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神宗熙寧時，王安石為相，才大加以改革。安石之法：（一）罷諸科，獨存進士。這是因社會上的風氣，重進士而輕諸科起的。（二）進士罷試詩賦，改試論、策。其帖經、墨義，則改試大義（帖經專責記誦，大義是要說明義理，可以發抒意見的）。（三）別立新科明法，以待不能改業的士子。（四）安石是主張學校養士的，所以整頓太學，立三舍之法，以次遞升。升至上舍生，則可免發解及禮部試，特賜之第。
熙寧貢舉法，亦為舊黨所反對。他們的理由是：（一）詩賦聲病易曉，策論汗漫難知，因此看卷子難了。這本不成理由。詩賦既是無用之學，即使去取公平，又有何益呢？（二）但他們又有如蘇軾之說，謂以學問論，經義、策、論，似乎較詩賦為有用。以實際論，則詩賦與策、論、經義，同為無用。得人與否，全看君相有無知人之明。取士之法，如科舉等，根本無甚關係，不過不能不有此一法罷了。
這話也是不對的。科舉誠不能皆得人，然立法之意，本不過說這是取士的一法，並沒有說有此一法之後，任用時之衡鑒，任用後之考課，都可置諸不論。況且國家取士之途，別種都是注重經驗的；或雖注重學識，而非常行之法；隻有學校、科舉，是培養、拔擢有學識的人的常法。
有學識的人，固然未必就能辦事，然辦事需用學識的地方，究竟很多（大概應付人事，單靠學識無用，決定政策等，則全靠學識）。“人必先知其所事者為何事，然後有欲善其事之心”，所以學識和道德，亦有相當的關係。
衡鑒之明，固然端賴君相，然君相決不能向全國人中，漫無標準，像淘沙般去覓取。終必先有一法，就全體之中，取出一部分人來，再於其中施以簡擇。此就全體之中取出其一部分人之法，惟有科舉是注重學識的，如何能視之過輕？經義、策、論，固亦不過紙上空談，然其與做官所需要的學識關係的疏密，豈能視之與詩賦同等？所以舊黨的議論，其實是不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