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华北军区二兵团、三兵团及临时配属的东野两个纵队相继解放新保安、张家口之际，东北野战军以闪电般动作完成了对平津地区敌人围而不打以及隔而不围的部署，将傅系部队和蒋系部队分割于平津两地。
毛泽东制定的平津战役“先取两头，后取中间”的作战计划中，西头指的是新保安，东头指的是塘沽。毛泽东原先考虑的是西线作战开始时，东线应“力争先歼塘沽之敌，控制海口”；因为歼灭塘沽之敌后，海口即被控制，“则全局胜算在望”。他为军委草拟的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里对此做了较详阐述。
东野奉他的指令作了部署，以左路大军隔断了天津、塘沽的联系，并以北面、西面、南面（东面是大海）形成对塘沽、大沽的包围。指派七纵司令员邓华、政委吴富善统一指挥二纵、七纵、九纵共十个师十万余人包打塘沽、大沽；开火时间也确定了：二十七日或二十八日。
后来，东野首长获悉：塘沽地形特别，东濒渤海，其余三面都是滩涂，河网密布，不便于展开兵力，更无法构筑工事，大兵团难以行动；而且塘沽被围后，蒋军十七兵团的几个师长都建议兵团司令官下令撤退。侯镜如采纳了这个意见的一半，命将临时配属给他的海军第三舰队数十艘船舰，分配到各军、各师、各团，一有不测就乘船逃跑。他的兵团司令部则搬到第三舰队的旗舰重庆号上。
十二月二十六日，林彪致电军委，建议推迟攻击塘沽、大沽时间。电文说：“平津敌突围征象甚多，塘沽、大沽目前水的障碍很大，兵力用不上，故拟予推迟。有何指示，盼告。”
毛泽东考虑了林彪的要求后，一连发了三份电报，作出指示。
这三电都十分重要，摘要如次：
首先应加固平津两敌的包围，严防其突围逃跑。若东野四纵归建后仍感兵力不足，则可调华北第三兵团、第二兵团参加平津作战。可令第三兵团在张家口休整待命；暂停第二兵团（原定的）围攻大同计划，准备东进。
如果平津两敌确有突围征候，即应断然放弃对两沽的攻击计划，将对（付）两沽主力移至平津之间，只以一部隔断津塘、津沽的联系，改变目前平分兵力的情况。
迅速控制卢沟桥、静海等处，防敌南逃。在目前情况下，平津敌向西面突围可能性不大；北京敌向天津集中然后会合津沽敌从海上逃跑的可能性是有的。但因我有充分力量位于平、津、两沽之间，故必不会成功。我们认为两沽之敌从海上逃跑、平津两处之敌则向南面突围然后会合于石家庄或德州，沿平汉路或津浦路南下可能性较大。由于永定河可能成为部署追击的障碍，而我南面又最空虚，敌向此方向突围的危险性就最大。同时因杜聿明尚未歼灭……此种危险性就更大了。因此，应速以必要兵力控制卢沟桥、静海等处，并迅速在永定河上架设多座桥梁以利追歼逃敌……
十二月二十七日，林、罗、刘再次致电军委，强调目前情况下，除了防敌南逃之外，改原定先打塘沽、大沽的计划为先打天津，是最为有利的。
毛泽东爽快地同意了。他以军委名义致电林、罗、刘：“放弃攻打两沽计划，集中五个纵队夺取天津是完全正确的。”
林彪指定刘亚楼担任总指挥，率领五个纵队共二十二个步兵师、两个炮兵师，向天津靠近。
毛泽东致电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要他组织兵力，配合东野歼灭平津可能南逃之敌；旋又觉得太原久攻不下，索性把华北第一兵团大部调来协助平津作战。致电华北一兵团司令员徐向前、副司令员周士第：“你们准备华北一兵团三个纵队，以五天行程赶到石家庄堵击平、津南逃之敌，以利东野赶到聚歼。这只是一种可能情况的准备，不一定实行；但你们应当有此准备。”
十二月二十八日上午，林彪致电军委：“为慎重起见，我两杨（杨得志、杨成武）兵团索性开至北平附近为好；这样能使力量有余裕，即令我军在作战过程中有某些差误，也能有充裕力量补救。”
毛泽东十分高兴，向周恩来赞扬林彪“一生唯谨慎”，很好。立刻复电照准。
与战场上一样，南京的政坛也处于风雨和漩涡中。
黄绍竑这位桂系过去的二号人物，早就已游离于外了；这当然是他自己的选择，也是他自以为最聪明的格局。然而事情的发展却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尽管多年来做着蒋介石的高官，他却无法避开蒋桂斗争的格局。桂系的存在，才是他在南京政权内存在的价值根基；没有了桂系，蒋介石早就将他一脚踢开了。所以，桂系的存亡荣辱，就像一团乱麻般将他千束万缚，剪不断理还乱；桂系的一举一动，蒋介石都会自然而然地将探究的目光投向他黄绍竑。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夜，寓居上海的黄绍竑忽然得到南京传来的信息，说白崇禧一再致电蒋介石，“劝”蒋下野。
黄绍竑吓坏了；比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夜晚广州事变时候还怕得厉害。抱怨白崇禧那厮害人不浅，如此重大的事情为什么不事先知照，以便离开宁沪地区，去外地躲一躲？因为老蒋决不会认为是白某人的个人行为，而必会认定是桂系谋定而后动的全体行动；莫说我老黄不能置身事外，就是刘斐等亲桂人物也难避其腥味。
他像困兽般在屋子里走过来撞过去，不知如何是好。
后来夫人出了个主意，改名换姓，躺到医院里去，听听风声再说。
他待了片刻，颇以为然。便乔装打扮一番，找了一家大医院，让手下人将他扶进去。哼哼唧唧地对医生说头痛、脚痛、肚子痛、腰眼痛、屁股痛。那是个上了年龄的洋大夫，被他说得一惊一乍，以为自己遭遇了大半生以来从未见过的怪病。赶快命令收进去住院，让住院部医生去深入琢磨去。
黄绍竑自以为得计，舒舒服服地待在病房里，每日读几页《江湖奇侠传》或者《五子登科》一类小说消遣。
其实这哪里逃得过蒋介石的眼线呢！上海如此重要地方，“做公的甚多”（《水浒》语），中统、军统分子多如过江之鲫。没两天，张群就发来电报，询问：“惊闻季宽兄染恙，无任担心；诊断可有结果？”
黄绍竑拿着电报的手无力地垂了下去，半天愕然无计。
紧接着李宗仁发来一电，要他马上到南京。这更让他惊诧莫名，疑虑重重；难道德公遭到控制，在勒逼之下发了这份电报，诱他黄绍竑入彀？下细研究电文，似又不像。他曾与李宗仁约定，一旦有不测之事发生，互致文电中应在言语间设置某种机锋，而此电前后言语均甚正常。难道白狐狸的致蒋介石电没惹上麻烦？哼，除非蒋介石变得宽宏大量了；然而那还是蒋介石吗？
他翻来覆去思忖了半晌，也不得要领。后来想，横竖在上海也躲不了，不如壮起胆子去南京，是凶是吉也同李老哥待在一起领受吧。
其实事情并没有黄绍竑想的那么凶险，至少暂时没有囹圄之虑，更无性命之忧。是时黄百韬、黄维次第完蛋；孙元良兵团残部支离破碎，依附于邱、李两兵团之侧，大家都被共军华野部队围困在陈官庄，死期不远了。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对握有重兵的异己派系是不敢动什么歪念头的，而且还会客客气气地供着；欺软怕硬是蒋介石一贯的做人之道。
张治中、张群、吴忠信这三位蒋介石多年的亲信重臣拿着白崇禧的电报（白不仅向蒋发了一电，还给在宁的党国大佬每人一电，内容一般无二，呼吁蒋介石“避让贤路”）聚在一起研究了半天。都觉得不论白崇禧用意如何，目前军事形势如此危殆，财政崩溃、民怨沸腾，根本不能再打仗了，只有谈和才会有一线生机；而共产党对和谈有若干先决条件，其中重要的一条是叫蒋先生下台。所以哥儿仨商定一定要劝他下台。哥儿仨相携去官邸劝驾，当然不是“劝进”，而是“劝退”了。
蒋介石耐着性子听完哥儿仨的劝退之论，半晌沉默不语。
吴忠信问他“意下如何”？
张群劝他“早定大计”（下台）。
张治中解释此乃以退为进之举，不必看得太严重。
蒋介石不着边际地唏嘘感喟了一阵，然后伤感地说：
“礼卿、文白、岳军呀[1]，中正与诸公相知二十多年，可谓情深义厚；没有想到来劝中正交出国柄者是你们三位！”
这三个人闻言都惶愧起来，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吴忠信脑子转得快，说：
“介公不必忧虑，刚才文白说得好，这不过是以退为进之举；只要和谈成功，我们就赢得了整军经武的时间、空间……”
蒋介石挥了挥手打断他的话：“这个道理不用讲了，我都明白！”
张群又说：“只要军队仍然握在介公手里，谋权篡位者不过就坐了一把四足不全的交椅而已；待我们缓过气来教他滚蛋，岂用吹灰之力？”
蒋介石摇了摇头，说：“国柄岂容私相授受？这样吧，大家开个会，讨论一下吧！”
李宗仁电召黄绍竑回宁，就是参加这个会。
会议在中央党部召开。
蒋介石在会上讲的话，有点像古代帝王发布罪己诏，历数了抗战以来内外各方面的种种失败，除了指摘相关人员“谋事不忠”，就是谦逊地自责领导无方，负有“失察”之罪。最后的结论是表示自己有“归隐”之念。
在座的蒋系人物有三分之一沉默，三分之二七嘴八舌反对蒋介石下野，据理力争者有，痛苦挽留者有，内容都一般无二：天下大乱，正需我公挽狂澜而正乾坤；我公此时悠然“归隐”，轻松固然矣，而如苍生何？
蒋介石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他一脸严肃，心里却乐滋滋喜洋洋，一时竟忘却了整日价挂在嘴边的“内忧外患”。
后来，他友善地对副总统李宗仁说：“德邻兄，会后你召集季宽、礼卿、岳军、文白他们几位，商讨一下我离职期间的善后吧！”
李宗仁故作憨厚状，什么也不多说，只微微点头道：“宗仁遵命。”
黄绍竑心里冷笑道，下野就下你的好了，还有什么“后”需要善呢？宪法明文规定了由副总统继任，照此办理不就得了嘛！他把这个意思对李宗仁说了；李宗仁拍了拍他的肩，说出了一番不同的读解。
“季宽有所不知，老蒋这个‘善后’的研讨，盖大有深意焉！说白了就是对内的缓兵之计！借着商谈、研讨来拖时间，等着看徐蚌会战是否有转机，也就是杜聿明集团能不能活得出来。如果历史垂青于他，杜集团突围而出，进一步还反败为胜，他也尚未离开总统宝座，利用法理名义宣布我们逼宫，是叛逆之臣；如果老天不垂顾他，杜集团覆灭，中原丢失，不由得他不下野，那么就暂时由我来收拾残局，他躲在幕后窥察时局见机而作！”
黄绍竑大点其头，说一言顿开茅塞，有道理呀。
果然，为了“代理总统”或“暂代总统”这两个词，吴忠信、张治中、张群就和李宗仁、黄绍竑争论了几天，久久没有一致意见。
蒋介石知道后，请他们五位“议政大臣”吃饭，笑嘻嘻说：
“诸位不必急躁，心平气和地各抒己见吧！”
武汉的白崇禧却急了，电邀张群和黄绍竑去武汉商议。
[1] 吴忠信字礼卿、张治中字文白、张群字岳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