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早晨福爾摩斯心情抑鬱，陷入沉思。他那機警而實際的性格往往受這種心情的影響。
“你看見他了？"他問道。
“你是說剛走的那個老頭？”
“就是他。”
“是的，我在門口碰到了他。”
“你覺得他怎麽樣？”
“一個可憐、無所作為、潦倒的家夥。”
“對極了，華生。可憐和無所作為。但難道整個人生不就是可憐和無所作為的嗎？他的故事不就是整個人類的一個縮影嗎？我們追求，我們想抓住。可最後我們手中剩下什麽東西呢？一個幻影，或者比幻影更糟——痛苦。”
“他是你的一個主顧嗎？”
“是的，我想應該這樣稱呼他。他是警場打發來的。就象醫生把他們治不了的病人轉給江湖醫生一樣。他們說自己已無能為力，無論發生什麽事情病人的情況也不可能比現狀再壞的了。”
“怎麽回事？”
福爾摩斯從桌上拿起一張油膩的名片。"喬賽亞·安伯利。他說自己是布裏克福爾和安伯利公司的股東，他們是顏料商，在油料盒上你能看到他們的名字。他積蓄了一點錢，六十一歲時退了休，在劉易薩姆買了一所房子，忙碌了一輩子之後歇了下來。人們認為他的未來算是有保障了。”
“確是這樣。”
福爾摩斯瞥了瞥他在信封背麵草草寫下的記錄。
“華生，他是一八九六年退休的。一八九七年和一個比自己年輕二十歲的女人結了婚，如果像豈不誇張的話，那還是個漂亮的女人。生活優裕，又有妻子，又有閑暇——在他麵前似乎是一條平坦的大道。可正象你看見的，兩年之內他已經變成世界上最潦倒、悲慘的家夥了。”
“到底是怎麽回事？”
“還是老一套，華生。一個背信棄義的朋友和一個水性楊花的女人。安伯利好象有一個嗜好，就是象棋。在劉易薩姆離他不遠的地方住著一個年輕的醫生，也是一個好下棋的人。我記下他的名字叫雷·歐內斯特。他經常到安伯利家裏去，他和安伯利太太之間的關係很自然地密切起來，因為咱們這位倒黴的主顧在外表上沒有什麽引人之處，不管他有什麽內在的美德。上星期那一對私奔了——不知去向。更有甚者，不忠的妻子把老頭的文件箱做為自己的私產也帶走了，裏麵有他一生大部分的積蓄。我們能找到那位夫人嗎？能找回錢財嗎？到目前為止這還是個普通的問題，但對安伯利卻是極端重要的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