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十六章裏所提出的對內對外兩個問題，乃是統一以後自然存在著的問題，前文業經說明了。這個問題，自前206年秦滅漢興，至前141年景帝之死，共66年，久被閣置著不提了。
這是因為高帝、呂後時，忙於應付異姓功臣，文帝、景帝時，又存在著一個同姓諸王的問題；高帝本是無賴子，文、景兩帝亦隻是個尋常人，凡事都隻會蹈常習故之故。當這時候，天下新離兵革之患，再沒有像戰國以前年年打仗的事情了。郡縣長官比起世襲的諸侯來，自然權力要小了許多，不敢虐民。諸侯王雖有荒**昏暴的，比之戰國以前，自然也差得遠了。這時候的中央政府，又一事不辦，和秦始皇的多所作為，要加重人民負擔的，大不相同。在私有財產製度之下，人人都急於自謀，你隻要不去擾累他，他自然會休養生息，日臻富厚。所以據《史記·平準書》說：在武帝的初年，海內是很為富庶的。
但是如此就算了麽？須知社會並不是有了錢就沒有問題的。況且當時所謂有錢，隻是總算起來，富力有所增加，並不是人人都有飯吃，富的人富了，窮的人還是一樣的窮，而且因貧富相形，使人心更感覺不平，感覺不足。而對外的問題，時勢亦逼著我們不能閉關自守。漢武帝並不是真有什麽本領的人，但是他的誌願，卻較文、景兩帝為大，不肯蹈常習故，一事不辦，於是久經閣置的問題，又要重被提起了。
當時對內的問題，因海內已無反側，用不到像秦始皇一般，注意於鎮壓，而可以謀一個長治久安之策。這個問題，在當時的人看起來，重要的有兩方麵：一個是生計，一個是教化，這是理論上當然的結果。衣食足而知榮辱，生計問題，自然在教化之先；而要解決生計問題，又不過平均地權、節製資本兩途；這亦是理論上當然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