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二日夜晚，程潜召开长沙绥靖公署及其辖下各部队、湖南省政府、国民党湖南省党部联席会议，商讨应变办法。
自从获悉解放大军大举渡江，程潜就加紧了与中共地下组织的联系，期望就湖南的出路问题，求得一个对自己最有利，而且有对方权威人士承诺的保证。
今晚开会，则是试图探探名义上由自己统辖的湖南实力派人物的态度。
会议开始的时候，他讲了一番时局，暗示粟裕拥得胜之师席卷江南，林彪百万大军直指武汉，刘伯承势必会随之兵逼西南，彭德怀鲸吞大西北，都是没有悬念的事了；党国分崩离析之势已成定局。他故意慨叹自己束手无策，请大家来集思广益，研究出一条可以致湖南避祸的道路。
然而，这是个敏感的话题，说深说浅无从把握，所以没人开腔。
冷场良久，程潜无奈，只好点名发言。他毫不踌躇就点了第一兵团司令官陈明仁；这个人他最有把握，而且手握重兵，由这个人来引领讨论会的方向，最为妥当。
陈明仁向他恭敬地颔首。然后环视大家，做出义正词严的样子说：
“我是军人，向来不关心政治！国府说打，我就打；说谈和，我也服从。国府和总裁已经命令决战到底，白长官也明确令我整军备战，所以我决心执戈持戟与共军周旋到底！我希望大家也同我一样，做党国的忠臣！”
陈明仁的表态，立刻赢得了少数主战派如黄杰、杨继荣等人的掌声。
主和派尽管人多，慑于陈明仁手里的重兵重权，都不敢说话。程潜更是目瞪口呆，惊诧陈明仁的态度；不知道这会怎么往下开。没奈何，只好待黄杰、杨继荣相继发言之后，草草宣布散会。
次日一早，程潜叫程星龄、张严佛去找李君九，追问陈明仁究竟是什么态度，为什么在会上那样表态。张严佛说颂公把他陈明仁作为起义的王牌打的，他怎么出尔反尔呢？
李君九二十日才从台湾岛回到长沙策动起义。二十一日找陈明仁谈话，十分投机。当天就把这个情况向程潜通报了。听到程星龄、张严佛说陈明仁变卦了，先是目瞪口呆，接着是又惊又急。
那么李君九又是何许人呢？
这个李君九是陈明仁至交，做过陈明仁多年幕僚，不久前才改任陈诚的台湾长官公署专员。多日以前，中共湖南省工委为争取程潜、陈明仁起义，通过李君九的好友李石静（地下党员）和一兵团经理处长温汰沫做通了李君九的工作，又教李君九去做陈明仁的工作。李君九说，对陈明仁陈明利害之后，陈明仁原则上同意起义。他不明白这才过去两天，怎么说变就变呢？
李君九立刻去陈明仁在长沙的公馆，想当面问个究竟。不料公馆里的人说陈明仁回老家醴陵去了。
李君九邀上张严佛、温汰沫驱车奔赴醴陵。
陈明仁见他们赶来，先是一愣，旋即明白了八九分。不待他们开腔，自己就抱怨起程潜来。
“颂公真是老糊涂了！昨晚上开那个会，事先应该跟我商量一下，也好有个思想准备呀；最恼火的是一开始就指名要我发言！在座这么多人，形形色色的人都有，让我如何表态？授人以柄吗？”顿了一下，继续说，“请你们代为向颂公解释一下吧！”
但以后的一些事，仍然让李君九和程潜对陈明仁的态度摸不准。
陈明仁一兵团的中、高级军官，更对他何去何从全然不知。
后来在地下党的安排下，程潜领衔向中共中央递送关于决定起义的“备忘录”。程潜希望陈明仁也在上面签名。而陈明仁坚执不签，理由是重实效而不必去讲形式，况且容易为军统侦知。李君九反复向他解释，说这事只有极少数人知道，不会泄露出去的。陈明仁仍然表示拒签。
大家看出陈明仁的精神负担很重，思想斗争激烈，心情非常苦闷，行为也产生了摇摆。如此下去，势必对起义严重动摇。
李君九把这些情况向地下党的代表余志宏做了汇报。
余志宏对此倒有思想准备。他认为，一个国民党高级将领，走向以前长期为敌的一方，有种种顾虑，产生动摇，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们还应该分辨清楚两种情况：在尖锐复杂的斗争中，对国民党采取一些欺骗的手法，为自己涂上保护色，这就应该给予肯定，因为那是斗争策略的需要；另一种是摆脱不了过去的种种羁绊，经过努力也无论如何不能认同革命和共产党，所以产生了严重动摇。如果是后一种，我们虽然必须对之提高警惕；可是也不能轻易放弃，还应该做艰苦细致的工作，帮助他解除顾虑，争取他能坚定起义立场。而帮助他解除顾虑，一定要讲究思想方法。首先必须反复讲明党的政策；只讲大道理也不行，得对他的具体顾虑予以符合实际的解释，让其相信这样的解释所云不诬。
李君九就遵照余志宏的指教，逐步与陈明仁谈。
关于担心泄密，李君九说，提高警惕当然是必要的；你运用兵不厌诈去应付公开场合，以掩护自己，这当然没错。不过，搞政治在有些关键时刻必须旗帜鲜明，方可取信于朋友。其实，湖南推行和平运动，已经不是秘密了，蒋介石、白崇禧那么多特务布防在长沙，岂有不知道的？除了我们的具体活动之外，早就无密可保了。我在台湾的时候，偶然窥见陈辞修对几个人说，陈明仁靠不住，要及早解决；你看，人家早就在怀疑你了，你现今已是百口莫辩！丢掉幻想吧！目下湖南的形势对我们是有利的。颂公的省保安部队在这里，你的一兵团也分布全省要隘，所以蒋介石、白崇禧不敢动颂公，陈诚也不敢解除你的军职。我们如果怕泄露而谨慎过头了，甚至焦虑不安，我看不会有好处！如果因此而对起义产生动摇，那就危险了，会闹个两头不讨好。因为蒋介石、陈诚已经认定你是企图倒戈的人了。
针对陈明仁担心起义后共产党算旧账的问题，李君九对此进行了合情合理的解释。李君九说，他自己也曾经有过这方面的顾虑，也向地下党的同志坦言过。地下党方面认为这种担心带有普遍性；不过，只要转变了立场，为革命做了好事，那不仅会一笔勾销旧账，还将根据立功的大小，给予相应的奖励。关于陈明仁最担心的东北四平作战问题，李君九说，那就更不必担心了。你被东北解放军包围在四平，最后你退到四平的一个角落，眼看就要覆没之际，救援大军赶到，解放军才退走；而且你的伤亡数字成倍大于解放军。林彪也亲口说过，四平作战，陈明仁不欠我们什么；毛主席也说了，当时彼此各划各的船，大家都不要提旧账了。
就这样反复深谈十多次，共产党也秘密会见了三次，陈明仁的情绪也才稍许安定下来。
这期间，北平方面又有人专程送来毛泽东给程潜的亲笔信。程潜捧读这封信，兴奋地说：
“现在有了尚方宝剑，子良[1]总不会再犹豫了吧！”
看了这封信之后，陈明仁疑虑大体消除了；不料他又向共产党代表面陈“苦衷”，说是为了对国共双方都有个交代，他的一兵团改编后，名称应该叫“中国国民党人民解放军”。
程潜愣了半晌，苦笑道：“子良，你这个名称怎么有点像绕口令？你这样做，有点骑墙的味道吧？”
陈明仁固执劲又上来了，任随别人怎么劝，他也坚决要这么做。
他的这种骑墙态度客观上影响了部队对革命阵营的认同，以致宣布起义并换装以后，蒋介石、白崇禧派人潜入部队进行运动，他的这支“中国国民党人民解放军”一夜之间叛逃了百分之八十，他差不多成了光杆司令。
林彪对他的参谋长萧克鄙夷地说，陈明仁大半生就是被自己的小聪明害的。在黄埔时我就听他的同期学友说过这话，聪明反被聪明误。我看他怎么向毛主席交代。
不料毛主席却是另一种态度。陈明仁不断自责没有管好部队；毛主席笑呵呵摆手打断他的话，说：
“那不要紧，哪怕是你一个人站到革命这一边来，那也是很大的胜利呀！你的那些叛逃部属其实是选了一条死路，用不了多久就会被解放军歼灭的！”
一九五五年解放军叙军衔，毛主席还亲笔把叙衔委员会报上来的“陈明仁中将”改为“上将”，再次充分肯定了他的起义功勋。
[1] 陈明仁字子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