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下午，关于出发最前线的准备大致就绪，决定在明天大清早就要动身。在人们的心理上，不管是同志们还是老百姓，在这天下午都显然起着很大的波动了。
老百姓们都以惜别的眼光望着那些从面前走过的，显得匆忙而兴奋的男女青年，找机会同他们搭腔说话，问他们要开到什么地方，是否还转回来，并说些不愿意他们开走的话。时常有妇女们和老人们站在队部的大门外，探头探脑的向院里看一眼，然后回到那些聚在一起的人堆中，报告着大家无人不知的消息：“嗨，都在忙着哩，说是明天一清早就要开走了！”人们谁也不理会这种报告，谈话总是集中在谈这个队上的人们是怎样的规矩，和气，爱护百姓，担心他们开走后会换一些生疏的军队来驻。当知道这个队要留下一个同志留守，继续做民众教育工作，而两个月后全队还要开回来的消息以后，全村的老百姓们，特别是那些上夜校的农人们，上识字班的妇女们，做小生意的人们，曾经对别的驻军感到头痛的人们，都稍微的安下心来。然而对于这个队的突然开走，仍好像有一个好邻人或者朋友将有远行似的，心上充满着怅惘的情味，并且深深为这变化而莫明其妙的激动起来。
保长亲自提着一根长杆烟袋，向各家通知晚饭以后都到队部门前的大场上开会，说这是队长的吩咐，一定得早点到会。“队长说啦，”保长解释说，“队伍明天就要开拔，今晚大家在一道快活快活，队上的同志们唱歌子，讲笑话，还要唱洋戏哩。”这通知使全村人们很是兴奋，大家都带着新鲜的趣味，孩子似的微笑，把这个消息到处传播着，传播到左右邻村。女人们不等太阳落山就早早的把饭做好；在地里做活的人们也不等太阳落山就扛着锄头，牵着耕牛，早早的转回家来。人和人在村里相见时本来是不需说话的，然而这天黄昏前却都觉得心里有话要说，而且连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碰见人就要笑着打招呼。不过实际上，要说的话十分简单，几乎是只有一句：“呵，吃过晚饭要开会呐。”回答这句话也往往只是更其简单的重复几个字：“开会嘛，嘻嘻！”如果人们见面时不提开会，或提过开会后还觉得有话要说，那一定是带着惋惜的口气说道：“呃，他们明天要开走啦。”就这样，人们用他们祖先传下来的最单纯而质朴的方式，表达和传递着他们的混合着怅惘与兴奋的感情，大家互相了解，并深深的具有同感。老婆婆叮嘱她儿子：“丢下碗儿别往街上去，有事情明儿办，说是要唱洋戏哩！”年轻的小媳妇怯怯的向她的丈夫或公公打听着：“洋戏是啥样子？”自认为见过大世面的丈夫或公公总是骄傲的用鼻子哼一下：“一个小箱子，里面有电气，有一个喇叭头子，啥戏都会唱。”假若被询问的丈夫或公公不曾在镇上或城里见过“洋戏”，他们也仍然装做经多见广的神气，骄傲而淡漠的回答说：“你看见以后就晓得了。”一吃过晚饭，大人们和孩子们都向队部前边的打麦场上走去，女人们有些连锅碗也顾不得洗涮，把碗，碟，筷子，往锅中一放，倒进一瓢水，匆匆的锁上大门，匆匆的赶往打麦场。
从邻村陆续的赶来了不少的男人，女人和孩子，广场上越发的热闹起来：一方面，政工队的几个同志们在忙碌的布置着会场，搬来了一张桌子，点上灯笼，放好话匣子，然后让全体同志们有秩序的走入会场，在桌子后边席地坐下；一方面，那些从邻村来的客人们同本村的人们用小声寒暄着，闲谈着，互相的让着烟袋，这儿那儿，响着火镰的敲击声，闪着发自火石上的，纸煤上的，烟锅上的赤色的火星子；而除此之外，另一方面，本村的女人们为着尽地主之谊招待那些从邻村来的客人们，又赶忙的，纷纷的，跑回家里搬来了长凳子，短凳子，小椅子，草墩子，而那些客人们推推辞辞的，客客气气的，讲了不少话。在充满着快活的（怅惘的情绪已经没有了）纷乱中，苗华站到桌子旁边，将灯笼移到桌子的另一边，拍两下手掌，场子上的人声静下来了。
这是一个温暖的，宁静的，月色朦胧的晚春之夜，树林间有一种宛转悦耳的鸟声叫着。苗华微笑着，稍微的偏着头，等待着人们肃静，看样子好像是在欣赏着林间的鸟声。等女人们不再互相的小声絮语，孩子们不再来回跑动，老头子们不再咯咯的吐痰和嘣嘣的磕烟锅子时候，他迅速的用一双闪闪的大眼睛向全场扫了一圈，开始用不太高的亲切的声调说道：“今天请大家在一块儿快活快活，因为明天我们的队就要暂时离开此地到前线上工作了。”他演讲下去，说他们的队在这儿做的工作太少，打扰人的地方很多，因此他心里很觉惭愧。他很感谢大家（指老百姓）对他们的爱护和帮助，很留恋这个地方，大概两个月后还可以转回来同大家住在一道。他的话很有感情，有滋味，不像一般官长们对民众讲话的枯燥无味。他提到再有一个月就可以吃豌豆角子，但可惜赶不回来了，请他们（农人们）在煮好豌豆角子，盛在黑瓦碗里，闻着那种香味，用手抓着吃的时候，千万别把他们（同志们）忘在脑后。他们一定要赶回来吃新麦面馍馍，还要吃包谷穗子。这些话从他的嘴里说出来是那么的家常而且有趣，引得农人们都开来嘴唇笑了。虽然他的话里边多少还带有南方口音，比如将“王”和“黄”不能分清，但大体上他这一年来对于普通话已学得不错，老百姓听他的话并不吃力。有些老头子带着隐约的微笑朦胧的眼神，张着嘴，仰着脸，静静的望着他，听着他，他们的烟锅里的火星在被遗忘中慢慢的熄灭了，同时一股口水从他们的牙齿残缺的嘴巴里毫无声息的流出来，牵出柔软而透明的长丝子挂在下唇上或挂在有花白短胡子的下巴尖上，摇拽着，摇拽着，最后就滴落在他们的怀里或腿上。他们直到苗华的演讲结束，才恢复活动，首先是轻轻的点着脑袋，然后轻轻的咳嗽着，晃动着身子，摸索着火镰和纸煤。苗华静静的笑着，望着大家，等待着有人站起来说几句话。
“我们大家都不要客气，”苗华望着坐在面前的保长恳求说，“请保长说几句好不好？”
会场中嗡了一声，大家都动起来，眼光集中在保长身上，有许多声音催促着：“保长说！保长说！”保长不自然的笑着，缩着脖子，脸孔窘得通红。他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小地主，曾经读过两年私塾，从来没有在人场中作过演讲。但凭着他在城里受训时所得的新知识，他晓得这时候非有人站起来说话不可。“应该有谁起来致答词。”他想着，不觉鼻尖上冒出来一层汗珠子。忽然他发现了可以代替他的人，那人坐在一个角落里，安闲的吸着长烟袋，望着他笑着，一只独眼有趣的连连眨着。保长立刻向独眼睛挥着手大声恳求说：
“营长，营长，你站起来说几句，说几句！”他想起来那个新名词，又补充说：“你代表大家致答词！”
独眼睛约摸有四十多岁，也是一个小地主。因为北伐前曾在地方团队里干过一年营长，直到如今人们还恭敬的称呼着他的官衔，并称他的孩子们（大的在镇上做生意，小的在城里上学）为少爷，问他的那位平庸得和乡下农家女并没有分别的黄脸老妻喊太太，问他的小老婆（十几年前原是一个土匪的女人，被他俘获）喊二太太。他是这一带有声望的乡下绅士，老百姓有事情往往要找他解决，他的社会地位远在年轻的保长之上。因为他在老百姓眼中有崇高地位，所以一经保长提出来，大家就立刻同意，纷纷叫着：“营长！营长！营长说！”独眼的营长红着宽阔的四方脸，头左右的扭动着，吃吃的拒绝着：“我×娘，我不会说，都别让我红着脸子出丑……”他确实是同保长一样，虽然在乡下老百姓面前说一不二，哼一哼鼻子跟打雷一样，但从来不曾在像今天这样的场合演讲过。平常他见了县政府派来的委员或区公署派来的区员都会心慌得不知道怎样答话，如今这种出乎意料的提议直弄得他狼狈万分，几乎要站起来从会场中逃走。
然而逃走是不可能的，而且那样一来就会丧失了他的绅士体统。在狼狈中他也意识到他是民众的领袖，该大大方方的站起来走到桌子那边，代表民众说几句话，不过同时他不晓得自己为什么非常畏怯，心慌得连一句话也想不起来。正在万分窘急当中，他发现有人用力的拉他起来，并且像命令又像恳求的催促他：“起来，营长。起来，营长。你老非站起来说话不可。”他像喝醉酒的人一样，朦胧的认出来是保长跑来拉他，他一面努力的甩脱着保长的手，一面吃吃的推辞说：“我不行呵，不行呵……”正在这当儿，他忽然听见苗队长又像对他，又像对老百姓，大声说道：“欢迎营长讲话！”话声刚落地，热烈的掌声从同志们中间响了。老百姓中间也有人跟着鼓掌，但笑声和叫声却远比掌声热烈，因为他们是不习惯鼓掌的，正像保长和营长不习惯演讲差不多。独眼营长觉得再推辞也是无效，只好硬着头皮子踉踉跄跄的走到桌子旁边，站在苗华让给他的那个地方。
他的一只手提着长杆子烟袋，一只手按在桌子角上，手和腿都在颤抖，腮巴和嘴唇在**，用充血的独眼睛向旁边同志们那儿看一眼，又把面前坐的老百姓们望了一圈，他看见了无数的脸孔，无数的眼睛，无数的张着的而且笑着的嘴，然而，不能认清楚一个人。掌声第二次在他的前后左右响起来，他一急鼻尖上蓦的出汗了。有一句话从他的脑海里一闪而过，也亏了是他，于是就大声的说了出来：
“今天……晚上……开……这个会，”停停，他的独眼睛眨了眨，又吃力的继续下去，“听说……老乡们……要……开往……前线……”
他很想说出来“老乡们”住在这儿同老百姓感情十分好，老百姓得了很多好处，大家都不愿“老乡们”走掉，诸如此类的话，但是却找不出适当的字眼儿。他停断了一两分钟，耳朵里轰轰响着，浑身出着大汗，在无法继续时候，他后悔起来自己没坚决的拒绝保长的请求了。那些在周围对着他微笑的脸孔，眼睛和嘴巴，逼得他急上加急，什么也想不起来。最后，抬起来按在桌上的那只手擦一把发热的脸孔，他望着坐在他面前地上的保长埋怨道：“我×娘，我说我不行吧，你一定要拖我出来。看看，”他甩着两只手，“说鬼孙，当众出丑！”一说完，他立刻转过身子向苗队长点点头，逃往他原来坐的角落去了。
会场里跟着发出来一阵掌声和笑声，混和着快活的说话声，火镰的敲击声，老头子们的咳嗽声，吐痰声，结婚不久的小媳妇们手腕上带的双镯子的相碰声。然而这一切声音都好像和营长无干似的，他坐在自己的小椅上，从新用手掌擦一把发热的脸孔，感到自由和舒服了。人们在笑着，他也笑着，一面装烟一面喃喃的小声说：
“咱就说咱演讲不成，你们不信。看看，一上去就关公长瘿包，脸红脖子粗。”
他借别人的纸煤点着烟锅子，吧哒吧哒的吸几口，又笑着补充说：
“我×娘，驴头不叫驴头，叫做长脸。”
晚会的节目在欢乐的空气中进行着，同志们贡献了四部合唱，二部合唱，独唱，口琴独奏，二胡独奏，还有人讲了笑话，小光明也独唱了一只歌子。苗华知道老百姓都希望听“洋戏”，却故意不让同志们将话匣子打开，他要求他们（老百姓）在听“洋戏”前也贡献一个节目。老百姓们纷纷的商量一阵，决定叫卖唱人杜长腿老头子和他的孙女儿弹着三弦唱一段曲儿。杜长腿推脱不掉，就派他的十三岁的跛脚的孙女儿回家去取他的三弦。在杜长腿的三弦还没有取来的时候，有一位在夜校读书的青年农民，用尖尖的女人声音唱了几句诙谐的古朴秧歌，挣得不少的掌声和笑声。
“唱的好，”有人讽刺的笑着说，“带着路费干粮走到天边儿都饿不着。”
“只要有钱，进饭铺子还不会挨打哩。”
“吃过饭就走，”喝秧歌的青年农民自己也加添说，“自己还不必支手洗碗。哈，哈哈……”
“哈哈哈……”周围的人们都笑起来。
“别打趣，”有谁制止着众人的笑声说，“还是等着听长腿大爷吧。”
杜长腿老头子坐在会场中间的地上沉思着，虽然网满了深深皱纹的，永远带着风尘颜色的脸孔上，仿佛是挂着微笑，但心里却蕴藏着海似的忧郁。他没有说话，没有动作，好像是睡熟了一样。当人们正在快活的说着笑着的时候，他听见了那熟悉的奔跑的脚步声远远而来，于是他自言自语的喃喃说道：
“三弦来了。”
老头子接住乐器，用指甲卜棱卜棱的拨几下，定好弦子，然后抬起头来向人们问道：
“唱一个什么曲儿呀？”
“唱你自己编的！”保长叫道，“长腿大爷，唱你自己编的！”
“嘻嘻，自己编的……”老头子笑着说，“那些打仗的曲儿你们都听过，唱一个别的吧。”
“你老随便唱。”人们叫着。
老头子和他的跛脚的孙女儿小声的商量着什么。这当儿，有一个女人在会场的角落里低声的对邻村来的客人们说道：
“怪好一个老头子就是命苦，一家人都早早死完了，家产也光了。这孙女儿是在雪地上拾来的，拾来的时候刚刚几个月，可怜冻坏了一只脚。现在她拉着老头子到各处卖唱。脸长得倒是满秀致的……”
这话还没说完，三弦已经开始了弹奏。和着弦声，老头子用半哑的悲哀的调子唱了起来，唱他年轻时候是怎样能干，怎样有前程，后来又怎样遭兵灾，匪灾，旱灾，水灾，终于有一年伤寒流行，一家人完全死尽，他病了几个月，没有死，但病好又害了一次眼疾，双眼瞎了。他唱着他从此后家产净光，学会了弹三弦又学会唱曲儿，一年四季在各地卖唱糊口。唱到衰老，多病，时常受冻受饿，看不见一线光明。他的声音打颤，带着哽咽，流着眼泪，全场人都感动得透不过气来，不发出一点声息。忽然，调子一变，老头子和跛脚女孩子一替一声的唱得极其缠绵，歌声紧牵着人们的心忽起忽落，忽而明朗，忽而忧郁。
忽然嘣的一声，弦断了，歌声也跟着停了。卖唱老头子摸摸断弦，又把弦柱子转了转，叹息了一声说道：
“算了吧，不能够再唱了！”
“不行，不行，”人们叫着，“接起来再唱！”
“弦子短，接不起来。”老头子解释说。
“叫望儿（孙女儿的名字）回家去取一根来！”
“家里也完了。”老头子抱歉的笑着说，“明儿再补唱吧。”
“好，好，唱洋戏！唱洋戏！”独眼营长大声的叫着，把众人的叫声压了下去。为要恢复原来的快活空气，苗华把话匣子赶快打开了。小孩子们都从人堆缝中跑出来，拥挤在桌子前边，瞪着眼睛研究着一件会唱的奇怪东西。那些第一次看见和听见这件东西的大人们，不管是男的或女的，都十分惊异而且深感兴趣的向话匣子伸着脖子，极其天真的咧着嘴没有声音的笑着。女人中有一个用很小的声音咕哝说：
“恐怕是有人躲在那个小箱子后边唱哩。”
“瞎说！”立刻有另一个声音笑着说，“你真是乡下老土，没吃过猪肉也没见过活猪满街跑！”
“那你说小箱子怎么会唱哇？”
“怎么会唱？……里边装有机器呀。”
停一停，那个被称为老土的女人望着话匣子叹口气说：
“洋鬼子真是能！”
所有的片子都唱过以后，跟着就散会了，月芽子也已经落在树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