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聿明做完部署，明白三个兵团司令官得令之后，一定会急不可耐地拥兵行动。便赶快回到只半华里远近的剿总前进指挥部，吩咐焚毁不能带走的文件。
收拾完一切，正欲率直属队跟随李弥兵团突围，李弥的电话就来了。
李弥向他禀报，派去侦察的小分队探得东北方向共军纵向宽阔、横向纵深都部署得很厚，根本无法向这个方向突围；李弥问他，邱、孙两兵团探测的情况如何。
杜聿明答称电话尚未打通，待联系上了再说。
约莫过了三十多分钟，邱清泉闯进了杜聿明的屋子，气急败坏地说：
“副总！坏了，坏了！我派了一个师向西面、南面进行试探性进攻，结果当面共军阵地重重叠叠，根本撞不动；看情况，即使突出去，部队也会缺胳膊少腿、残破不堪！我重新考虑了一下孙元良的主张，觉得照他说的那样干，简直就是自取灭亡！”
杜聿明乜视他一下，听得出邱清泉其实是在抱怨他。因为不执行蒋介石向黄维兵团靠拢而自逃生路的策略是他杜聿明自从大军撤出徐州以来一直的主张，而并非孙元良；同时他也厌恶这个邱疯子的为人，明明是大家一致决定的办法，一遭遇困难就向别人身上推卸责任，实在是有点卑劣。但杜聿明在“驭兵”之道方面，说得上熟稔练达；当此艰危时刻，他对邱清泉半句也不反诘，只含糊地唔唔两声。
邱清泉又出新招，说与其让大军分散去撞得头破血流，不如固守现有阵地，吁请校长增援。
杜聿明未置可否，只说待接通了李弥、孙元良的电话后，大家再研究一下，视情况再改换策略吧。又教邱清泉暂不回兵团，在这里坐等一下。
没多久，电话通了，是李弥打来的。
杜聿明把邱清泉的“新招”告诉李弥，问李弥“以为如何”？
李弥立刻表示同意邱清泉的“新招”；因为在李弥的当面，也发现共军阵地纵深很厚。
杜聿明十分惊讶，粟裕哪来这么大的兵力？如此部署，没有八十万人是办不到的；杜聿明也是个“知兵”的人，猜测粟裕也许在某些方向采取的是“疑兵”之计，也就是所谓虚实相间。那么若能找准虚点，闯出去是大有可能的；而包围圈的“虚点”在哪个方向呢？根本无法探明！完全得靠运气！战场上靠运气用兵，不啻赌牌，那还了得吗？
杜聿明久等孙元良电话不至，教副官抓紧联系。
副官打了半天电话不通；又用无线电收发报机呼唤，也得不到回应。
杜聿明踌躇半晌，下了决断；分别接通了邱清泉、李弥电话，与他们商定，不管孙元良究竟如何，邱、李两兵团也决不突围。
原来孙元良玩了个小聪明；与杜聿明、邱清泉、李弥分手，回到他的兵团部以后，下令拆除电线、关闭无线电收发报机，径自率领本兵团一部分（几支部队一时没联络上，就大方地留给杜聿明了）悄悄向外溜了。
聪明反被聪明误；向永城方向“溜”过去不久，孙元良兵团就遭大难了。在永城附近的黄瓦房、张老窝、亳县一带陷入了华野八纵、晋鲁豫军区部队、豫皖苏军区部队的小包围圈。激战到七日黎明，孙元良及其跟他往外溜的三万二千人全部就歼，大部分高级将领就擒；仅孙元良和四十一军的两个师长张宣武、严翊峰化妆成“讨口子”[1]逃脱。
蒋介石朝令夕改，思绪混乱，很使他的学生、亲信大将杜聿明伤脑筋；先是只图引共军上钩不顾黄百韬兵团可能掉入险境，然后是只顾徐州不顾黄维兵团死活，后又只顾黄维兵团不顾杜聿明集团。如果当孙元良已经完蛋的消息传到南京，邱清泉、李弥两兵团及孙元良兵团来不及跟随司令官逃跑的一部分又都掉进了共军重围之后，蒋介石是不是也要牺牲他们呢？杜聿明想到这里，禁不住打了个寒战。他觉得自己必须再次致电蒋介石，痛陈利害；并对他加以鼓励，详加解释中原事并非完全不可为。邱、李两兵团及其他余部尚足二十万之众，固守一段时日谅无大问题。这里将共军大批量牵引住，校长迅速从西安、武汉抽调大军，对共军实施反包围，然则中原之鹿擒于谁手尚不可料，反败为胜亦并非不可能。
这份长电到蒋介石手里的时候，蒋介石正在南京空军俱乐部为执行徐蚌会战轰炸任务的空军立功者授勋发奖。也正在这个时候，一声沉重的巨响在俱乐部旁边发生了。
原来是一架美制B-24轰炸机掠过此处上空，扔下了一枚重磅炸弹；目标是蒋介石。后来知道投弹者是第八飞行大队飞行员俞勃等五人。这五位青年军人早就密谋投奔解放区了；当获悉徐蚌会战黄维兵团完蛋，杜聿明集团又掉入重围，觉得不能再等了，决定马上驾机起义。他们盘算送给解放区人民的大礼就是取蒋介石的老命。尽管没能成功，但那声巨大的爆炸声在国民党内和蒋管区社会所造成的“地震”烈度是怎样估价也不为过的。
这五位可敬的青年原拟飞到沈阳，由于当时天气不好，只好在石家庄迫降。他们没有想到，解放军东野和华北军区的一些领导、石家庄各界代表都在机场欢迎他们。
惊魂甫定的蒋介石拿着刚刚阅罢的杜聿明长电，轻轻摇了摇头，将它扔到案头。中原已经糜烂，他担心毛泽东会拥得胜之师投鞭渡江，到南京来“问鼎之大小轻重焉”。这样严峻的局势，哪里还能再顾及杜聿明集团呢？他认为必须火速收缩兵力，确保长江防线的安全；杜聿明集团此刻在他心中的分量和作用，已经从一支主力集团跌为对共军尽量羁縻、消耗以延缓其窥伺江南的牺牲品了。他电令蚌埠的刘峙，嘱其加强江淮防务；同时刘峙集团的后方机构全部撤到长江以南。具体安排为：李延年六兵团主力、刘汝明八兵团主力、原属华中剿总的四十六军防守淮河；若遭到进攻，须逐次抵抗，以争取时间将主力全部撤过长江。第五十四军、三十九军、六十六军立即开赴南京，归入汤恩伯京沪杭警备司令部序列，参与完善长江防务；二十八军、五十二军也须速退长江一线。他最后向刘峙着意强调，“依淮河地嶂抵抗，非万不得已不得撤退”。
安徽萧县和河南永城交界处有个村子叫蔡凹，华野前指[2]设在村北的一座土坯房里。粟裕在这里对已掉入重围的杜聿明集团设置了七层包围圈，以防再发生孙元良三万多人溜出去的情况。此时粟裕及其麾下数十万将士最迫切的愿望是尽快展开向心总攻，早日吃掉这块大肥肉。前线将领一有机会就向粟裕或者陈士榘探询，何时动手？这两位的回答大同小异，意思都是：快了，快了；大家做好一切准备吧。
正值几十万将士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之际，他们的最高统帅却来了一纸电报，教暂且围而不攻，部队乘这段时日抓紧休整。
原来，毛泽东此举的目的在于抑留傅作义的五十万人马。
平津战役迫在眉睫，东北野战军也正在陆续入关；对傅作义集团的战略包围虽正在构建，却远未达到密不透风的完善程度。若傅作义在蒋介石严令下，也可能并且有条件把部队带到中原来；或者蒋介石单独把近四十万中央军用船运到江南。这对解放战争的进程会产生严重的不利影响。所以在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部队将远距离战略包围完善为近距离严密包围，使傅作义集团无法动弹之前，必须稳住蒋介石，让他觉得南边战场似乎尚未到非要傅作义集团来帮忙不可；让傅作义也觉得并未到非逃跑不可的地步，因为长江以北尚有杜聿明集团坚挺着，与其保持掎角之势。毛泽东在电报里明确指出，为“关照淮海战役与平津战役之间的联系……歼灭黄维兵团之后，留下杜聿明指挥之邱清泉、李弥、孙元良（已歼一半左右）诸兵团之余部，两星期之内不作最后歼灭之部署”。教华野部队“整个就现阵地态势休息若干天”，对杜聿明集团“只作防御，不作攻击”。
毛泽东又致电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命令中野“各纵迅速完成战后（歼灭黄维兵团之后）整备，待李延年第三次北进时担任南线防御；并准备于华野对杜聿明作战接近解决时，放敌深入，围歼其一部”。
毛泽东同时指示淮海战役总前委尽快安排第一次会议，着重研究长江以北作战结束以后，大军渡江的问题。
刘伯承对陈毅、邓小平说，粟裕自从淮海战役开展以来，主要的担子都压在他肩上，他比我们三个都辛苦；现在又负责指挥对中原地区最大军事集团的围困，仍然无法喘一口气。我建议，我们三个跑点路，到他那里去，如何？
粟裕获悉他们“移樽就教”（刘伯承致粟裕电）到蔡凹来开总前委的首次会议，兴奋不已；他最想念、最希望见到刘伯承同志，因为他与刘伯承有旧。在中央苏区时期，刘伯承曾担任红军大学的校长兼政委；粟裕从红四军参谋长任上调红军大学担任学员总队长，算是在刘伯承领导下作教学工作。两人相处时间不长；但接触频繁，相知甚深。当时刘伯承就对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兴奋地说，你的这个警卫连长粟裕基础甚好、天资不一般，将来必成我军扛大梁的人物。毛泽东呵呵大笑，称赞刘伯承慧眼识英，十分认同刘的预见。
粟裕派人到符离集老字号买来几筐脱骨扒鸡，准备招待刘伯承一行。
“客人”的车队来到之前，粟裕就换了一身没有补丁、特别干净的军服，早早地就率领谭震林、陈士榘、唐亮、张震、钟期光到村口迎候。
“欢迎呀，欢迎三位首长光临！”粟裕和刘、陈、邓握手问候之后，对刘伯承说，“刘校长，我们有十七年没有见面了！”
“粟司令员好记性呀！”刘伯承颇动感情地端详粟裕，握手不松，“那时你才二十三岁吧？现在都胡子巴茬了！岁月不饶人呀；不过岁月也造就人，我当时就对主席说过，粟裕今后必成我军挑大梁的角色，现在果不其然！”
邓小平也说：“刘司令员说得好呀！淮海战役如果不是粟司令员的推动，恐怕中原逐鹿的时限要拉长一段时间啊！”
刘伯承又说：“我们在大别山最困难的日子里，你们兵锋指向中原，给予我们极大的支持，还没当面谢过你……对了，还有陈士榘、唐亮同志！”
陈毅拍了一下粟裕的肩，乐呵呵说：“老伙计，华野发展得这么强大，你功不可没呀！”
粟裕称呼老领导过去的职务，客气地说：“军长过奖了！没有军长过去打下的基础，没有饶政委和军长的长期指导和关心，华野哪能有今天这般气象啊！”
陈毅不愿提及饶漱石，便把话题移开。“你们打黄百韬的战法真高明，我们如法炮制，很快就把黄维兵团打下来了！我代表中野谢谢你啊！”
“军长千万不要这么说，都是一家人呀！这次与中野老大哥在一个战场作战，使我们打黄百韬、围堵杜聿明都完全没有后顾之忧，那才要谢谢呢！”
在会议室开会的时候，大家首先传阅了军委十二月十二日的电报；刘伯承特别强调了这份电报是由毛主席亲自起草、修订的。
“电报的主旨，就是要我们两大野战军做好渡江准备；同时将渡江设想，由粟裕同志起草为书面报告，电发中央。”
“由粟裕同志起草很好！”邓小平说，“粟裕同志已经胜利渡过三次长江了，积累了不少经验，有真知灼见！”
“老伙计，”陈毅笑嘻嘻瞅着粟裕说，“你有没有什么初步考虑？如果有，先说一说如何？”
粟裕是个不大擅长开玩笑的人，今天因为高兴，瞅着陈毅道：“谨遵钧命！”
大家都笑起来。
粟裕说：“一九四○年七月我们第一次渡江是谨遵陈军长之命……”
陈毅笑嘻嘻纠正道：“哪里是‘陈军长之命’啊，是毛主席之命！”
粟裕继续说：“那时我们不到一万人，武器也差；心情紧张，也没底。赖将士用命，从南岸顺利到达江北！二次渡江是一九四四年底，从江北到江南；三个团分东西两路过江，也比较成功。第三次是一九四五年九月下旬开始的；苏浙军区部队和地方干部六万五千多人渡江撤到江北，沿途遭遇挡路的国民党部队，有一些伤亡，也胜利过江了。这三次过江给我个人有一个最大的启发，就是认真准备，一丝不苟地组织，这样就可以顺利一些，牺牲也少一些。这次渡江应该与以往有很大不同；是蒋介石的精锐部队被消灭在江北以后，是在我军占有压倒优势的条件下进行的。所以不妨采取以实击实的战法，大部队、宽正面地渡江，迫使敌人拉大防御面[3]。”
不久以后的渡江作战、夺取沪宁杭，都是由粟裕实际指挥；因为华野改称第三野战军后，他仍以代司令员、代政委身份以及三野前委书记身份主持工作。[4]
会议接下来研究军委对当前作战的指示；大家一致采纳了粟裕的调整部署设想，并将此设想形成书面文字，电呈中央请求批示。
中央也很快就批准了。
这个调整大略如次：
华野方面，谭震林、王建安指挥一纵、九纵、渤海纵队，宋时轮、刘培善指挥四纵、十纵、冀鲁豫军区独一旅、独三旅，韦国清、吉洛（姬鹏飞）指挥二纵、八纵、十一纵，以上三个集团为一线部队，负责包围和监视杜聿明；一线部队“边围困边休整”，以逸待劳。
此外，华野二线部队的屯驻地为：十二纵在薛家湖、山城集、火神庙一线，冀鲁豫军区之三军分区两个团在夏邑，两广纵、野司警卫部队在会亭，豫皖苏军区独立旅和野司骑兵团在酂阳，鲁中南纵队在永城，三纵在铁佛寺、百善，十三纵在马村桥，六纵在三铺，七纵在萧县，三十五军在山城集。
中野方面，除豫皖苏军区五个团在淝河沿岸向蚌埠那边警戒之外，主力集结于宿县、蒙城、涡阳一带，担任战略预备队，随时准备协同华野对杜聿明集团的总攻行动；同时阻击蚌埠方向可能援杜的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
后来，随着蒋介石在战略上惊弓之鸟似的判断，及其部署调整方面的失误，例如为了京沪安全将李延年兵团撤退，便使华野彻底没有了后顾之忧；这同时意味着杜聿明集团在劫难逃了。
前文已经提及，面对徐蚌战场明显的危局，蒋介石已无兵可调，他的总兵力经过辽沈战役和淮海大战已经结束的一二阶段作战，急剧下降；正在编练的二线兵团全是新兵，根本无法投入战场。
反之，人民解放军虽然也屡经伤亡，但兵员补充的速度却十分惊人。以华野为例，在围歼黄百韬兵团和参与歼灭黄维作战的过程中，华野共负伤、阵亡官兵七万三千三百多人，其中两万三千七百多名轻伤员经过短期治疗很快就归队了。
华东军区领导的苏、鲁、皖地方武装随时可以成建制地升格为野战军，到粟司令员那里去报到。粟裕最近的一个月内所接受的由二级军区升格的部队就有十三万人左右。其中十六个地方基干团全体加入野战军；他们都有至少两年的戎马生涯，党员占百分之三十以上。
此外，更多的是县级以下的区小队武装人员、村庄里的民兵以个人身份参加野战军；这些分了田以后大部分时间在自家的三亩、五亩地里用心经营，战争发生时协助解放军进行一些边缘战斗的农民，梦寐以求的就是参加解放军。那在村里可是个无上的荣誉啊，村政府还会派人帮你侍弄那三五亩地呢。
还有相当一部分是俘虏兵。那些昨天还与解放军厮杀的蒋军士兵，一旦被俘，很短的时间就可能成为国民党的仇人，不顾性命地向蒋军扑杀过去。华东军区政委饶漱石对上千的各级政工干部说：蒋军士兵绝大部分是被迫从军的穷苦农民的儿子，他们站错了队，我们要启发他们的阶级意识，引导他们站到穷人的军队这边来，这个应该叫作“归队教育”。这些蒋军士兵都有一定的战场经历，“归队”以后用不着进行太多军事培训，马上就可以投入战斗。所以，同志们一定要重视这项工作呀！饶漱石以生动的事例来佐证自己的观点：中野刚刚胜利结束的围歼黄维兵团的作战。当战斗进行到白热化阶段时，陈赓、谢富治所辖四纵、九纵伤亡严重。这时十旅旅长周希汉向陈赓报告，他说他下边有一个步兵营，齐装满员为五百三十人，连续战斗下来受伤、阵亡了五百零一人；可现在还有五百八十二人。陈赓给说糊涂了，问他怎么回事，周希汉说是蒋介石给我补充的。那些被俘的蒋军士兵，只要陈明自己的苦出身，立刻就会受到我军战士和政工干部的热情关照，紧握他们的手说：兄弟，你回家了、归队了！送来热饭、热菜和香烟、糖果（也是老蒋空投的）的手有无数双，让他们不知道接哪个为好。就这样，数万蒋军士兵一夜之间就成了自觉地对蒋军部队开枪的解放军战士。但教育断不会就此止步，连队开会将继续讨论相关话题：过去是为有钱人、地主、资本家卖命，现在是为穷人夺取江山打仗。饶漱石又点名道姓地历数了一串名字，都是打黄百韬时才俘虏过来的蒋军士兵。他们参与打黄维的时候都被评为战斗英雄；有的被战士们推举出来，经过党组织的批准，成为排长、连长。这些昔日的蒋军士兵、今日的解放军新干部在就职时对战友们说的话大同小异，几乎都是一个意思：从今以后请同志们监督，别的不敢吹嘘，打仗冲锋在前、撤退在后保证做到。
这就是人民的军队啊！
这就是革命的大熔炉啊！
这样的军队、这样的大熔炉岂是你想建造就能建造的啊！
反思历史，可以明是非、知兴替，从而不致犯糊涂、浑浑噩噩自得其乐！
淮海战役开始的时候，华野总人数为三十六万九千人，战役过程中受伤、阵亡十万五千人；战役后期，华野总兵力增加至五十五万一千人。疾速增加的十八万人是从哪里来的？饶漱石向外国记者介绍，除了六万人是军区所辖地方部队外，十二万人是“解放战士”（俘虏兵）。外国记者又问，没有像东北、华北、西北那样进行一段时期的“政治同化”，你们怎么就敢用呢？饶漱石指出，阶级教育，是让俘虏兵在政治上迅速认同解放军的好方法。国民党士兵大部分是被强行抓壮丁送进军队的劳苦大众子弟，俘虏过来后经过“诉苦教育”“寻找穷根教育”，阶级意识觉醒很快，主动要求参加解放军，掉转枪口向蒋军开火。以致“解放战士”之多，还给“我们的粟总”造成了一些困难。什么困难？解放军的军服呀！没有那么多现成的，赶制也来不及。没有明显的识别标识，冲锋时或短兵相接时发生了多起误伤事件。饶漱石严肃指出，这丝毫也不能责怪战士们，全部责任都在我这个政委身上，我的工作做得缺乏前瞻性。后来，我们决定首先制作十万个军帽，以资识别。一周过去了，十万个军帽未送达，“我们的粟总”发火了，直接打电话给我，严肃地责备我，前线不断有“解放战士”被误伤；他们现在已经是革命战士，是我们的阶级兄弟，我们为什么不对他们的生命负责？
[1] 孙元良的四川土话，乞丐 。
[2] 前线指挥部的简称，下同 。
[3] 这就使敌人在任何一段的防御都变得很单薄而缺乏纵深配备 。
[4] 这些都是有史可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