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黄昏。辜鸿铭在书房里读托尔斯泰写给他的公开信。
1907年，张之洞调任军机大臣，兼管学部事务，辜鸿铭随同进京。今年，张之洞去世，日本夫人也病逝，他的生活比较寂寞。为感念几十年来张之洞的知遇之恩，他开始著述《张文襄幕府纪闻》。
正遐想，仆人进来，说有个叫伯希和的法国人求见。
“我正在思考问题，让他等一会来。”
伯希和为巴黎国家图书馆购买汉籍来到中国，途经南京，他再次拜访端方。端方曾经身居湖北巡抚、两江总督等要职，是一流的古董收藏家。1905年，端方赴欧美15国进行宪政考察时将存于柏林博物馆的《且渠安周碑》考拓带回国内。伯希和到南京，他正要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他已经听说敦煌发现古物的传闻，向伯希和证实。
伯希和知道再也无法保密，就将随身带的一些文物样品让他鉴赏。端方看到这些稀世珍宝，很是震惊，想把古物全部高价买回。伯希和拒绝了。
端方只好请他把部分精品印制后寄来：“这是中国考据学上一生死大问题啊！”
伯希和答应了。八月，他到达北京，首先拜访去辜鸿铭。
礼毕，伯希和介绍自己，然后要说明此行目的。
辜鸿铭用手势止住，说：“不用多说，一位西方朋友说过：西洋人贵种贱种，一到中国便可看得出来。中国食物价廉，贱种西洋人贪便宜大吃。不久，脑肥肠满，与未到中国前完全两样了。但贵种西洋人虽寄居中国多年，体质照样不变。”
伯希和笑着说：“那么，您看我的体质变了吗？”
“体质变化与否我不得而知，但是，我认为‘脑质’变化了，不然，你自我介绍时不可能对中国古藉名句应用得那么好。”
“您在西洋多年，‘体质’没有变化，只是回到中国后才发生巨变，‘脑质’、‘体质’都变了。”
辜鸿铭竖立起大拇指，哈哈大笑：“妙！妙！”
伯希和望着他那古怪的姿态，禁不住笑起来。
“你为学问而来，若无变化，才不正常呢。你需要什么？中国——甚至西洋典籍，不用翻箱倒柜地寻找，我全能背出来！”
“早就听说过大人博闻强记，只不过，我搜求典籍碑铭为图书馆之用，虽然您背出来，我可以记下来，但是，毕竟不能当图书用。”
说着，伯希和拿出敦煌文书。
辜鸿铭看一眼，说：“我早年在张中堂处看见过。他原来打算把藏经洞文物运回来，但是，今年他去世了。你很有眼光。一个学者学问如何，取决于他的眼光。你把注意力集中到中国，这就对了。王国维对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中国学术史做过恰当概括：殷墟甲骨学、敦煌塞上及西域出土简犊、敦煌千佛洞六朝及唐人写本、清内阁大库之书藉和档案、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四裔碑刻），这是五种大发现，每一种发现，都打开一个全新学术窗口。但是，中国学术界仅做把玩，大量文书、简犊、四裔碑刻被有眼光的学者拿走。有朝一日清醒过来，定会痛恨交加，但那时只有撞墙的份了。”
“大人，您说的殷墟甲骨学是怎么回事？”
“庚子前一年，河南安阳小屯出土殷商甲骨，被一帮古董商贩运到京津出售，王懿荣、刘鹗、端方等人都有收藏。庚子后一年，罗振玉到刘鹗家里见到，认为价值连城，让他采用急墨拓的方法，选千余纸付印，出版著录甲骨文的《铁云藏龟》，这才产生殷墟甲骨学。”
“刘鹗就是那位流放乌鲁木齐的刘铁云？”
“正是。”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特别是1899、1900两年，中国确实不平凡，发现鲍尔文书、楼兰古城、殷墟甲骨、敦煌藏经洞，可以说，1900年是清朝政府最黑暗的时候，而在文化上却爆发出奇异的光彩。古代文明给衰落的中国打了一支强心针，使这个民族重新获得生机。”
“如果我没记错，尼采也在1900年去世。”
“是的，他摧毁一个时代，创造一个时代。其实，现代西方世界已经变成一架巨大机器，人性被完全异化，所以，我宁可沉醉在古典文化里。”
“很对，西方人崇尚技术和工业，这样发展下去，必然导致可怕后果。我的恩人布朗先生和恩师卡赖尔几十年前就看到这一点。现在欧洲乌烟瘴气情况正如他们所预料。拯救世界人民的只有中国文化。所以，你来得很好，应该有成千上万的伯希和、斯坦因、赫定来中国取经，这样，欧洲的疯狂才能有所改变。”
“大人真是高论，我遇到的其他文人雅士还在羡慕西方先进的工业技术呢。”
“这只不过是暂时现象。你还年轻，能看见中国承担世界精神导师重任的一天。”
“大人，形势未必像您预料的那么乐观吧？就在去年，听说你们还要焚烧古藉呢。我这次来，就是想抢救一些。”
“那是谣传！去年冬天，溥仪登基，醇亲王命令内阁从大库里捡出清初摄政时有关典礼的旧档案，因为太多，一时没有找到，于是，内阁上奏将库中无用的旧档案焚毁。清内阁大库是明朝文渊阁旧址，里面藏有元明清历代档案和古籍。罗振玉知道后四处奔波，最后在张中堂过问下才保住，并且移藏到学部。唉，张中堂走了，我们这一代人也行将老去，中国年轻人现在赶时髦，丢了老祖宗的西瓜，去捡西洋人的芝麻，尤为可虑！”
说完，他忧郁地望着灰蒙蒙的窗外，陷入长时间沉默。
伯希和在辜鸿铭书房里将《铁云藏龟》和稀有碑刻拍照。再谈一会，告辞。
回八宝胡同住处的路上，伯希和忽然为古老中华帝国感到哀伤。他知道，这种发自内心的情感产生于辜鸿铭简陋的书房里。
把敦煌藏经洞的情况如实地告诉中国，让他们对辽阔的六千大地有足够重视！
于是，他通过董康告知北京学术界。
学者们急急忙忙到伯希和的住处去抄写敦煌文书。
众学人惋惜的叹息声中，伯希和回答着他们的提问。
伯希和没看见罗振玉，走到王国维跟前，问：“请问，罗振玉先生怎么没来？”
“哦……他病了。”
“我知道，在中国，称病不出是一种常用推辞借口。可是，这不是一般的社交应酬，请您给他解释清楚，我是非常有诚意的。”
“您多心了。”
伯希和给中国一流的学者们详细讲述敦煌莫高窟的情况、藏经洞发现经过以及发现后文物流失的情况。大厅里的人们都静静地听着。每个人的表情都很沉重，好像参加追悼会。
最后，伯希和给他们一线希望：“藏经洞中还有经卷，我并没有拿完。《孟子》说：可以取，可以不取，取伤廉，如果把藏经洞拿空了，就太‘伤廉’了。但是，现在全世界的眼睛都盯着敦煌，我建议你们立刻保护起来！”
大厅里沉寂片刻，人们热烈鼓掌，伯希和起身点头还礼。
王国维几次告知罗振玉。
罗振玉不相信：“哼，我就不相信，西洋人手里的东西会比我们珍藏的还好？他们收藏的古董，最多也是乾隆年间，撑死也就是明朝末年，而这些还不是当年从圆明园里抢去，要不，就是从地摊上收购的假货。”
“如果我不亲眼看到那么多的唐朝、甚至年代更早的善本古书，也不会相信。这些古书中，竟然还有一本玄奘亲自翻译并签名的经卷。现在，在北京的学人都往伯希和住处跑，你不相信伯希和，难道还不相信我？”
“你问问伯希和，是不是从阿克亨手里购买的？”
“不，全部是敦煌莫高窟的。这个发现非同小可，无疑是一场中国学术界的地震，据伯希和说，他在翻拣古文书过程中看到，古文书的时代几乎没有断线，一直延续到宋朝，有了这些珍贵的实物证据，恐怕连中国历史也要重写。”
罗振玉停止摇扇子。
“无论如何，您得去看看。”
“好吧，我就瞅瞅去。”
罗振玉去八宝胡同，大吃一惊，拿起每件文物都爱不释手。
他痛心疾首，说：“马上同伯希和商量，不计多少代价，把这些文书全部购买回来！”
王国维摇摇头：“端方同伯希和交情较深，他私下多次提出要购买一部分，都被拒绝。”
罗振玉痛苦地说：“端方手里有一本《且渠安周碑》就视为珍宝，比起敦煌文书来，那真是差之远矣！没想到，如此惊世珍品，竟轻易落入洋人之手，可惜、可悲、可叹啊！”
罗振玉和几个学者凑钱，影印、传抄多种敦煌资料，并打算将伯希和带走的敦煌文书全部拍照。
王仁俊连续四天带着干粮到伯希和住处抄写历史、文学、地理、宗教等文书，很快发表了《敦煌石室真迹录》。
……
1909年9月4日，伯希和在六国饭店举行盛大学者招待会。出席者全部是京师学界名流：辜鸿铭、罗振玉、王国维、董康、宝熙、柯绍忞、恽毓鼎、王仁俊等。
恽毓鼎首先举杯致辞：“伯希和大人是欧洲汉学界的杰出代表，又是科学探险家，不远万里，跋山涉水，前来与我国学界进行交流，其治学精神令人钦佩！中国是文明古国，历来开放好客，伯希和大人所到之处，我国学人有求必应，尽其所有，都拿出自己珍藏的善本让伯希和研究、拍照，可以说，这体现了我们炎黄子孙的传统美德！”
大家鼓掌。
恽毓鼎接着说：“所谓天道酬勤，伯希和大人在出生入死的探险过程中，意外地、幸运地在罗布泊边缘城市敦煌发现大量古代文书，可喜可贺呀！”
伯希和很得意，其他人面沉似水。
“这些文书将对我国学术界将产生巨大的、革命性的影响关系到中国考据学的生死问题，所以，我代表中国的学术界和数千学子，诚恳地希望伯希和大人发扬君子之风，允许中国将这些文书购买回来，至于价格问题，我们听取伯希和大人的意见。”
伯希和脸色大变，站起来，说：“各位学长，很感谢大家对我探险考察的热情支持和积极肯定，我认为，世界文化发展中，西腊罗马文化、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中国文化基本上是独立发展，中亚地区是这四大文化体系唯一的交汇地区，作为这一地区文化产物，不属于四大文化体系中任何一类，她应该独立存在，属于全人类。在这一文化区域内，许多城市都遭到战争和沙漠侵害而毁灭，只有敦煌侥幸地经历岁月沧桑而保存下来，这不但是中国的幸运，更是世界的幸运，至于购买文书之说，我觉得是画蛇添足，多此一举。因为，我购买到的文书已经运抵法国，再运回来，恐怕很不容易。如果各位学长在研究中需要配合，我将竭尽全力！”
全场鸦雀无声。
伯希和望一眼四周，说：“我要提醒大家，在敦煌莫高窟，还有将近一万卷古书！如果不赶快抢救，那么，几年后必流失殆尽！诸位很清楚，斯坦因的考察已经在欧洲引起巨大轰动，据我所知，已经有瑞超、奥登堡、柯勒等探险队正在六千大地上竞争！他们的最终目标都是敦煌。就在今年六月，奥登堡组织的‘中国西域探险队’已经到喀什，他们要考察吐鲁番、库车，现在，几个月过去，很可能，此时此刻他就在藏经洞里翻拣文书呢！”
恽毓鼎一拍桌子，站起来，慷慨激昂，大声说：“就是倾家**产，拼死，也要把剩余的文书运回北京保存！”
其他学人应和：“对！再不能让敦煌文物流失！”
伯希和回想自己在国内的情形，与这里真是天壤之别。他说：“诸位学人高风亮节，有端制军之风，以德抱怨，令我百感交集！从一个纯粹学者角度来说，我对斯坦因、格威——包括我在内西方学者的行为感到愧疚！毕竟，这些财富产生在中国土地上，我只希望以后能共同开展研究工作。”
抄录敦煌文书的同时，罗振玉报告学部左丞乔茂楠，请求发电陕甘总督毛庆蕃将剩余八千多卷文书运回北京。几经周折，剩余文书被从乌鲁木齐赶回北京的何彦升督办。
运输队伍到北京已是深夜，何彦升长子何震彝与其岳父李盛铎两人打开捆包，细细翻拣，尽量挑精品，并把较长的卷子撕成两份、三份甚至四份充数。接着，李盛铎又请来他的亲家陈廷琛、方尔谦等人挑选，将其中精品全部搬到自己书房里。多日后才交给学部。
日本京都大学获悉敦煌文书运抵北京的消息，立即派遣内藤湖南等五名教师前来调查。他们在学部只看到七百多部写经，回去后做报道。
学部侍郎宝熙在检索时发现敦煌经卷与原来清单不相符，便写奏折，将重要押解员傅宝书扣留，然后顺藤摸瓜，追查首要人责任。何震彝四处托人说情，积极活动。正在这时，辛亥革命爆发，再没有人过问这件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