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朋友華生的某些想法雖然為數有限，卻是執拗得出奇。很久以來他就一直在攛掇我自己寫一篇辦案記錄。這也許是我自找的，因為我總是借機會對他指出他的描述是多麽膚淺，並且指責他不嚴格遵守事實和數據，而是去遷就世俗的趣味。“你自己來試試吧！"這就是他的反駁。而輪到我提起筆來的時候，我也不得不承認，內容確乎是必須以一種吸引讀者的方式來加以表達。下麵記錄的這件案子看來必然會吸引讀者，因為它是我手裏最稀奇的一件案子，而碰巧華生在他的集子裏沒有收進它。談到我的老朋友和傳記作者華生，我要在此說明，我之所以在我微不足道的研究工作中不嫌麻煩地添一個同伴，那不是出於感情用事和異想天開，而是因為華生確有其獨到之處，但出於本身的謙虛以及對我工作的過高評價，他忽略了自己的特色。一個能預見你的結論和行動發展的合作者總是有危險性的，但如果每一步發展總是使他驚訝不止而未來總是使他迷糊，那倒確實是一個理想的夥伴。
根據我筆記本上的記載，那是在一九○三年一月，即布爾戰爭剛剛結束之際，詹姆斯·Ｍ·多德先生來找的我。他是一個魁梧挺拔、精神飽滿、皮膚曬黑的英國公民。當時，忠實的華生由於結婚而離開了我，這是在我們交往過程中我所知道的他唯一的自私行為。當時我是一個人。
我的習慣是背靠窗子坐，而請來訪者坐在我對麵，讓光線充分對著他們。詹姆斯·Ｍ·多德先生似乎不知道怎樣開場。我也無意引導他，因為他的緘默給我更多的時間去觀察他。我覺得使主顧感到我的力量是有好處的，於是我就把我觀察的結論告訴了他一些。
“先生，看來您是從南非回來的。”
“不錯，不錯，"他驚訝地回答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