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交往很密切的那些年月裏，提供我朋友歇洛克·福爾摩斯解決的所有問題中，隻有兩件案子是通過我介紹而引其他注意的：一件是哈瑟利先生大拇指案，另一件是沃伯頓上校發瘋案。在這兩件案子中，對一位機敏而又有獨到見解的讀者來說，後一件可能更值得探討。但是，前一件，一開頭就十分奇特，事情的細節又非常富有戲劇性，因此它也許更值得記述，雖然它很少用得上我朋友取得卓越成就所運用的那些進行推理的演繹法。我相信，這個故事在報紙上已經登載過不止一次了。但是，就象所有其它諸如此類的敘述那樣，隻用半欄篇幅籠統地登出來，結果遠未引仆人們的注意。因此，還不如讓事實慢慢地在你眼前展開，並且讓案情之謎隨著每一項有助於進一步使人了解全部事實真相的新發現而逐漸得到解決，這樣更加引人入勝。當時的情景，給我的印象很深，盡管時光流逝，兩年過去了，我似乎還記憶猶新。
我現在要扼要講講的故事發生在我結婚後不久的一八八九年的夏天。我那時已重新開業行醫，並且終於把福爾摩斯一個人舍棄在貝克街的寓所裏，雖然我還不時地探望他，甚至偶爾還勸說他去掉他那豪放不羈的習性來我家作客。我的業務蒸蒸日上，湊巧我的住處離帕丁頓車站不遠，有幾位鐵路員工就到我這裏來看病。由於我治好了他們當中一位所患的痛苦纏綿的病，他就不厭其煩地到處大肆宣傳我的醫術，盡量將他能夠對之施加影響的每一個病人都送到我這裏來診治。
一天早晨，將近七點鍾的時候，我被女傭人的敲門聲吵醒。她對我說，從帕丁頓來了兩個人，正在診室裏等候。我急忙穿上衣服，匆匆下樓。因為經驗告訴我，鐵路上來的人，病情大都是相當嚴重的。我下樓後，我的老夥伴——那個鐵路警察從診室裏走了出來，並隨手把門緊緊地關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