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來沒有看見過我的朋友福爾摩斯象在一八九五年那樣精神振奮，身體健壯。他與日俱增的聲望使他有無數的案件要辦理，到我們貝克街的簡陋住宅來的有不少著名人物。哪怕隻暗示一下他們中的一兩個人是誰，我也會受到責備，被人認為不夠慎重。正象所有的偉大藝術家都是為藝術而生活一樣，福爾摩斯一向不因他的無法估量的功績而索取優厚的報酬，隻有霍爾得芮斯公爵一案是個例外。他是那樣清高，也可以說是那樣任性，要是當事人得不到他的同情，那麽，即使他有錢有勢，福爾摩斯也會拒絕他的。可是有時為了一個普普通通的當事人，他卻可以一連用上幾個星期的時間，專心致誌地研究案情，隻要案件離奇動人，能夠發揮他的想象力和智謀。
在一八九五年這難忘的一年中，有一係列奇怪的、矛盾百出的案件占去了他的全部精力，其中有按照神聖教皇的特別指示進行的、對紅衣主教托斯卡突然死亡的絕妙偵查，還有劣跡昭彰的養金絲雀的威爾遜的被捕，這為倫敦東區除掉一個禍根。接著以上兩樁奇異案件的有屋得曼李莊園的慘案，這是關於彼得·加裏船長之死的離奇案件。要是不記述一下這件離奇的案子，歇洛克·福爾摩斯先生的破案記錄就會不夠完美。
七月份的第一周，我的朋友常常不在我們的住處，並且出去的時間較長，所以我知道他有個案件要辦理。在此期間有幾個粗俗的人來訪，並且詢問巴斯爾上尉，這使我了解到他正用假名在某處工作。他有許多假名，以便隱瞞他的使人生畏的身分。他在倫敦各處至少有五個臨時住所，在每個住所各使用不同的姓名和職業。至於他正在調查什麽事情，他沒有對我說，我也不習慣於追問他。可是看起來，他這回調查的案子是非常特殊的。吃早飯以前他就出去了，我坐下來吃飯的時候，他邁著大步回到屋內，戴著帽子，腋下喪著一根有倒刺的象傘似的短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