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選擇幾樁典型案子來說明我的朋友歇洛克·福爾摩斯的卓越才智，我盡可能少選那些聳人聽聞的事情，而隻提供最能顯示他的才能的案件。可是，不幸的是，又不可能把聳人聽聞和犯罪截然分開。筆者真是左右為難，要麽必須犧牲那些對於他的敘述必不可少的細節，從而給問題加上一種虛構的印象，要麽就得使用機緣而不是選擇所得的材料。說了這番簡短的開場白之後，我將翻閱我的記錄，看一看這一連串雖然特別可怕但卻十分離奇的事件。
八月的一天，驕陽似火。貝克街象一座火爐。陽光照在大街對麵房子的黃色磚牆上，刺得人們的眼睛發痛。在冬天隱約出現在朦朧迷霧之中的也是這些磚牆，真叫人難以置信。我們的百葉窗放下一半，福爾摩斯蜷縮在沙發上，拿著早班郵差送來的信一看再看。我呢，我在印度工作過，練就了一身怕冷不怕熱的本領，華氏九十度的氣溫也受得住。晨報枯燥無味。議院已經散會。人人都出城去了，我也想去新森林或者南海海濱，但銀行存款已經用完，我隻得把假日推遲。至於我的同伴，鄉下和海邊都引不其他絲毫興趣。他願意呆在五百萬人的中心，把他的觸角伸到他們中間，銳敏地探索需要偵破的每一個謠傳和疑點。他的天賦雖高，卻不會欣賞自然。隻有當他把注意力從城裏的壞分子轉向鄉下的惡棍時，他才到鄉間去換換空氣。
看到福爾摩斯全神貫注，不想談話，我把枯燥乏味的報紙扔在一邊，靠在椅子上陷入沉思。正在這時，我同伴的聲音突然打斷了我的思路。
“你是對的，華生，"他說，“它看來是一種最荒謬的解決爭執的辦法。”
“最荒謬！"我驚呼道，突然意識到他說出了我內心想要說的話。我在椅子上直起身來，吃驚地凝視著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