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公作美，一連數天的陰雨天終於結束，一身戎裝的我筆直地樹立軍營裏，而自己的身後是排列著的各級軍官，他們都焦急站立在泥濘不堪的路麵上，隔著木柵欄眺望遠方，等待來自巴黎的特使。
我當然明白他們此時複雜的心情，國民公會的決議直接決定著軍團的最終命運：是合法的行為還是陰謀的叛亂，前者皆大歡喜，後者卻意味著軍團上下將接受嚴厲的懲罰：軍官們集體上斷頭台，士兵們全部服苦役。在這種心態的作祟下，那日很多參與廢除多普指揮官的軍官與士兵們直接與間接地希望我能有所提防與應急準備，至少不能坐著等死，當然，這種自發的行為，被我婉言拒絕。在安撫大家的同時，為防不測，命令自己的侍衛長出任新的軍法官，我也時常帶領侍衛營巡視軍團，同時發布命令：要求除當值官兵外，營地人員的武器裝備一律暫由軍法處負責監督管理。
與軍官們焦急不安的心情相比，已經等待2個多小時的我依然興奮無比，因為就在昨天，郵差帶來了國民公會特使到來的消息，以此同時抵達的巴拉斯議員密函也透露國民公會關於土倫軍團的最新決議：我已經被任命為土倫軍團的最高指揮官。對於某種考慮，我並沒有將詳情告訴任何人，隻是通知營地的全體官兵，今天上午集體列隊迎接國民公會的特使。
姍姍來遲的車隊終於出現在眾人的視野，在軍團騎兵們護衛下緩緩臨近營地大門口。
“站住，請報上口令與身份，”值日軍官麵對車隊大聲問道。
“以革命的名義。報告上尉，我是土倫軍團的格夫中尉，現護送巴黎特使車隊到達大本營，請予以放行。”護衛騎兵軍官回答道。
“準予人員放行，但車隊與馬匹留在原地，由中尉帶領入側營休整，不得入大本營。”值日官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