通老人的温和的微笑，他的神情愈来愈明朗。他停了一会儿，似乎困惑地低下头。
“不过话又说回来，是谁叫他们到我们这儿来的？他们活该，这些畜……畜……！”他突然抬起头说。接着他把鞭子一挥，在整个战争期间第一次策马疾驰而去，离开了高兴得哈哈大笑、高喊着“乌拉”、已经乱了队列的士兵们。
库图佐夫所讲的话未必能为士兵们所理解。谁都不能复述出元帅的这番开头庄严而结尾像慈祥老人所说的话的内容；但是这番发自内心的讲话的意义不仅已经被理解，而且正是这种情感，正是这种在老人善意的咒骂中表现出来的对敌人的怜悯和对我们事业的正义性的认识的伟大庄严的情感，也深藏在每个士兵心里，并以兴高采烈的、经久不息的欢呼声表达出来。在此之后，一个将军向总司令请示是否要把他的车叫来，库图佐夫回答时出人意料地抽噎了一下，看起来他心情十分激动。
七
十一月八日是克拉斯诺耶战役的最后一天；当部队到达宿营地的时候，天已经黑了。这一整天都静寂无风，寒气袭人，空中飘着稀稀拉拉的雪花；临近傍晚时天开始放晴。透过雪花，可以看见深紫色的星空，寒气更加逼人了。
火枪兵团是最先到达指定宿营地——大路旁边的一个村庄——的团队之一，这个兵团在离开塔鲁季诺时是三千人，现在只剩下九百人。迎接该团的设营员说，所有的房子都被生病的和死去的法国人、骑兵和各个司令部占用。只有一间房子可以让团长住。
团长骑马来到给他住的房子前。团队则穿过村庄，在村边上的几座房子旁的大路上架起了枪。
这个团队像一头庞大的多足的动物一样开始安排自己的窝穴和食物。一部分士兵蹚过没膝深的雪走进村子右边的桦树林中，森林里立刻就传来斧子砍树的声音、树枝折断的声音和欢快的说笑声；另一部分士兵在集中在一起的团队的大车和马匹中间忙活着，取出大锅和干粮，饲喂马匹；还有一部分士兵分散到村子里去，为司令部的人安排住处，他们把停放在房子里法国人的尸体抬出去，然后搬来一些木板、干柴、从屋顶上扯下来的干草准备生篝火，还拖来挡风用的篱笆。
大约有十五名士兵在村边的农舍后面，高兴地喊叫着摇晃一间木棚的高高的篱笆墙，木棚的顶盖已经被掀掉了。“来吧，来吧，一起用力，推呀！”大家喊着，于是在黑暗的夜里那堵落着雪的高大的篱笆墙咯吱咯吱地晃动起来。下面的木桩的咯吱声越来越响，最后篱笆墙连同推它的士兵们一齐倒了下来。于是传来一阵粗犷欢快的大叫声和哈哈大笑声。
“两个人两个人地抓住！把棍子拿过来！就这样。你往哪儿去？”
“来吧，一起推……停一停，弟兄们……喊个号子吧！”
大家都不说话了，一个低沉而又柔和动听的声音唱了起来。在第三段末尾，最后一个音刚刚结束，二十个人的声音就一齐喊起来：“呜呜呜呜！来呀！一起推呀！使劲呀！弟兄们！……”但是，不管怎样一齐使劲，篱笆墙仍然几乎纹丝不动，在接下来的沉默中，可以听见呼哧呼哧地喘粗气的声音。
“喂，你们六连的！鬼东西，滑头！来帮一把……也有用得着我们的时候。”
六连的二十来个人正朝村子里走，听见喊他们后全都加入了推篱笆的行列；于是那堵有五俄丈长、一俄丈宽的篱笆弯曲起来，压着刺着呼哧呼哧喘着粗气的士兵们的肩膀，沿着村里的街道往前移动。
“走啊，怎么啦……要倒了，咳……怎么停住了？真是的……”
快乐而粗野的叫骂声此起彼伏。
“你们这是干什么？”突然传来一名士兵盛气凌人的喊声，他正朝着拖篱笆的人跑过来。
“长官老爷们都在这儿；将军本人就在屋里，而你们这些鬼东西，死鬼，还骂骂咧咧的。我揍你们！”司务长喊道，挥手朝最先碰到的士兵背上就是一拳。“难道小声点不行吗？”
士兵们都不吭声了。那个被司务长打了的士兵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擦着因撞上了篱笆而伤得满是血的脸。
“瞧，鬼东西，打得真狠！弄得满脸都是血。”司务长走后，他怯生生地小声说。
“难道你不喜欢吗？”一个声音笑着说；接着士兵们压低了嗓音，继续往前走。到了村外，他们就又大声说起话来，话里照旧夹杂着那些毫无意义的骂人话。
在士兵们刚刚经过的那间小屋里聚集着一些高级长官，他们喝着茶，热烈地谈论着刚刚过去的一天的事情和明天的作战设想。他们打算从左面进行侧翼机动，切断代理总督的后路并活捉他。
士兵们把篱笆拖来的时候，四处都已经生起了炊火，木柴噼啪作响，雪在融化，士兵们的黑影在营地被踩实的雪地上到处晃动着。
四面八方的人们都在挥动刀斧干活。一切都在没有任何指令的情况下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拖来了过夜所需的木柴，为长官们搭好帐篷，大锅煮着饭，武器和装备都安置妥当。
八连拖来的篱笆墙在北面围成半圆形，用枪架支住，前面生起了篝火。不久响起了点名的鼓声，清点了人数，吃过晚饭，分散到篝火旁过夜——有的人修鞋，有的人吸烟，还有一些人脱光了衣服，在火上烤衣衫里面的虱子。
八
俄国士兵当时处于几乎无法想象的艰难的生存条件下——没有暖和的靴子，没有短皮外衣，没有房子可住，露宿在零下十八度的雪地里，甚至没有足够的粮食，因为给养不是总能跟得上部队——在这样的条件下，士兵们似乎应该显得最为愁苦和沮丧。
可是恰恰相反，部队从来没有，即便在最好的物质条件下也从来没有如此快乐和活跃过。这是因为每天都有一些变得消沉或者衰弱的人从部队里淘汰掉了。所有体力不支和意志薄弱的人早就掉了队：剩下的全是部队的精华——不论精神上还是身体上都是如此。
聚在用篱笆墙围起来的八连的驻地的人最多。两个司务长都坐到他们那里来，他们的篝火烧得比其他的都要旺。他们要求人们拿些木柴来才能坐到篱笆墙前面。
“喂，马克耶夫，你怎么啦……找不到地方了还是狼把你吃了？去拿些木柴来。”一个红脸红头发的士兵喊道，他眨着被烟熏得眯缝起来的眼睛，却不愿意离开篝火。“你，乌鸦，最好也去拿点木柴来。”这个士兵转身对另一个士兵说。这个红头发的人既不是士官也不是上等兵，但是他强壮，因此他就能指挥那些比他体弱的士兵。那个被叫做乌鸦的士兵又瘦又小，长着尖鼻子，他顺从地站起来准备去执行这个命令，就在这时火光中出现了一个年轻士兵的修长的漂亮的身影，他抱着一大捆木柴。
“拿到这儿来，好大的一堆！”
士兵们把木柴劈开，加到火上，用嘴吹火，用大衣的下摆煽火，火苗咝咝作响，木柴噼噼啪啪地燃烧起来。士兵们挪近一点，抽起烟来。那个抱来木柴的年轻英俊的士兵两手叉腰，快速而利落地在原地跺着冻僵了的双脚。
“啊，妈妈呀，露水凉冰冰，多么好呀，我是一个火枪兵……”他低声唱着，好像每唱一个音节都要打个嗝儿似的。
“喂，鞋底要飞了！”那个红头发的士兵发现跳舞的人的一只鞋底耷拉下来就高声叫道。“跳舞真是害人。”
跳舞的人停下来，扯掉耷拉下来的皮子，扔进了火里。
“好啦，老兄，”他说；他坐下来，从背包里拿出一块蓝色法国呢子，开始用它包脚。“脚都冻麻了。”他把脚伸向火堆的时候又加了一句。
“快要发新的了。听说打完仗，给大家
发双份的。”
“你看，彼得罗夫那狗崽子，还是掉了队。”司务长说。
“我早就发现了。”另一个说。
“有什么好说的，还是个小兵……”
“听说，三连昨天一天少了九个人。”
“是啊，你想想，脚都冻坏了，还怎么走路？”
“嘿，尽说废话！”司务长说。
“你是不是也想那样？”一个老兵以责备的口吻对那个说脚冻坏了的人说。
“你究竟是怎么想的？”那个被叫做乌鸦的尖鼻子士兵突然从火堆旁边欠起身，用尖细而又颤抖的声音说：“胖的人瘦了，瘦的人死了，就拿我来说吧，一点力气也没有了，”他突然坚决地对司务长说，“你把我送到医院去吧，我浑身疼痛；不然我早晚都会掉队的……”
“好啦，好啦。”司务长心平气和地说。
瘦小的士兵不再说话，而谈话继续进行下去。
“今天抓到的法国人可真不少，这些人穿的靴子，说实在的，没有一个人穿的靴子是像样的，只是徒有虚名罢了。”一个士兵挑起了一个新话题。
“全都被哥萨克给脱走了。他们给团长打扫房子，搬走了死尸，看起来怪可怜的，弟兄们。”那个跳舞的人说，“翻动尸体时，发现有一个还活着，你信不信，他嘴里还叽里咕噜地说着他们的话呢。”
“他们都干干净净的，弟兄们，”第一个说话的人说，“白白净净的，白净得就像白桦树，有的人样子很威武，说不定是贵族呢。”
“你以为怎么样？他们各种身份的人都被招募来当兵打仗了。”
“他们一点也不懂我们的话，”那个跳舞的人带着困惑的微笑说道。“我对他说，‘哪个国家的？'可是他还是叽里咕噜地说着自己的话。真是一些不可思议的人！”
“不过说起来真怪，弟兄们，”那个对他们皮肤白净感到惊奇的人接着说，“莫扎伊斯克的农民说，他们那里曾发生过战斗，他们开始埋死人的时候，他们的尸体已经在那儿躺一个来月了。他说，他们的尸体像纸一样白，干干净净的，一点气味都没有。”
“也许是天气寒冷的缘故吧？”一个人问。
“你太聪明了！竟然想到是天气冷！那时还热着呢。要是因为天气冷，我们的人也就不会发臭了。他说，到咱们的人跟前一看，整个人都腐烂生了蛆。他说，于是我们就用毛巾把脸包起来，扭过头去，拖着尸体走，那气味实在叫人受不了。可是他们的人呢，他说，像纸一样白；一点气味都没有。”
大家都不说话了。
“想必是吃的不一样吧，”司务长说，“他们吃的都是老爷们吃的食品。”
没有人反驳他。
“那个农民说，在莫扎依斯克附近，在打过仗的地方，把他们从十几个村庄召来，运了二十天也没运完全部尸体。那些狼，他说，……”
“那一仗打得可真像样，”一个老兵说。“只有这一仗有值得回忆的东西；而后来打的那些仗……只是折磨人罢了。”
“可不是，大叔。前天我们袭击他们，还不等靠近，他们就赶紧扔下枪。跪在地上。喊着饶命！这只是一个例子。听说，普拉托夫两次抓住过拿破仑本人，他不懂法国话，抓是抓住了：可是想不到在他手上变成一只鸟，飞呀飞，就飞走了。就是没办法打死他。”
“我看你只会瞎说，基谢廖夫。”
“什么瞎说，全是真的。”
“照我的脾气，我要是抓住他，就把他埋起来。再插上一根杨木桩。他害了多少人。”
“我们就要把这一切都了结啦，他不会再来了。”老兵打着哈欠说。
谈话停止了，士兵们开始躺下休息。
“瞧，天上的星星，真多，真亮！你会以为这是婆娘们铺开的麻布呢。”一个士兵欣赏着天上的银河说。
“弟兄们，这是丰年的兆头。”
“应当再添点柴火。”
“背烤暖了，肚子又凉了，真怪。”
“唉，我的上帝！”
“你挤什么，火难道是你一个人的？看看……你的手脚怎么伸得那么开。”
在谈话停止后的寂静中，可以听见有几个睡着的人打起了鼾声；其余的人转动着身子，烤着火，偶尔交谈几句。从一百来步远的一个篝火旁传来友好欢快的大笑声。
“瞧，五连那边在大声说笑。”一个士兵说，“那儿人真多！”
一个士兵站起来，到五连那边去了。
“他们笑得真开心，”他回来说，“两个法国人到了他们那里，一个完全冻僵了，另一个却很活跃！还唱歌呢。”
“噢，噢？去看看……”几个士兵到五连去了。
九
五连驻扎在森林边上。一大堆篝火在雪地中间燃烧得正旺，火光照亮了被霜雪压弯了的树枝。
半夜里，五连的士兵听见森林中的雪地上有脚步声和树枝的断裂声。
“弟兄们，有狗熊。”一个士兵说。大家都抬起头来仔细倾听，只见两个互相搀扶着的衣着怪异的人影从森林中朝着篝火的光亮走来。
这是两个躲藏在森林里的法国人。他们声音嘶哑地用士兵们听不懂的语言说着话，走到篝火旁。一个身材稍高，戴着军官帽，看样子相当虚弱。他走到篝火前想坐下来，却倒在了地上。另一个士兵身材矮小结实，用手巾包着脸，他强壮一些。他扶起同伴，指着自己的嘴巴说了些什么。士兵们围着两个法国人，给生病的铺了一件军大衣，又给他们两个拿来粥和伏特加。
身体虚弱的法国军官叫朗巴尔；脸上包着手巾的是他的勤务兵莫雷尔。
莫雷尔喝了伏特加并且吃了一盒粥之后，突然病态地快活起来，开始不停地对那些听不懂他的话的士兵们说着什么。朗巴尔拒绝吃喝，脑袋枕着胳膊肘沉默地躺在篝火旁，用茫然通红的眼睛望着俄国士兵。他时而发出长长的呻吟声，然后又默不作声了。莫雷尔指着他的肩膀，向士兵们示意这是一位军官，应当让他暖和暖和。一位走到篝火旁边的俄国军官派人去问团长，他让不让一个法国军官到他的屋子里去取暖；派去的人回来说，团长吩咐把法国军官带去，并告诉朗巴尔让他去。朗巴尔站起来想走，但身体摇摇晃晃的，要不是站在他身旁的一个士兵扶住他，差点就又摔倒了。
“怎么？你不敢再来了吧？”一个士兵嘲笑地眨眨眼对朗巴尔说。
“咳，傻瓜！你胡说些什么！真是个乡巴佬，真的，就是个乡巴佬，”四周响起对那个开玩笑的士兵的指责声。大家围着朗巴尔，两个士兵把他抱起来，手搭手把他抬到屋子里去了。朗巴尔搂住一个士兵的脖子，当他被抬起来的时候，他哀伤悲切地说：
“哦，勇士们！哦，我的好人们，善良的朋友们！这才是真正的人！我好心的朋友们！”他像个孩子一样，把头靠在一个士兵的肩上。
与此同时，莫雷尔坐在最好的地方，被士兵们围着。
莫雷尔是个矮小敦实的法国人，他两眼红肿，充满泪水，军帽上像女人一样扎着一条头巾，穿着一件女人的短皮袄。他显然喝醉了，搂着坐在他身旁的一个士兵，声音嘶哑地、断断续续地唱着法国歌曲。士兵们看着他，捧腹大笑。
“喂，喂，教教我，怎么样？我一学就会，怎么样？……”莫雷尔搂着的那个爱开玩笑和爱唱歌的士兵说。
亨利四世万岁，
万岁，英勇的国王！
莫雷尔眨着眼睛唱道。
这个混世魔王……
“维哇利卡！维夫谢鲁瓦鲁！西佳博利亚卡……”那个士兵挥了挥手跟着唱，果然掌握了曲调。
“瞧，还真行！哈—哈—哈—哈—哈！……”四周爆发出一阵粗犷快乐的哈哈大笑声，莫雷尔皱起眉头，他也笑了。
“喂，来呀，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他有三套本领：
喝酒，打仗，
还有当情夫……
“唱得也不错，喂，喂，扎列塔耶夫！……”
“克尤……”扎列塔耶夫努力地唱道。”克—尤—尤……”他尽量噘起嘴唇，拉长声音唱道。“列特里勃塔拉，德布德巴，伊德特拉瓦加拉！”他唱道。
“嗨，不错哇！像法国人一样！啊…哈-哈-哈-哈！怎么样，你还要吃点什么吗？”
“给他点粥；饿坏了是不能一下子就吃饱的。”
又给他送来了一点粥；于是莫雷尔笑着开始吃第三盒粥。在看着莫雷尔的所有年轻士兵的脸上，都露出快活的微笑。年长的士兵们认为做这种无聊的事有失体面，就躺在篝火的另一边，但不时地用胳膊肘支起身子，微笑着看一看莫雷尔。
“他们也是人啊，”其中一个士兵用大衣裹住身体，说道，“就是蒿草也要从自己的根上生长。”
“哎哟，我的上帝，我的上帝！满天都是星星，真多啊！天还要变得更冷的……”一切都静了下来。
星星好像知道现在谁也不会去看它们，在黑暗的天空中玩的更加起劲了。它们时而明亮，时而黯淡，时而颤动，相互间正忙着说些快乐而又神秘的悄悄话。
十
法国军队的人数在按照数学的等差级数逐渐减少。渡过别列津纳河的战斗曾经被大肆渲染，事实上它只不过是消灭法国军队的诸多中间阶段的战役中的一次，根本不是整个战争中一次决定性的战役。如果说关于别列津纳河一战过去和现在都予以大量描绘，那么从法国人方面来说，是因为在别列津纳河的断桥上，法国军队此前连续遭遇到的各种灾难，突然集中在同一时刻一起发生了，并且形成了留在所有人的记忆中的悲惨景象。从俄国人方面来说，大肆议论和描写别列津纳河一战，只是因为在远离战场的地方，在彼得堡制定了（也是普弗尔制定的）要在别列津纳河上让拿破仑落入战略陷阱的计划。大家确信，一切都将准确无误地按计划进行，因而坚持认为正是渡过别列津纳河的战斗摧毁了法国人。实际上，渡过别列津纳河的战斗的结果对损失了一些武器和人员的法国人造成从危害远远小于克拉斯诺耶战役，统计数字已经说明了这一点。
渡过别列津纳河时的战斗的唯一意义在于，这一战显而易见而又毫无疑问地证明，所有切断敌军的计划都是错误的，而库图佐夫和所有部队（广大群众）所要求的唯一可能实现的行动方式——只跟踪敌人——是完全正确的。大群法国人不断加快速度逃跑，为了达到目的竭尽了全部力量。他们像受伤的野兽一样奔跑，无法在路上停下来。能证明这一点的，与其说是渡河的安排，还不如说是桥上发生的情形。当几座桥断裂时，没有武器的士兵们、法军人车队里的莫斯科居民和一些带小孩的妇女——所有人都受惯性的影响不投降，而是朝前跑到船上，跳进冰冷的河水中。
这种朝前跑的愿望是合情合理的。因为逃跑的人和追赶的人的境况都同样糟糕。和自己人在一起，每个人在遭难时还可以指望伙伴们的帮助，指望保持在自己人当中的一定地位。要是投降了俄国人，他还是会处于同样的困难境地，可是在分配生活用品时他必然会被排在最后。法国人不需要确切的情报就已经知道，他们有一半的俘虏已经冻死和饿死，尽管俄国人想拯救他们，但却不知道拿他们怎么办才好；他们觉得，事情只能是这样。最富有同情心的俄国长官和对法国人有好感的人，甚至在俄军中服役的法国人，也都无法为俘虏做点什么。毁了法国人的是俄国军队也正经受着的那种灾难。不可能从饥饿的、还有用的士兵手中夺走面包和衣服，送给那些不是有害的、不是可恨的、也不是有罪的、只不过是无用了的法国人。有些人是这样做了，但这仅仅是极少数的例外。
后面是死路一条；前面才有希望。已经没有退路了；除了一起逃跑以外没有别的活路，于是法国人的全部力量就用在了这种一起逃跑上。
法国人越往前跑，其残余部队的处境就越悲惨，在根据彼得堡的计划寄予厚望的别列津纳战役之后尤其如此，俄国军官们互相指责、尤其责怪库图佐夫的不满情绪也就更加强烈。他们认为彼得堡制定的别列津纳计划的失败必然要归咎于他，因而对他的不满、蔑视和嘲笑就表现得愈来愈激烈。蔑视和嘲笑自然是以恭恭敬敬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这就使得库图佐夫无法质问责怪他什么和为什么责怪他。他们和他谈话时极不认真；在向他报告和请他批示时，做出履行令人沮丧的仪式的样子，在他背后则挤眉弄眼，时时处处都设法欺骗他。
所有这些人，正因为他们不能理解他，所以就认为和这个老人无话可说；认为他永远不会明白他们各项计划的深刻意义；也认为他只会用那些关于金桥和不能率领一群流浪汉打到国外去等等此类空话（他们认为这些都只是空话）来回答他们。所有这些话他们早都从他那里听到过了。他所说的一切：例如，需要等待给养，士兵们没有靴子，这一切都是如此简单，而他们建议的一切都是复杂而明智的，在他们看来显而易见的是，他已经又糊涂又老，而他们却是没有当权的天才统帅。
尤其是与杰出的海军上将和彼得堡的英雄维特根施泰因的军队会师之后，这种情绪和司令部的流言蜚语都达到了顶点。库图佐夫看出了这一点，他只是叹着气，耸了耸肩膀。只有一次，就是在别列津纳战役后，他十分恼怒，给单独向皇上打报告的贝尼格森写了如下一封信：
“鉴于阁下病发，请阁下见此信后即刻前往卡卢加，听候皇帝陛下的旨意和任命。”
但是打发走贝尼格森之后，康斯坦丁帕夫洛维奇亲王来到了军队，他在战争初期参过战，后来被库图佐夫调离军队。现在亲王来到军中告知库图佐夫，皇上对我军战绩不佳、行动迟缓不满，皇上本人近日打算亲自到部队来。
库图佐夫这位老者，在宫廷里的事情上像在军事上一样经验丰富，他在这年八月违背皇上的意愿被选为总司令，就是他把皇储和亲王调离部队，也是他运用自己的权力违背皇上的旨意下令放弃莫斯科，正是这个库图佐夫此时立刻明白了，他的时代结束了，他的角色演完了，他手中的这种虚假的权力已经不复存在。他不单单是依据宫廷的态度明白了这一点。一方面，他看到他在其中扮演着角色的军事活动已经结束，因而感到他的使命已经完成。另一方面，就在此刻，他感到自己那衰老的身体十分疲惫，需要休息。
十一月二十九日，库图佐夫进入了维尔诺——像他说的那样，到了亲爱的维尔诺。库图佐夫曾两次担任过维尔诺总督。在富饶的免遭战火破坏的维尔诺，库图佐夫除了找到了他久已失去的舒适的生活条件以外，还找到了一些老朋友和对往事的回忆。于是他突然抛开所有的军事上和政务上的操心事，尽可能沉浸在平稳的、习以为常的生活中，尽量不受他周围激烈争吵的打扰，仿佛历史领域中正在发生的和已经发生的事情都与他毫无关系。
奇恰戈夫是最强烈地主张切断和拦截敌军的人之一，奇恰戈夫曾想要先到希腊、然后要到华沙去牵制敌人，却无论如何都不想去派他去的地方，奇恰戈夫以敢于向皇上进言而闻名，他认为库图佐夫曾受过他的恩惠，因为他在一八一一年被派去在没有库图佐夫参与的情况下与土耳其签订和约，当他确信和约已经签好后就在皇上面前说，缔结和约的功劳属于库图佐夫；就是这位奇恰戈夫第一个在库图佐夫将要进驻的维尔诺的城堡门前迎接了他。奇恰戈夫身着海军文官制服，佩着短剑，腋下夹着军帽，递给库图佐夫一份军事报告和城门的钥匙。那种年轻人对一个老糊涂的貌似恭敬实则轻蔑的态度在奇恰戈夫的整个言谈举止中充分地表现出来，因为他已经知道库图佐夫受到了责难。
库图佐夫在和奇恰戈夫谈话时顺便告诉他，他在博里索夫被抢走的那几车餐具完好无损，将要还给他。
“您是想对我说，我连吃饭用的用具都没有了。……恰恰相反，就是您要马上举行宴会，我也完全能够提供全部餐具。”奇恰戈夫突然面红耳赤地说，他的每一句话都在证明自己是正确的，因此推测库图佐夫也很在意这些话。库图佐夫露出了含蓄的、能洞察一切的微笑，他耸耸肩回答说：“我想说的只是我刚才说过的话。”
在维尔诺，库图佐夫违背皇上的意志，让大部分军队停了下来。据库图佐夫周围的人说，他此次在维尔诺逗留期间显得精神异常委靡，体力十分衰弱。他不愿意过问军中事务，把所有的事情都交给手下的将军们去办，过着闲散的生活，等着皇上的到来。
皇上及其随行人员——托尔斯泰伯爵，沃尔孔斯基公爵、阿拉克切耶夫等人，于十二月七日离开彼得堡，十二月十一日抵达维尔诺，并乘坐旅行雪橇直接驶往城堡。尽管天气寒冷，但是仍有一百多位穿着礼服的将军和司令部军官以及谢苗诺夫团的仪仗队在城堡门前迎候。
一位信使乘坐由三匹浑身冒汗的马拉的马车在皇上之前来到城堡前，他高声喊道：“皇上驾到！”科诺夫尼岑跑进门廊，向在门房的小屋里等候的库图佐夫报告。
一分钟后，库图佐夫这位肥胖高大的老人身穿礼服，胸前挂满各种勋章，腰间束着武装带，摇晃着走下台阶。他戴上两侧有遮檐的帽子，手里拿着手套，侧着身子吃力地往台阶下面走，下了台阶后，他把准备呈给皇上的报告拿到手里。
人们跑来跑去，低声说话，又有一辆三驾马车飞奔着驶过去以后，接着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到那辆渐渐驶近的雪橇上，已经看得见坐在上面的皇上和沃尔孔斯基的身影了。
根据五十年来的习惯，老将军看到所有这一切便感到不安；眼下他小心急促地摸摸自己身上，正了正帽子，就在皇帝下了雪橇的那一刹那间，他抬起眼睛，立刻打起精神，挺直身子，把报告递了上去，开始用他那从容不迫、奉承巴结的声音说起话来。
皇上迅速地把库图佐夫从头到脚仔细地打量了一番，皱了皱眉头，但是他立即克制住自己，走了过来，张开双臂拥抱了老将军。由于这一拥抱符合他多年的习以为常的印象和他的心意，于是它又像往常一样对库图佐夫起了作用：他抽泣了一声。
皇上向军官们和谢苗诺夫团的仪仗队问好，然后再一次握了握老人的手，和他一起朝城堡走去。
皇上等到和元帅单独在一起的时候，表达了对追击敌人行动缓慢、对在克拉斯诺耶和别列津纳所犯错误的不满，讲了自己未来的出国远征的设想。库图佐夫既不提出异议，也不发表意见。七年前在奥斯特利茨战场上听皇上的命令时的那种顺从和茫然的表情，现在又出现在他的脸上。
当库图佐夫走出书房，迈着沉重蹒跚的步子，低着头在大厅里走着的时候，有个声音叫住了他。
“殿下。”有人说道。
库图佐夫抬起头，久久地看着托尔斯泰伯爵的眼睛，伯爵正手托一个装着什么小东西的银盘站在他面前，库图佐夫好像不明白要他做什么。
突然他似乎想起来了：一丝勉勉强强能看得出来的笑容在他的胖脸上一闪而过，于是他恭恭敬敬地俯身拿起了银盘上的东西。这是一枚一级乔治勋章。
十一
第二天，元帅举行了宴会和舞会，皇上亲自光临。库图佐夫被授予一级乔治勋章；皇上给了他最高的荣誉；但是皇上对元帅的不满已尽人皆知。礼节还都遵守，皇上在这方面率先做出了榜样；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个老人犯下了错误，已经毫不中用。在舞会上，库图佐夫遵照叶卡捷琳娜时代的老习惯，吩咐在皇上进入舞厅时把缴获的军旗扔到皇上脚下，这时皇上不悦地皱了皱眉头，说了几句话，有人听到他的话里有“老丑角”这几个字眼。
皇上对库图佐夫的不满在维尔诺期间加剧了，这主要是因为库图佐夫显然不愿意或者不能理解今后的战争的意义。
第二天早晨，皇上对聚集在他那里的军官们说：“你们拯救的不仅仅是俄罗斯；你们拯救了整个欧洲。”——大家当时就都已经明白了，战争没有结束。
只有库图佐夫不愿意明白这一点，他公开表达了自己的意见，认为新的战争不会改善俄国的状况和增加俄国的荣誉，而只能使她的处境恶化，降低在他看来俄国现在已经获得的最高荣誉。他极力向皇上证明无法招募到新的军人；谈到了居民的困难处境和可能遭受的失败，等等。
元帅有这种情绪，自然只能成为今后战争的障碍和绊脚石。
为了避免和老人发生冲突，自然而然地找到了一个办法：这个办法就是，像在奥斯特利茨和在这场战争初期巴克莱当总司令那样，不惊动他，也不向他宣布，而是掏空总司令掌权的基础，把权力归还给皇上本人。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逐渐改组了司令部，于是库图佐夫司令部的实权被剥夺，转移到了皇上手中。托尔、科诺夫尼岑、叶尔莫洛夫都被任以其他职务。所有的人都大谈元帅身体非常虚弱，健康受到了严重损害。
他只有身体衰弱，才能把自己的位置让给接替他的人，他的身体状况事实上也确实不好。
当需要库图佐夫这个人的时候，他就自然地、简单地、逐步地从土耳其来到彼得堡财税局招募民兵，然后又到了军队；现在当库图佐夫演完自己的角色以后，在他的位置上也同样自然地、逐步地、简单地出现了一个新的符合要求的人。
一八一二年战争除了俄国人所珍视的民族意义之外，还有另一种意义——欧洲的意义。
在各民族由西向东征战以后，一定会有各民族由东向西的征战，为进行这场新的战争，需要一位新的、要具有与库图佐夫不同的品性和观点、受另外一些动机支配的活动家。
对于各民族由东向西的征战和恢复各国的边界而言，亚历山大一世是如此必不可少的人物，就像库图佐夫对于拯救俄国和恢复俄国的荣誉而言是必不可少的一样。
库图佐夫不理解欧洲、均势和拿破仑都意味着什么。他不能理解这些。这位俄罗斯人民的代表，在敌人已经被消灭、俄罗斯已获得解放并且达到了光荣的顶峰以后，这位地地道道的俄罗斯人，就再也无事可做了。这个人民战争的代表只剩下了一条路，这就是死。于是他死了。
十二
皮埃尔像大多数人的情况一样，只有在紧张和艰苦的俘虏生活结束以后，才感觉到在当俘虏时体验到的这种艰苦和紧张的生活是那样沉重。他在被从俘虏中解救出来之后来到了奥廖尔，在到达的第三天，就在他准备动身去基辅的时候突然病倒，就这样在奥廖尔躺了三个月；据医生说，他得的是胆热病。医生给他治疗、放血、让他服药，他最后终于康复了。
皮埃尔从获救一直到生病期间所经历的一切事情，在他心里几乎没有留下任何印象。他只记得灰暗阴沉、时而下雨、时而下雪的天气、内心的苦恼以及双腿和腰部的疼痛；记得人们的不幸和痛苦给他留下的总的印象；记得审问他的军官和将军们的那种让他十分惊惶不安的好奇心，记得他为找到马车和马匹而东奔西走，最主要的是，他记得当时自己已经没有思考和感觉的能力。他在获救那天看见了别佳·罗斯托夫的尸体。就是在那一天，他得知安德烈公爵在波罗金诺战役后又活了一个多月，不久前才在雅罗斯拉夫尔的罗斯托夫家中去世。也就是在那一天，杰尼索夫在把这一消息告诉皮埃尔的时候，他在交谈中提到了艾伦的死，他以为皮埃尔早就知道这件事。皮埃尔当时只是觉得所有这一切都那么奇怪。他觉得他无法理解所有这些消息的意义。他当时只急于赶快、赶快离开这些人们互相残杀的地方，到一个安静的避难所去，在那里让自己平静下来，休息一下，好好思考思考他在这段时间里知道的所有一切奇怪的和新奇的事情。但是，他刚一到奥廖尔就病倒了。皮埃尔在病中醒过来后，看见自己身旁有两个从莫斯科赶来的家里人——捷连季和瓦西卡，还有大公爵小姐，她一直住在叶利茨，住在皮埃尔的庄园里，得知皮埃尔获救并生病的消息后特地前来照顾他。
在健康逐渐恢复期间，皮埃尔才慢慢地摆脱掉最近几个月里他已经习惯了的感受，又习惯于知道明天谁也不会把他赶到什么地方去，谁也不会夺走他那张温暖的床铺，他一定会有午餐、有茶、有晚餐。但是他在睡梦中还是常常看见自己仍然过着俘虏的那种生活。皮埃尔也是这样慢慢地明白了他在摆脱俘虏生活后听到的那些消息：安德烈爵之死，妻子之死以及法国人的溃败。
一种体验到自由的快乐的感觉——皮埃尔在离开莫斯科时的第一个休息站首次意识到了那种完全的、不可被剥夺的、一个人与生俱来的享受自由的感觉，在他整个恢复健康期间都充满了他的身心。他感到惊奇的是，这种不受外界环境影响的内心自由，现在仿佛又过多地大量添加上了外部的自由。他独自一人住在陌生的城市里，没有熟人。谁也不要求他做什么；也不叫他到任何一个地方去。他所想要的东西他都拥有；从前一直折磨着他的关于妻子的一些思虑再也不会有了，因为她已经不在人世。
“啊，多么好啊！太好了！”当人们把盖着干净的桌布、摆着香气扑鼻的肉汤的桌子挪到他面前的时候，或者当他夜里躺在柔软洁净的**的时候，或者当他回想起妻子和法国人都已经没有了的时候，他就自言自语地说：“啊，多么好啊，太好了！”于是他又按照老习惯给自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那么以后怎么样呢？我要干什么呢？”他立刻回答自己说，“没关系。我要活下去。啊，太好了！”
他从前一直感到苦恼的事，他经常寻求的东西，即生活的目的，现在对于他来说已不复存在。这个被寻找着的生活目的，现在对他来说并非只是偶然地在此刻不存在了，而是他觉得它本来就没有，也不可能有。正因为觉得这个目的不存在，才给了他那种享受到了自由的完全的、快乐的感觉，此时此刻，这种自由的感觉就是他的幸福。
他不能有目的，因为他现在有了信仰，——不是信仰某些规则，或者某种言论，或者某种思想，而是信仰永生的随时都可以感知的上帝。从前他是在给自己提出来的一些目的中寻找上帝。他寻找目的，只不过是在寻找上帝；他在被俘期间，不是凭语言，也不是凭推理，而是靠直观感觉突然认识到了保姆很早就已经对他说过的话：上帝就在眼前，就在这里，他无所不在。他在当俘虏时认识到，上帝在卡拉塔耶夫心目中要比共济会所承认的造物主更伟大、更无限、更高深莫测。他此时体验到的感受，就如同一个曾经集中目光眺望离自己很远的地方、而最终却在脚下找到所寻求的东西的人感受。他整个一生都在越过周围人的头顶眺望远方，其实不用集中目光朝远方看，只要看看自己面前就行了。
他以前无论在何处都看不到那个伟大的、高深莫测的、无限的东西。他只是觉得它应当在某个地方，于是便去寻找它。他在近处的可以理解的一切东西中，只看见有限的、渺小的、世俗的、没有意义的东西。他曾经用理智的望远镜装备自己并瞭望着远方，在那里，这种渺小的、世俗的东西隐藏在云雾中，只是由于看不清楚，才让他觉得它伟大和无限。他过去曾经觉得欧洲的生活、政治、共济会、哲学、慈善事业就是这样的。然而就是在当时，在他认为自己软弱无力的那些时刻里，他的智慧也曾深入到这个远方，他在那里看到的也仍然是那种渺小的、世俗的、没有意义的东西。现在他已经学会在一切事物中看见伟大的、永恒的和无限的东西，因此，为了看见它，为了欣赏它，他自然而然地扔掉了他一直用来越过人们头顶瞭望远方的望远镜，愉快地观察着自己周围那永远变化着的、永远伟大的、高深莫测的、无止无休的生活。他越是近看，就越平静和幸福。从前一直破坏着他的全部精神建筑的那个可怕的“为什么”的问题，现在对他来说已经不存在了。现在对“为什么”这个问题，在他心里随时准备好了一个简单的答案：“因为有上帝，没有上帝的旨意，人头上的一根头发都不会掉下来。”
十三
皮埃尔在外表上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表面上看他还是以前那副模样。他也还像从前那样心不在焉，似乎关心的并不是眼前的那些事情，而是某种他自己的、特别的事情。他过去和现在的状态之间的区别在于，从前当他忘记眼前的事情和人们对他所说的话的时候，他总是痛苦地紧锁眉头，仿佛他试图要看清楚而又无法看得清楚那种距离他很遥远的东西。现在他仍然忘记人们对他说过的那些话，忘记在他眼前发生的一切事情；但是现在他带着难以觉察的、好像含着嘲讽意味的微笑注视着他面前的那种东西，倾听着人们对他说的那些话，虽然他看见的和听见的显然完全是另外一些事情。从前他虽然看起来也是一个善良的人，然而却很不幸；因此人们总是不由自主地疏远他。可是现在，他嘴角总是挂着生活欢乐的微笑，眼睛里流露出对人们的同情——好像在问：他们是不是像他一样感到满意？于是有他在场的时候，人们常常感到愉快。
从前他话说得很多，说话的时候总是很急躁，也很少听别人说话；现在他很少夸夸其谈，而是善于听别人说话，因此人们也乐于把心底的秘密告诉他。
大公爵小姐向来不喜欢皮埃尔，自从老伯爵去世之后，她觉得自己迫不得已接受皮埃尔的接济，心中便对他怀有敌意，令她懊恼和惊奇的是，她来到奥廖尔原本是打算向皮埃尔表明，虽然他无情无义，但她仍然认为有责任照料他，然而在这里短暂逗留之后，公爵小姐很快就感觉到她喜欢他了。皮埃尔从不奉承公爵小姐，讨她的欢心。他只是带着一种好奇心去观察她。从前公爵小姐觉得在他投向她的目光中包含着冷漠和嘲讽，因而她也像在其他人的面前一样，在他面前怀有戒心，只表现出她在生活中的好斗的一面；现在则恰恰相反，她觉得他好像在探索她生活中最隐秘的那些方面；她最初并不信任他，可是后来却怀着感激的心情向他表露出她性格中潜在的善良的方面。
即便是最狡猾的人也不能更巧妙地获得公爵小姐的信任，唤起她对最美好的青春时光的回忆和对青春的热爱。皮埃尔的全部狡猾之处只在于，在唤醒这位凶狠、冷漠、特别傲慢的公爵小姐身上的人类感情的时候，他找到了自己的乐趣。
“是的，如果他不受坏人的影响，而是受像我这样的人的影响，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善良的人。”公爵小姐对自己说。
皮埃尔身上所发生变化，他的两个仆人——捷连季和瓦西卡也注意到了。他们认为，他随和多了。捷连季常常帮主人脱下衣服，把衣服和靴子拿在手上，向他道过晚安以后仍然迟迟不肯离开，等着看看老爷是不是还有话说。在多数情况下皮埃尔看出来捷连季想说说话，就让他留下来。
“嗯，你就给我讲讲……你们是怎样给自己弄到食物？”他问。捷连季于是就开始讲莫斯科的毁灭，讲已去世的老伯爵，就这样手上拿着衣服在那里站着讲很长时间，有时他听皮埃尔讲述自己的故事，愉快地意识到主人对自己很亲切，自己对主人也怀有友好的感情，这才回到前厅去。
给皮埃尔治病医生每天都来看望他，尽管这位医生根据医生的职责认为要做出自己的每一分钟对于遭受病痛折磨的人来说都十分宝贵的样子，但是他常常在皮埃尔那里一坐就是几个小时，讲自己喜欢的一些故事和他对一般的病人，尤其是女病人的性情的观察结果。
“是的，和他这样的人交谈是很愉快的；他跟我们外省的人不一样。”他说。
在奥廖尔住着几个被俘的法国军官，医生还带来了其中一位年轻的意大利人。
这位军官开始经常来皮埃尔这里，而公爵小姐常常取笑这个意大利人对皮埃尔表露出来的那些温情。
这个意大利人看起来只有在他能去皮埃尔那里，和他谈论和讲述自己的过去，讲述自己的家庭生活，讲述自己的爱情，向他发泄他对法国人，特别是对拿破仑的愤懑的时候，才是幸福的。
“假如所有的俄罗斯人都多少有点像您这样的话，”他对皮埃尔说，“那么同像您这样的人民打仗简直是一种亵渎。法国人让你们遭受了那么多的罪，你们甚至不仇恨他们。”
皮埃尔现在赢得了这个意大利人的热爱，只是因为他唤醒了他心灵中最美好的方面并且欣赏着它们。
皮埃尔在奥廖尔逗留的最后一段时间里，他很早就熟识的一位共济会会员——威拉尔斯基伯爵，——就是一八〇七年介绍他参加共济会支部的那个人来看望他。威拉尔斯基伯爵娶了一个富有的、在奥廖尔省拥有几处大庄园的俄国女人，并在城里的粮食部门担任一个临时的职务。
威拉尔斯基得知别祖霍夫在奥廖尔以后，虽然和他从来没有很深的交情，但还是到他这里来表示友好和亲热，就像通常人们在沙漠中相遇时所做的那样。威拉尔斯基在奥廖尔感到寂寞，因此十分高兴能够遇到和自己属于同一个圈子以及他认为有共同兴趣爱好的人。
但是令威拉尔斯基惊奇的是，他很快就发现皮埃尔已大大落后于真正的生活，并且断定他陷入了冷漠和利己主义之中。
“您落伍了，亲爱的。”他对皮埃尔说。然而威拉尔斯基现在和皮埃尔在一起比以前感觉更加愉快，于是他每天都到他这里来。皮埃尔现在看着威拉尔斯基和听着他说话，想到自己不久之也是这个样子，就感到奇怪和不可思议。
威拉尔斯基已经结婚，是一个有家室的人，忙于管理妻子的庄园、自己的公务和家事。他认为所有这些事务是生活中的障碍，它们都是鄙俗的，因为它们都以他个人和家庭的利益为目的。军事的、行政的、政治的、共济会的想法常常吸引着他的注意力。皮埃尔并不试图改变他的观点，也不责备他，而是带着他现在常有的那种平静快活的嘲笑观察着这种奇怪的、他如此熟悉的现象。
在与威拉尔斯基、公爵小姐、医生以及他现在遇见的所有人的关系中，皮埃尔身上有一个新的博得所有人好感的特点：这就是承认每个人都能按照自己的方式思考、感受和观察事物；承认不可能用语言来改变一个人的信念。每个人身上的这种合乎情理的特点，以前曾经使皮埃尔不安和恼怒，而现在却成为他同情和关心人的一种基础。人们的观点和自己的生活之间、人与人之间的观点的差异乃至于有时完全的矛盾，让皮埃尔感到高兴，并激起他嘲讽而又温和的微笑。
在实际事务中，皮埃尔现在出乎意料地感到他有了过去没有的重心。从前与钱有关的每一个问题，特别是像他这样一个十分富有的人常常遇到的有人向他要钱的问题，总让他陷入进退两难和困惑不安之中。“给还是不给？”他问自己。“我有钱，而他需要钱。但是另外一个人更需要。谁更需要呢？也许他们俩都是骗子吧？”从前他在这些推测中总是得不出任何结论，于是只要他有钱就谁都给。从前每次遇到有关财产方面的问题，当有的人说应当这样办，又有的人说应当那样办的时候，他就处于这种困惑之中。
现在，令他自己感到惊奇的是，他认为在所有这些问题上再也不存在犹疑和困惑了。现在他心中出现了一个法官，这个法官按照连皮埃尔自己也不知道的某些法则决定什么需要做和什么不需要做。
他还是像以前一样对金钱问题漠不关心；但是他现在无疑知道，什么应该做和什么不应该做。这个新法官为他处理的第一件事情是一个被俘虏的法国上校向他提出的请求，这位上校来找他，大谈自己的功绩，并在最后几乎像提出要求似的提出，要皮埃尔给他四千法郎，他好寄给他的老婆和孩子。皮埃尔毫不费力而又泰然自若地回绝了他，后来他自己也感到惊奇，从前觉得无法解决的难题原来如此简单和容易。然而在拒绝上校的同时，他决定必须用点巧计，以便在离开奥廖尔时让那个意大利军官能收下一些钱，他显然是需要钱的。皮埃尔在妻子的债务和修复还是不修复莫斯科的住宅和别墅的问题的处理上，再一次证明了他对所遇到的实际问题确实有了自己的看法。
他的总管来到奥廖尔找他，于是皮埃尔和他一起对自己的已经发生变化的收入做了大致的估算。按照总管的估计，莫斯科大火让皮埃尔损失了大约二百万。
总管为了安慰遭受这些损失的皮埃尔，给他算了另外一笔账，说他尽管遭受了这些损失，但是如果他拒绝偿还他没有义务偿还的伯爵夫人欠下的债务，如果他不打算修复莫斯科和莫斯科近郊的那些每年要花费八万卢布却毫无收益的住宅，这样他的收入不但不会减少，反而会增加。
“是的，是的，这话说得对，”皮埃尔高兴地微笑着说，“是的，是的，这些我都不需要，我因财产受到破坏而变得富有多了。”
但是，一月份萨维利奇从莫斯科来，讲了莫斯科的情况，讲了建筑师为修复莫斯科的住宅和在近郊的别墅所做的预算，他在说这些事情的时候就好像是在说已经决定了的事情似的。与此同时，皮埃尔收到了瓦西里公爵和其他一些熟人从彼得堡写来的信。这些信中都提到了妻子的债务。于是皮埃尔认为，总管提出来的他非常喜欢的计划是不对的，他应该去彼得堡了结妻子的事情并到莫斯科盖房子。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不知道；但他无疑知道，应该这样做。他的收入由于这一决定而减少四分之三。但是应该这样做；他感觉到了这一点。
威拉尔斯基也要到莫斯科去，于是他们商定一起走。
皮埃尔在奥廖尔的整个养病期间一直感到快乐、自由和充满活力；当他在旅行途中置身于自由的天地、看见了几百张新面孔时，这种感觉就更加强烈了。他在整个旅途中都觉得像小学生在放假期间那样高兴。所有的人：马车夫、驿站长、大路上或村子里的农民，所有这些人对他来说都具有一种新的意义。威拉尔斯基的同行和他不断地抱怨俄国比欧洲穷困、落后、愚昧无知的评论，只引起皮埃尔的兴奋。在威拉尔斯基看到毫无生气的地方，皮埃尔却看到了异常强大的生命力，这种力量存在于雪海中，存在于那一望无垠的大地上，它支撑着这个完整的、独特的和统一的民族的生命。他不去反驳威拉尔斯基，好像同意他所说的话似的（因为这种违心的同意是避免发生无谓的争论的最简便的方法），听他说话的时候快乐地微笑着。
十四
正如很难解释，从被毁坏的蚁穴中出来的蚂蚁匆匆忙忙是为了什么、要赶往哪里，一些蚂蚁拖着食物碎屑、蚁卵和死蚁的尸体从蚁穴中出来，另外一些又返回蚁穴，为什么它们互相碰撞、相互追逐、打起架来——同样也很难解释，是什么原因促使俄国人在法国人撤退之后又聚集在那个从前被称作莫斯科的地方。但是，正如我们观察散布在被毁坏了的蚁穴周围的蚂蚁，虽然蚁穴已经完全被毁坏，但是从忙忙碌碌的蚂蚁的毫不松懈、精力充沛和不可计数的数量中可以看出，一切都被毁掉了，然而某种坚不可摧的、非物质的、构成蚁穴的全部力量的东西依旧存在着——莫斯科的情形也正是这样，在十月份里，虽然这里没有政府，没有教堂，没有圣物，没有财富，没有房屋，却仍然是八月里的那个莫斯科。一切都被毁掉了，但是某种非物质的、然而却是强大的、坚不可摧的东西依然存在着。
在敌人被肃清以后，从四面八方赶到莫斯科的人们的动机是多种多样的，都是为了个人的利益，并且最初大多数的动机都是野蛮的、出自本能的。只有一种动机为大家所共有——这就是赶快到那里，到那个从前叫做莫斯科的地方，以便在那里开展自己的活动。
一周以后莫斯科已经有居民一万五千人，两周以后就有了二万五千人，以此类推。这个数字不断地增了又增，到一八一三年秋天的时候就超过了一八一二年的居民总数。
第一批进入莫斯科的俄国人是温岑格罗德部队的哥萨克、附近村庄的农民以及从莫斯科逃出并躲藏在郊区的居民。进入被破坏了的莫斯科的俄国人发现莫斯科被洗劫以后，也开始抢劫起来。他们继续干法国人干过的事。农民们的载重马车队来到莫斯科，是为了把被丢弃在莫斯科被毁坏了的房屋内和大街上的所有东西都运回到乡下去。哥萨克们把所有能搬走的东西都搬到他们的营房里；一些房子的主人把他们在别人的房子里找到的东西全都搬走，拿回自己家里，谎称这些东西是他们的财产。
在第一批抢劫者之后紧接着又来了第二批、第三批，于是随着抢劫者逐渐增加，抢劫就一天天变得越来越困难，并渐渐形成了一些较为固定的方式。
法国人进入莫斯科的时候它虽然已经是一座空城，但是仍然具有一个有机地、正常地生活过的城市应有的一切形式，有经营商业、手工业、奢侈品以及政府管理和宗教活动等各种机能。这些形式虽然已经失去了生命力，但是它们依然存在。这里有市场、小铺、商店、粮店、集市——大多数都还存有货物；这里有工厂、作坊；有充满了各种奢侈品的宫殿和豪华的住宅；这里有医院、监狱、政府机关、礼拜堂、大教堂。法国人驻留的时间越长，这些城市生活的形式就消失得越多，当他们的劫掠快要结束时，一切就都汇合成为一整个死气沉沉的抢劫场所。
法国人的抢劫持续的时间越长，对莫斯科的财富和抢劫者的力量损害得就越严重。俄国人从抢劫开始占领了自己的首都，他们的抢劫持续的时间越长，参加的人就越多，莫斯科的财富和城市的正常生活恢复得就越快。
除了抢劫者以外，还有各式各样的人，有的是受好奇心驱使，有的是为了执行公务，有的是为了个人打算——其中有房产主、僧侣、大小官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从四面八方像血液流入心脏那样涌入了莫斯科。
一周以后，那些赶着空车来运抢来的东西的农民已经被当局制止，他们被强迫把城里的死尸运到城外去。另外一些农
民听说同伴们遭遇挫折后，就带着粮食、燕麦、干草来到城里，他们相互压低价格，把价格压得比以前还低。木匠们抱着赚大钱的希望，每天都成群结队地到莫斯科来，于是四面八方都有人在盖新房，修缮被大火烧焦的房子。商人们在木板房里开始营业。在被火烧过的房子里开起小饭馆和客栈。神职人员们在许多没有烧毁的教堂里恢复做礼拜。捐助者们送来被抢走的各种教堂里用的东西。官员们在一些小房间里摆上铺着呢子的桌子和装文件的柜子。高级官员和警察负责分配法国人走后留下的财物。一些房子里留下很多从别人的房子里搬来的东西，这些房子的主人抱怨说，把所有的东西都搬到多棱宫去是不公平的；另外一些人则坚持认为，法国人把从不同房子里抢去的东西集中到了一个地方，因此把在这个地方找到的那些东西都给房子的主人是不公正的；人们咒骂警察，贿赂警察；把被烧掉的公用物品做出十倍的估价；要求政府给予救济。拉斯托普钦伯爵继续写他的传单。
十五
一月末皮埃尔来到莫斯科，住在一间没有被焚毁的厢房里。他拜访了拉斯托普钦伯爵和几位已返回莫斯科的熟人，打算第三天去彼得堡。大家都在庆祝胜利；曾被毁坏而又复苏的首都一切都生机勃勃。大家都欢迎皮埃尔，都希望见到他，都想向他详细打听他的所见所闻。皮埃尔曾经觉得他对所有他遇见的人都怀有特别的好感；但是他现在却不由自主地对所有的人都存有戒心，担心自己受到束缚。他对大家向他提出的所有问题——不管是重要的还是最微不足道的——他的回答都同样是不确定的；人们问他：他想住在哪里？他是否要建房子？他什么时候去彼得堡，能不能帮忙带一个皮箱？——他都回答：是的，可能，我想，等等。
关于罗斯托夫一家，他听说他们住在科斯特罗马，然而他却很少想到娜塔莎。如果说他曾想到过她，那也只是作为对久远的往事的愉快回忆而已。他感到自己不仅摆脱了过去的生活环境，而且也摆脱了那种他觉得好像是故意装出来的感情。
在他到达莫斯科后的第三天，他从德鲁别茨科伊一家那里得知玛丽娅公爵小姐在莫斯科。皮埃尔常常想起安德烈公爵的死、他的痛苦和他最后的那些日子，此时这一切又生动地出现在他的脑海中。他在吃午饭时得知玛丽娅公爵小姐现在在莫斯科，住在沃兹德维仁卡街她家的一幢未被烧毁的房子里，于是当天晚上就去看望她。
在去玛丽娅公爵小姐家的路上，皮埃尔不停地想着安德烈公爵，想着自己和他的友谊，想着和他的历次会面，尤其想到了最后一次在波罗金诺相见的情景。
“难道他是在当时所处的那种愤恨的情绪中去世的吗？难道他在临死前还没有明白人生吗？”皮埃尔想。他回想起卡拉塔耶夫，想到他的死，不由自主地把这两个如此不同又如此相似人加以比较，他们相似是因为这两个人都为他所爱慕，也因为他们两人都在这世上生活过并且又都死了。
皮埃尔在这种极其沉重的心绪下乘车来到老公爵家的住宅前。这所住宅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