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懷著沉痛的心情提筆寫下這最後一案，記下我朋友歇洛克·福爾摩斯傑出的天才。從“血字的研究”第一次把我們結合在一起，到他介入“海軍協定”一案——由於他的介入，毫無疑問，防止了一場嚴重的國際糾紛——盡管寫得很不連貫，而且我深深感到寫得極不充分，但我總是竭盡微力把我和他共同的奇異經曆記載了下來。我本來打算隻寫到“海軍協定”一案為止，絕口不提那件造成我一生惆悵的案件。
兩年過去了，這種惆悵卻絲毫未減。然而，最近詹姆斯·莫裏亞蒂上校發表了幾封信，為他已故的兄弟辯護。我無可選擇，隻能把事實真相完全如實地公諸於眾。我是唯一了解全部真相的人，確信時機已到，再秘而不宣已沒有什麽用處了。
據我所知，報紙上對此事隻有過三次報道：一次見於一八九一年五月六日《日內瓦雜誌》；一次見於一八九一年五月七日英國各報刊載的路透社電訊；最後一次就是我上麵提到的幾封信，那是最近才發表的。第一次報道和第二次報道都過分簡略，而最後一次，正如我要指出的，是完全歪曲事實的。我有責任把莫裏亞蒂教授和歇洛克·福爾摩斯之間發生的事實真相第一次公之於眾。
讀者可能還記得，自從我結婚及婚後開業行醫以來，福爾摩斯和我之間極為親密的關係在某種程度上變得疏遠了。
當他在調查中需要個助手時，依然不時來找我，不過這種情況變得越來越少了。我發現，在一八九○年，我隻記載了三件案子。這一年冬天和一八九一年初春，我從報上看到福爾摩斯受法國政府的聘請，承辦一件極為重要的案子。我接到福爾摩斯兩封信，一封是從納爾榜發來的，一封是從尼姆發來的，由此，我猜想他一定要在法國逗留很長時間。然而，非常出人意外的是，一八九一年四月二十四日晚間，我見他走進我的診室。尤其使我吃驚的是，他看來比平日更為蒼白和瘦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