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弗雷德特派員的會談相當的愉快，我們海闊天空，無所不談，從我身世到如何來法國，從特派員早年周遊歐美各國的經曆到當前的國內國際形勢，時間從中午一直延續到下午。期間，在我盛情邀請下，兩人還一同共進午餐，盡管弗雷德已經吃過一次。
“將軍，你的國家真是被北方的野蠻人所征服的，可按說他們隻有不到十萬軍隊，而明國可是有上百萬大軍啊，真是不可思意。”弗雷德問道。
“的確如此，唉，怎麽說呢，都是封建儒學誤國。”我有些黯然。
“儒學？”弗雷德問道。
“是儒家的一種學說，或者稱之為一種思想，本來，儒學也有可取之處，其存在也無可厚非，但至宋朝以後，一些走狗文人為了迎合當權者的心理，歪改篡改了原有思想，將其演變為幫助封建帝王奴役民眾的一種思想藐論，什麽三綱五常，什麽君權神授等等，整個漢民族完全喪失了固有的血性，轉而成為這種思想以及帝王貴胄們的奴隸。
於是，就有了蒙人的征服，滿人的殺掠，數量眾多但一盤散沙漢人對人口雖少但眾誌成城外敵的抗爭上顯現異常軟弱無力。雖有少數仁人誌士包括我父親進行過不卸抗爭，但也都是有心殺賊，回天乏力，失敗的結局也就不可避免。在父親在世的時候，他也曾反思過，卻一直沒有答案，臨終前就希望我能繼承他遺誌，尋找一條挽救民族的道路。
當我拜讀過伏爾泰、孟德斯鳩、還有盧梭等人作品，特別是後者的《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以及《社會契約論》，才明白他們的思想才是我今後為自己民族要做的事情，而法國大革命就是未來中國革命藍本。”我道。
“一場思想的革命，觀念的更新，需要多少時間與代價”弗雷德道。
“時間可以五年，十年，二十年，隻要我在絕對不允許超過五十年。至於代價，我可以付出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對於我的族人們而言，那就要用鐵與血來喚醒他們，中國不是有1億人嗎？隻要有5千萬人能服從新思想，我就非常高興了。”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