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汝瑰正在担心自己出任十八军军长势必成为炮灰的时候，林蔚次长把他叫去，告诉了他一件求之不得的好事；而且这好事是刘斐次长在蒋介石面前给他下烂药而客观上却帮了他的忙而促成的。
前面说过，十八军是蒋介石、陈诚的亲信部队；从双堆集逃出来，虽已损失三分之二，但骨干尚在，忠于蒋介石的氛围尚未消散。三个前任军长尚存两个，即总统府第三局局长俞济时、新任编练兵团司令官胡琏，他们对这支队伍具有不容置疑的影响力。他郭汝瑰去当军长，只好规规矩矩为蒋介石出力卖命，别想有任何异动。本来，他辞去参总第三厅厅长，要求出去带一个军，就是为了在这天下大乱时节，可以相机自由选择出路；作了十八军军长，比诸作厅长还要动惮不得，怎不教他心急如焚呢？
刘斐却以为他是蒋介石的忠实鹰犬，担心十八军在他手里会成为日后桂系的劲敌。便跑去找蒋介石，决心给他搅黄。
“总统，十八军是国军劲旅，将来要派大用场的；郭汝瑰去带，不合适！”
“唔？”蒋介石盯着刘斐，审视了片刻，郑重地问道，“怎么不合适？为章，说说看！”
“郭汝瑰学历、学识都绰绰有余；只是实际带兵的经历短，历练少、战场经验浅；而且此公好出奇招，做事不够稳当。我怕他以后把这支精锐部队糟蹋了！”
蒋介石唔了一声，沉思良久。最后决定郭汝瑰改任七十二军军长；并率领该军的“架子”回四川去招兵买马。
顾祝同知道后，当面骂刘斐不道德，进谗言敲掉了人家郭汝瑰的好事。
七十二军是川军。军长余锦源在陈官庄率部投降；跑散了一部分官兵，后来在蚌埠被收容了一千人，送到了江南。
委任状一下达，他就将上海北四川路卞宁小学的师生撵走，在那里设立军部，开始了搭床架屋。利用了在总部工作多年的关系，要足了整整一个军的装备和钱粮；加上挪占了胡琏拨给他重建十八军的经费，足够他招募两三万人了。
军部主要干部和三个师的中、高层军官很快就到位了；至于兵源，他也认为不会有问题。那年头，失去土地的农民、失业的城镇贫民多如过江之鲫，大路旁、小道边哪天不饿死几个人呢；据国民政府统计，仅苏浙这样的膏腴之地，每年饿死的人都在三百万以上。只要把写着“快来吃饭”的大旗一竖，饥民便会不顾死活而争相景从。同时，命新到任的二三三师师长赵树德率领收罗、杂凑起来的人马，先行经浙赣路，到宜昌乘轮船去四川。要他每经过一所伤兵医院就高喊“愿回四川的，快来一道回去呀”。这办法果然收到了奇效。以后，郭汝瑰就是凭借这个军在四川倒戈的。
他正在兴冲冲办理这一切的时候，听到了一个令他心里五味杂陈的消息：蒋介石将于近日正式宣布下野了。
蒋介石发表元旦文告，故意流露了辞意。目的是观察一下朝野态度，究竟有多少人还会挽留他；如果挽留的声浪高，他就“俯顺”民意，继续赖在第一把交椅上不走。同时，利用文告缓解一下内外攻讦的压力，作好可能不得不真正下野的人事安排，以便到时候把一个空壳子政府交给李宗仁。
他首先将京沪警备司令部扩大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任命汤恩伯为总司令，全盘掌握苏、浙、皖三省以及赣南地区的军事指挥权；派朱绍良出任福州绥靖公署主任；委张群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主任驻节重庆；余汉谋驻节广州，担任广州绥靖公署主任；张治中依旧担任西北行辕主任（旋更名为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主任），驻节兰州；陈诚为台湾省主席，蒋经国为省党部书记长。
秘嘱蒋经国去老家溪口作好万一下野的准备。
蒋经国率总统府第三局（军务局）俞济时局长、警卫组主任石祖德秘赴溪口。布置大型的通信网络，勘定各种指挥机构、参谋机构的地址，以备蒋介石下野后来此继续掌控军政。
然后蒋经国去上海，将央行黄金、白银、外钞移存台湾，以策安全。
蒋介石亲自召见央行头头脑脑，下令将央行、中行未移走的外钞，化整为零，存入私人户头，以免被继任者（李宗仁）接收。
俞济时对蒋介石一下野后南京的电讯监听（主要针对李宗仁及其桂系）也作了秘密安排。
一月十七日夜晚，交通部电信局几个官员在该局人事室马主任家吃饭，饭后玩牌豪赌。
十时许，“重要军话台”值班人员邱桐阶上尉打电话找到这里，说军务局俞局长在宁海路公馆等军务局电话监听官王正元中校，请速去。
王正元借用二区电信局姜局长汽车直趋宁海路。
俞济时独坐会客室等他。勤务兵把他领去后，随手关上门出去了。
俞济时教他坐下，略事寒暄，就说到了正题。
“我们可能几天后就要侍奉总统离开南京了！这个是……我们走后，有件重要的事交给你办！这个是，你跟随我们很久了……”说到这里，沉吟着，迟迟没有说下去。
王正元赶快站起来，习惯性地称呼俞济时过去的官职，说：
“请侍卫长吩咐吧，部下誓死完成任务！”
俞济时招了招手，示意他坐下。然后亲切地说：
“总统是知道你的，认为你才堪大用！不过，他老人家这几天太忙，就不召见你了……”
“明白！”
俞济时又沉吟了一番，说：“以后凡是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打出去和接听的电话。都要监听！每次的监听内容，要立即通知我……这个是，我现在和你约定一下，把他们都定一个代号，你记录一下……李宗仁为甲先生，白崇禧为乙先生，黄绍竑为丙先生……另外，我们两人在电话中也不要称职务，互报自己名字就行了，姓都不必说出来，比如你呼正元、我呼济时后，就可直接说事情。”
王正元一边唯唯称是，一边记在小本上。
溪口的警卫，蒋经国、俞济时也是煞费苦心。这有两个原因，首先是溪口不远处的四明山是解放军浙东游击队根据地，该游击队不唯多年来无法剿灭，还时常主动出击，几次兵薄奉化县城，声势不小；再者程潜的女婿段沄的八十七军在宁波整训，值得提防。因为有情报称程潜已在沟通共匪。俞济时最初建议，由汤恩伯选调一个军担任溪口外围半径五十公里的警戒。蒋介石认为宁沪与长江防线的部队最好不要动，调交警部队来就行了；至于侍卫总队，叫俞济时自己斟酌办理就行了。
俞济时电令交警局长周伟龙（抗战初期曾任军统上海站长）选调可靠劲旅来奉化担任溪口外围警戒。问周伟龙，实力很强的交警五总队、六总队可否？
周伟龙其实已生异志，他正在活动何应钦、顾祝同，企图将交警部队里装备精良、实力强的部队编为一个兵团，拖到湖南以观时势。于是就竭力向俞济时推荐刚从华北战场逃出来的第九总队、十二总队，把这两支早就打得残破不堪的部队吹得天花乱坠，说是素质优异，历经东北、华北、苏北诸战，富有作战经验；官兵多属浙江子弟，可保无虞。
俞济时毫不怀疑，欣然同意了。
于是周伟龙便派交警九总队开赴浙东嵊县，十二总队开赴慈溪、余姚。
俞济时同时电令七十三军军长李天霞，叫他在原七十三军与七十四军（俞济时曾任七十四军军长）的老人（意为历时长久）中，以军校毕业、忠实可靠者抽调一百五十人编组侍卫总队。
李天霞认为事关“老先生”安危，自己也保举有责，十分慎重地挑选了中下级军官一百五十人。以七十七师属下中校副团长史璞如为侍卫总队长，率领开赴溪口担任内卫。
蒋经国认为只靠两支交警总队仍不够保险，又把驻防汉口的国防部绥靖总队调到宁波。这个部队是蒋经国亲手培训的武装特务部队，总队长刘培初少将是小蒋的心腹。
部队都到位后，小蒋分别召见了驻溪口外围团长以上部队长，设宴招待。还亲自把盏，着意慰勉；强调“反共不会孤立，美国不久就会出兵干涉。宁沪杭我们只要守住三个月，美国必会出兵；因为美国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国家，也就是共产党说的资本主义国家，而苏联是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国家，两者冰炭不相容，早晚必大打一仗”。旋又对他的亲信刘培初、项克如、刘裕绥（均系国防部绥靖总队高层干部）进行夸奖：“家贫出孝子，国乱出忠良！当我们向上走的时候，很多人跟着我们跑；而当我们向下走的时候，你们在华中共军重围中费了不少周折，一心向往地开到我的跟前！我很感动呀！”[1]
蒋介石的元旦文告发表以后，并未收到预期效果。他以为自己表达了下野以谋求和平的“态度”，定会引来各方面的“挽留”之声；结果朝野反应冷淡，大约人们早就识破并厌倦了他那屡试不倦的以退为进伎俩了。而且军事、财政窘蹙加剧的速度并未因了它的一纸文告就减弱，社会和人心的不稳达致极点。他见虚晃一枪不行了，没奈何，只好决定真正下野，暂避一时，以图回旋余地。
一月十九日，下午四时，他约来张治中、张群、吴忠信、孙科、陈立夫、吴铁城、邵力子等亲信去谈话。他开门见山说：
“我是决心下野了！现在有两个事情请大家研究：一个是教李宗仁出面谈和，谈妥了我再下野；另一个是我现在就下野，一切都交给李宗仁去办。”
半晌没人说话；一个个你看我，我瞅你。
蒋介石只好一个个地问。第一个问到的是吴铁城。
吴铁城说：“这个问题是不是召集中常委来讨论一下？”
蒋介石立刻怫然了。“什么中常委，我听见这个词就烦！我现在并不是被共产党打倒的，是被国民党打倒的！从此我再也不会进中央党部大门了！”
见大家始终不愿说，他明白了，其实都是希望他下台，以便共产党同意和谈。他长叹一声，说：
“好吧，我明白诸位的态度了！我决定马上就下野！下野的文告怎样说，大家去研究吧；主要意思应该包含我蒋某人既不能贯彻戡乱的主张，又何忍再为和平的障碍，就沿着这个思路撰写！”
蒋介石后来叫人通知陶希圣来写这篇文告。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中午十二时，蒋介石官邸的大会议室，坐满了国民党的中央大员。然而却像一个人也没有，即使一根针掉到地上也能听见；空气极为沉重，每双眼睛都黯然神伤如丧考妣。不小心进来撞见的人，会以为在开追悼会。
蒋介石迈着沉重的脚步，走进门来。到他的座位前，点了点头。说：
“让诸位久等了，对不起！”说完便坐下了。咳了一下，端起面前的白开水碰了碰嘴唇。然后开始了他的下野演说。他用略显沙哑的嗓音，将目前的局势做了坦率的分析；这是他自从执政以来对国民党最尖锐的一次剖析，使每一个与会者都感到惊心动魄。“……军事、政治、财政无不濒于绝境，人民遭受的痛苦达于极致。在元旦文告里，我已表明，只要和平能够早日实现，则个人进退无所萦怀，惟国民公意是从。目下，为实现和平，中正引避贤路，请李副总统依法执行总统职权，与中共进行和谈；中正于五年之内绝不干预政治，惟从旁协助而已。希望各位同志以后同心协力支持李副总统，救国救民于水火……”
蒋介石沉痛、伤感的语调，引起了不少人的共鸣，发出了一片唏嘘之声；这种情绪反过来又感染了蒋介石，使他在继续讲话时渐有哽咽，终于语不成声。忽然，有几个人失声痛哭起来。社会部长谷正纲站起来，鼻涕眼泪糊了一脸，边哭边大声呼号道：
“总统，你不能退呀！你退下去倒是轻松了，如天下何呀！请求你领导我们同共产党拼到底啊！”
宣传部长张道藩更是离座跪下，以头撞地，号啕大哭道：
“总统要下野，我就不活了！”
蒋介石没有力气去读完他的下野文告。喟然长叹一声，说：
“大家不必挽留我；既已做了决定，就不能儿戏待之了！我今天就离京回奉化去了……”
说罢，起身宣布散会。
蒋介石马上出门登车，前往中山陵。
他舍车登山，迈着艰难的步履，走完长长的墓道，来到了陵门。
陵门前是一块三十多平方米的平台。蒋介石在那里伫步片时，走进了拱门。进入陵门就是那座世人皆知的碑亭。他站在石碑下，脱下手套交给侍卫官，伸手抚摸碑上“葬总理孙先生于此”几个大字，禁不住眼泪夺眶而出。
然后拄着手杖，从碑亭后拾级而上。
从碑亭到祭堂的路是苏州金山石砌成的八块大石阶，为二百九十级。石阶两侧的山坡，植有桧柏、枫树、石楠、海桐等树木，枝叶上都覆盖了一层薄雾。
祭堂前两旁立着一对高耸的华表；平台前两个石座上，各放着青铜铸造的鼎，象征着国之缔造者。蒋介石在这里伫立了一会儿，似乎想到了这是永诀。
步入祭堂，他将手杖、手套、披风、帽子都交给了早就待在这里的几名侍卫官。在孙中山雕像前，鞠躬如仪，如是者三；然后肃立了一会儿。
然后出来，直奔他预先选定的一个目的地去。
侍卫官们当然不知道他要去什么地方，只一头云雾地前后左右护卫着他走。
他为自己选定的墓地在中山陵和明孝陵之间，紫金山主峰北高峰下面。此地场面开阔，气象雄伟；左有中山陵，右有明孝陵，面对朱雀山，背靠玄武岭，形胜天成。他顶风踏雪，来到这里，在预定的墓穴位置上踏步沉思。然后又脱去披风、手套、帽子，蹲下身去。伸手扒开积雪，用手指挖开土层，小心翼翼地捧起新鲜的黄土。一缕在今天倍感亲切的土腥味袭来，他禁不住泪如雨下。
终于懂了他的心思的侍卫官急忙拿出带在身上随时为他拭汗擦手的洁白毛巾铺在地上，让他把黄土放上去，替他包妥；然后扶他起身。
他大泪滂沱，扭头望了望山陵，悲怆地摇了摇沉重的头颅，这才恋恋不舍地转身，离开。
当天下午四时十分[2]，蒋介石乘坐美龄号飞机，从明故宫机场起飞。
飞机升至五百米时，他吩咐驾驶员兼机长衣复恩上校，绕飞一圈，他要再看看石头城。心里却在喟叹，南京啊南京，先总理陵寝之所在，中正事业发展鼎盛的地方，难道这会是永诀吗？耳畔不禁似有若无地飘来什么人的吟哦，“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
他愣了一下，四顾茫然；复又大声责问谁在念诵什么？
侍卫官遍查飞机，随行者并无一人吭过声。
蒋介石豁然省悟，这是上天示兆啊！忍不住悲从中来，又潸然泪下。
跟随蒋介石座机升空的还有一架大飞机。分乘两架飞机的有陈诚、汤恩伯、蒋经国、俞济时，等而次之的有新闻秘书曹圣芬，随从秘书俞国华、周宏涛，英文秘书沈昌焕，总统府机要主任张廷桢，陆海空三军武官蒋庆祥、皮宗敢、夏元时，总务局长陈希曾。另外还有一名王正元派遣的“重要军话台”少尉李再兴。
下午五时二十五分，飞机在杭州笕桥军用机场降落。
浙江省政府主席陈仪鉴于蒋介石每次到杭州，都要去西湖畔楼外楼餐馆吃西湖醋鱼，便在那里设晚宴为蒋一行接风。
然而，席间尽管东道主陈仪不断劝敬，蒋介石仅在每样菜上用筷子点了点，虚晃一枪，并没吃什么。还时不时离席凭窗眺望发愣，愀然慨叹。
陈诚、汤恩伯、俞济时见状，心情也不好，没人去端杯动箸。陈诚甚至潸然泪下。
陈诚微叹一声。敛衽起身，到窗边蒋介石身旁，小声说：
“总裁，多少吃一点吧！”
蒋介石又沉默了一下，转身回到席位上。然而举箸者三，最终都未伸向盘碗。
陈仪关切地望着他，劝道：“总统，你要拿得起放得下呀！”
不料这话惹恼了蒋介石，怫然道：“我早就说过，我不是总统了，怎么还这样称呼？叫蒋中正不好吗？”
陈仪惶恐不语。
陈诚打圆场说：“陈主席，今天总裁胃口不大好，还是早点回去休息吧！俞局长，侍候总裁起身！”
于是一同送蒋介石到笕桥航校。这里长期给蒋介石布置了一幢小楼，以候其不时之光。
次日上午，除陈仪外，蒋介石仍由陈诚等原班人马陪同，乘飞机到宁波南郊栎社机场。
没在宁波停留，立即换乘汽车，沿鄞奉公路驶向溪口。
车队穿过溪口镇上的街道，径直驶往离镇一公里多路的王太夫人（蒋母）墓道按照他的指示，此番要在墓庐“慈庵”居住。
陪同前来的陈诚、汤恩伯、俞济时三位大员以及等而下之的沈昌焕等十多名高级工作人员则分别下榻于武岭学校礼堂楼上的十多间客房里；蒋经国及电台报务人员则住在学校对面的小洋房和附近的平房内。
蒋介石母亲王太夫人墓地位于白岩山鱼鳞岙中垄。山脚下有一座牌坊，上面刻有“蒋母墓道”四个阴文大字。从牌楼到墓冢，有一条六百六十米的卵石小道；而蒋母庐墓则筑在上行四百多米处。是处共有十二间平房。头门上端刻有“墓庐”两字；二门题额为“慈庵”。正室左边的两室套间，是蒋介石居室。据当年的《奉化日报》记述，“慈庵为蒋氏卧室，四周配有浅绿色窗帘，壁间悬挂与宋美龄女士结婚时俪影，中间安放着一张席梦思弹簧床，窗口斜放一张小书桌，旁边立有一个紫红色龙形灯架”。
据侍卫官们多年以后回忆，这次蒋介石回慈庵后火气特别大，处处觉得不顺眼。刚踏进卧室，就大声责问：“衣架到哪里去了？你们要我把衣服挂到地上吗？”
侍卫官们慌忙跑到武岭学校去取来衣架。取来的是两组衣架，不料他又火了，责骂道：“我是卖衣架的吗？娘希……我一个人用得了那么多衣架？”
晚餐时，他见大米饭是机器加工的米做的，又勃然大怒，命令马上去换水磨房石碾加工的大米重新煮。
侍卫官们又赶快去乡间向老百姓买石磨大米回来重做。
武岭学校教育长（校长为蒋中正）施季言是蒋经国从中央干校调来的亲信，兼做丰镐房蒋府总管。施某人特地送来两只大甲鱼给蒋介石下饭。不料端上餐桌时，换来一顿申斥。
“现在是什么时候，国难当头！你们还要买这么贵的东西来吃！你知道这个东西要多少钱一斤？”
卧室里的席梦思他也责令换掉，说是棕绷床垫可矣，何须那么奢靡。
侍卫官们私下嘀咕，以前回来不都是用的席梦思吗，这次怎么了？
次日早晨，蒋经国过来请安。
父子共用早餐；然后蒋介石说，去拜望祖母吧。
从慈庵沿着鹅卵石墓道再往上走约三百步就到了墓地。
墓碑上刻着“民国十年 蒋母之墓 孙文题”几个字；顶端扇形的应栏上刻着“壶范足式”四个字；墓碑两边的别头柱上刻有对联：上联“祸及贤慈，当日顽梗悔已晚”，下联“愧为逆子，终身沉痛恨靡涯”。是蒋介石自撰，张静江所书。
蒋氏父子对墓冢肃穆致礼，又对着石碑说了一些该说的话。
回到慈庵，陈诚、汤恩伯已等在那里，准备辞行。
陈诚说：“总裁，我们要回去了。还望钧座保重！”
说着这话，陈诚甚是凄然。
蒋介石也是百感交集，对两人说：“多谢相送！两位身荷重任，宜早日回去，各自把握好所负责的事情！”
陈、汤都连连称是，并请他放心。
陈诚问道：“总裁还有什么吩咐吗？”
蒋介石沉吟了一下，说：“眼下局势如此，前途未卜。淞沪乃是最要紧之地，汤总司令好自为之，万勿有失……至于辞修，台湾今后的作用，我就不再说了，你去刻意经营吧！”
汤恩伯略上前半步，低声说：“溪口警卫务策万全，应将……”
蒋介石没让他说下去，摆了摆手说：“这事你们不必担心，俞局长知道怎么安排！”
到香港访李济深不成，又与潘汉年接上了头，从而自以为给桂系找到了出路的黄绍竑，忽然看到报载蒋介石下野，李宗仁出掌总统府，真是“其喜为如何也”！
紧接着，白崇禧来电催他速返武汉，李宗仁也电促他回宁。
黄绍竑兴冲冲地先飞到汉口。
他的第一句话就是问白崇禧，上次决定刘仲容去河南找刘伯承，情况怎样？
白崇禧不经意地回答还没有呢。
黄绍竑有点诧异，问道：“为什么呢？”
白崇禧说：“信阳到郑州的铁路尚未恢复通车，汽车行走没有一个团护卫也不安全，所以就蹉跎下来了；况且，刘仲容在上海也有要事得办！”
黄绍竑大为抱怨，苦着脸大摇其头，慨叹道：
“健生呀，当下还有什么‘要事’比得上赶快停火更重要呀！”
白崇禧没回应，只沉默着在那里擦拭他的眼镜。重新把眼镜戴上以后，温和地瞅着黄绍竑说：
“季宽，你也不要太急了；一切问题，我们到南京再商谈吧！”
到了南京后，有一天白崇禧到黄绍竑公馆吃饭。
饭后他对黄绍竑说，共军不断打击他的武汉所属部队，看来和平合作没什么希望。
黄绍竑摇了摇头，对他的判断不以为然。说：
“上次中共明确教你派刘仲容去商谈，你迟迟没有派去；必须双方谈妥了才可能停止敌对行动嘛！人家绝不可能因为蒋介石下野了、李宗仁代理总统了，就算了！彼此仍处于敌对地位，人家安得不打？”
白崇禧不吭声，似乎在忖度什么。黄绍竑关切地问道：
“你现在……到底打算怎么办？”
“如果共军逼人太甚，那我就还是要打！”
黄绍竑听了，大为惊诧，禁不住霍然起身，瞅着他数落道：
“健生呀，你手里就这么点本钱，人家共军现在发展到三百万之众，装备精良，你怎么去打？你一个月以前电蒋呼吁和平，朝野都以为你是和平派；为什么老蒋下野之后又要打呢？好不容易弄来一副和平的脸谱，为什么不珍惜呢？”黄绍竑停了一下，又说：“现在讲打，也只有蒋介石还有一点资格；既然如此，你最好到溪口去向蒋介石请罪，请他回来复辟算了！”
两个人争吵得一塌糊涂。
黄绍竑这才意识到，白崇禧的态度突然转变，定是因为逼蒋下野、捧李上台的目的已经达到；特别是毛泽东一月十四日发表的和平谈判必须先行认同全部改编国民党军队、解放军必须过长江的条件，使他觉得不能接受。
[1] 引号内为蒋经国原话 。
[2] 很多人对这个时间的说法不一，笔者从侍卫官张令澳《侍从室回梦录》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