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作义最初判断辽沈战役结束后，东北野战军至少需要三五个月休整才可能入关。便没有打算听从蒋介石的劝告收缩部队准备南下；采取了暂守平津，保住出海口，同时扩充兵力，以观时局变化的方针。一九四八年十一月间，派人在天津、塘沽安排轮船，先分批将原先住在北平、天津的军官家眷南运到上海；再分批将张家口、北平自己的嫡系部队军官家眷以及主要的地方官吏用火车运到天津集中———天津是傅作义认为的大后方，缓急之间又易于登船南逃。
傅作义将他华北剿总所辖中央军、傅系部队共四个兵团十二个军五十五万人，收缩到以及平、津为中心，东起唐山，西至张家口，长达五百公里的铁路沿线，摆成一字长蛇阵；将其嫡系部队摆放在平绥路的北平至张家口段，将中央系统部队摆放在北平及其以东地区。这个一字长蛇阵的蛇头在唐山、天津，蛇腹在北平，蛇尾在宣化、张家口。
毛泽东向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总参谋长周恩来指出，傅作义摆出这么一个长蛇阵的意图很明显，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逃。或者以天津为跳板，让中央军从海上南逃；自己率嫡系人马西窜绥远老巢，保存实力，联合青海马步芳、宁夏马鸿逵，自成格局。目前其要害不在蛇头而在蛇尾。因为平张线是连接平津地区与傅作义老巢的唯一交通线，是傅作义西逃的唯一交通线；而张家口是这一交通线的要冲。我军若能迅速包围张家口，傅作义绝不可能不派兵去救；这个就是兵书所谓“攻其必救”。我们把傅作义嫡系部队向西引，既可在张家口阻其西撤绥远，又使傅作义无法舍其主力而率中央军南逃，从而达到将整个华北剿总五十多万人马吸附在平津地区的目的。
基于这一思考，毛泽东命令华北军区杨成武、李天焕第三兵团放弃久攻不下的归绥，“回师东进，包围张家口”。
此外，杨得志、罗瑞卿第二兵团于十二月一日“集中于易县西北紫荆关地区隐蔽待命”，“准备以五日行程进至涿鹿地区相机作战”；已入关的东野程子华二兵团“数日内在平谷地区集中”，“待杨成武揪住敌军后，迅速超越密云、怀柔、顺义线上之敌”，“向延庆、怀来地区相机作战；冀热察军区部队负责在宣化、怀来之间破坏公路、铁路，阻击张家口、宣化守军南撤和北平守军可能的增加北援兵力。”
这是一箭双雕之举；既扼住了傅作义七寸，又掩护了东北主力隐蔽入关。这已是寒冬季节，塞上的气温常在摄氏零下二十多度；朔风怒号，大雪纷飞，两层棉衣重起穿也难以御寒。就在这样严酷气候笼罩下，华北军区第三兵团的指战员们白天黑夜间道疾进，日行五十多公里；一天只能停下来造饭一次，然后只能吃点炒面粉充饥。光脚涉渡洋河时，炮兵行进慢，在齐腰深的冰水中一站就达一小时，上了岸便被送进野战医院。
抵达张家口外围。杨成武、李天焕不假休息，立刻挥师展开攻击。夺取了沙岭子、怀安，切断了张家口、宣化敌军的联系；二纵占领柴沟堡；六纵占领郭磊庄，形成了对张家口的包围。郭磊庄、柴沟堡位于河北、内蒙古、山西交界处，在张家口以西五十公里，是傅作义一字长蛇阵最西段。解放军对之发起的攻击，标志着平津战役的开始。[1]
张家口国民党十一兵团司令部作战室内，孙兰峰[2]急得在屋子里窜来窜去，不知如何是好。他给一〇五军军长袁庆荣下了摧毁共军包围圈、全歼共军的命令后，素有“虎将”之誉的袁庆荣并不争气，费劲周章，左冲右突，非但没有“摧毁”包围圈，反倒是越去撞击，那包围圈越紧密，把他们给牢牢地圈住了。孙兰峰当初是向傅作义跨过海口的，再多的共军也休想拿下张家口，而且教他有来无回。所以一直不好意思向傅作义求援。兵团参谋长的视线被他牵过来牵过去把脑袋都牵晕了，最后不得不提醒他道：
“司令官，现在是‘寇深祸亟’，顾不得面子了，赶快向傅先生请求增援吧！”
孙兰峰停住了步子，盯了参谋长一会儿；然后像泄气皮球似的一屁股坐在沙发上，挥了一下手说：
“你去办吧！”
傅作义接到电报后，除了埋怨孙兰峰无能外，还有点不安和焦虑。他怎么也没料到共军会远途奔袭张家口而且来得如此之快，显然企图扼住他缓急之间的“回家”之路。他心里感喟道，其志不在小呀！
他稍作踌躇，很快就决定驻北平郊外的三十五军、驻怀来的一〇四军日夜兼程，奔赴张家口；任务是解围、击溃共军。然后班师回朝，仍归驻原防区。
西柏坡获悉郭景云率三十五军出发后，中央军委几位领导都露出了笑脸。
军委副主席、秘书长、代总参谋长周恩来说：“三十五军果然被主席‘攻其必救’之策给调出来了！这是傅系部队的主力，吃掉了它，等于砍掉了傅作义的一支胳臂，够他痛的！”
“恩来呀，现在还不敢乐观啊！”毛泽东向周恩来笑道。旋即向当时兼任军委秘书在周恩来手下工作的江青说：“你尽快给我查查，张家口敌人有多少兵力。”
江青说：“杨成武同志出发前，周副主席就叫我查清楚了：总共是一个兵团部，两个军，一个骑兵旅，两个保安团；孙兰峰所辖部队还有驻宣化的两个师、一个保安团。”
毛泽东点了点头。旋又陷入了沉思，喃喃自语道：“傅作义是个不算太蠢的人，可得认真对付呀！”
傅作义的确是个不简单的人物，很值得研究。他的来历，此处只说一说他就任华北剿匪总司令以后能够透露其心机的一些趣事吧。
一九四七年的十一月中旬，蒋介石在李宗仁任行辕主任的北平召开军事会议，宣布撤销行辕下属的保定、张垣（张家口）、太原三个绥靖公署；另成立华北剿匪总司令部，由傅作义出任总司令。
傅作义回到张垣，召集少数高级幕僚讨论是否接受这个职务。
参与讨论的人一致主张接受；理由无非是出任华北战区的总司令名气更显赫，距行辕主任仅半步之近。
傅作义又飞到太原征求他早已背叛的老长官阎锡山的意见。
一九三八年傅作义脱离阎锡山体系后，太原曾酝酿过讨伐傅作义大会。直到八年后傅作义才借着去给阎锡山做寿的名义去太原看望老长官，表面上消除了隔阂。对于这次傅作义的升官，阎锡山说：“宜生，你一向是有主意的人，此事自己斟酌决定就行了！何必问别人呢？”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五日，傅作义在张垣宣布就职；然后飞北平，七日在中山公园中山堂出席李宗仁为他举办的一次集会。
傅作义先到会，在院子里踱步。见到李宗仁来了，立刻按照军人动作跑步过去，立正，敬了个标准的军礼。
察哈尔、绥远两省的政权早就在傅作义控制之下；傅作义要打主意的是河北省主席。因为孙连仲失去保定绥靖公署主任的同时也不能不交出河北省政府主席一职。傅作义必须赶在李宗仁推荐人选之前，迅速推荐一个蒋介石能接受而又能听他傅某人招呼的人来充任。他选中了陈诚信任的楚溪春。这楚溪春乃北洋宿将，陈诚接替熊式辉出掌东北时，邀楚溪春出任沈阳警备司令。傅作义推荐楚溪春，陈诚当然大力支持。于是此事傅作义便如愿以偿了。
平、津两市在李宗仁手中，傅作义暂时不敢置喙；行辕撤销，李宗仁高升为副总统，傅作义以闪电般动作举荐刘瑶章当北平市长，也成了。
另一个难题是山西省。按照蒋介石的原意，华北剿总的指挥范围为河北、山西、热河、察哈尔、绥远五省的国民党部队。傅作义对接近阎锡山的人说：“委员长要我连山西也指挥起来，这个很不妥当！我怎么能指挥阎先生呢？”便竭力请求蒋介石把山西划出剿总之外。因此，当太原绥靖公署也须按原计划与保定、张家口两绥署同时撤销时，蒋介石便给阎锡山的军事机关改了个不伦不类的名称：“国防部太原指挥部”，阎锡山任主任。
傅作义及其工作班子离开张垣到达北平，选定了“避开闹市区”的复兴门外罗道庄附近的一幢楼房，作为华北剿总的办公地点。这幢楼房以及附近的一片平房建筑群，是日寇侵占北平时期修建的兵营。
华北剿总机关的人员大部分是张垣绥靖公署、保定绥靖公署的干部；不久以后北平行辕撤销，也吸收了这个机关的一部分人员。傅作义对北平行辕和保定绥署的人员一律欢迎，其中包括专业性较强的参谋人员、军医、政工人员。
华北剿总的副总司令有邓宝珊（本职为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陈继承（北平警备司令）、上官云相（原保定绥署副主任）、刘多荃（热河省主席）、宋肯堂（原保定绥署副主任）、冯钦哉（原张垣绥署主任）、吴奇伟（原北平行辕副主任），还有阎锡山驻北平办事处的主官郭宗汾也被傅作义保举为副总司令。这些人只有宋肯堂、郭宗汾真正到职视事，其他几位都是“遥领”而已。
剿总的参谋长为李世杰。傅作义的考虑是，这个李世杰毕业于保定军校五期，又上过蒋介石的陆大将官班，与老资历和新进的军人都有交往，便于沟通人事关系；更重要的是追随自己多年，可以托与心腹大事。
更足以体现傅作义用人之道的是剿总秘书长的人选，他居然举荐了一个与军事、行政都不搭界的人。此人名叫郑道儒，是国民党四大行（央行、中行、交行、农行）驻北平办事处负责人。任用此人，既可见好于四大行背后的大佬宋子文、孔祥熙、陈果夫，又可在经济上拮据时借头寸方便。
最滑稽而又最值得一提的是傅作义这位在老家山西省荣河县（解放后名为临猗县）等几个县拥有一千多公顷良田的大绅粮，居然在剿总下面专设了一个土改工作队，声称要同共产党争夺农民。这是个什么样的土改呢？可以看看他主持制订的《土地改革方案》。这个方案的基本要点是对“不在乡”的地主，应没收其土地。具备这种条件的土地，仅占华北土地总量的万分之一；在乡的地主实行二五减租。这个二五减租并不伤及地主的基本利益，更不是废除地租剥削制度，根本不能叫土改。一九四八年秋天，招收了一批大学毕业生，成立土改工作队，首先在北平南苑展开试点。
这一行动立刻招致不少有“有力人士”的反对。首先是在河北老家良田万顷的国民政府顾问、国民党中央执委李培基就大骂傅作义赤化，威胁将在南京掀起倒傅浪潮。为了安抚这位大地主，傅作义趁他回乡省亲，设盛宴接风。李培基却不领情，在宴会上当着众人指摘傅作义效法共产党搞土改是东施效颦反增其丑。傅作义很能忍气，不置一词，只频频劝酒。另一在北平郊外拥有土地的热河籍政客则勾结北平宪兵司令官，派宪兵抓捕土改工作人员，诬指为共产党。反对的人越来越多，以致蒋介石也不得不致电傅作义，劝其“缓行”。
[1]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前称平津张战役 。
[2] 十一兵团司令官兼代理察哈尔省政府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