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诚果然出任东北行辕主任。孟淑贤告诉谢根柱的相关消息，例如楚溪春跟随陈诚到东北任职，也一一证实了消息是可靠的。
陈诚一九四七年九月一日抵达沈阳，次日就召开东北高层军政人员开会。在会上，信心十足地宣读了《告东北军民书》。[1]他说：“目前山东、陕北剿匪工作即将完成，今后剿匪重点无疑应在东北。”又说：“今后行辕之首要任务，即在执行剿匪国策。”又宣布了东北必须整军、增兵，以备对共匪大张挞伐；整军之后将反腐戒奢。
陈诚所谓的整军，就是一方面撤换不听话的将领，哪怕是黄埔生也在所难免。同时安插心腹、重用亲信；一方面调整序列，扩充军队。首先砍掉许多由伪满军队改编的虚报编制吃空饷的保安部队，将九个省的五十二个保安团和保安支队（旅级）核编成十个暂编师；将青年军第二〇七师扩编为三旅制，实力等同于关内的整编师；将新调来的整编四十九师恢复为军，为升格整编军做准备；把骑兵支队扩编为骑兵师；将承德保安支队扩编为暂编第一师；整理地方杂牌部队为十个支队、四个骑兵旅、一个骑兵军；调整十三个特种兵独立团。重划国军控制区域为沈阳、长春、松北三个绥靖区；组建四个兵团部。第一兵团司令官孙渡，第二兵团司令官陈明仁，第三兵团司令官周福成，第四兵团司令官廖耀湘。两个黄埔生，两个杂牌将领———孙渡是滇系，周福成是张学良旧部。乍一看颇有唯才是举的味道；其实军、师级干部都是中央系将领，最多的是陈诚旧部。
接下来是反腐。陈诚认为，若要挽狂澜于既倒，必须首先从整饬军纪和肃贪做起。他说，东北的国军控制区已然存在“纵兵殃民，逼民为匪，收匪为兵”的恶性循环现象。他决心以壮士断腕手段，坚决割除毒瘤。“与其说向共匪拼命，不如先从自己与自己拼命做起！”[2]
他运用当年主政湖北时的铁腕，大规模杀人。将暗设赌场的中将田湘藩逮捕，不加审判就拉到野地里枪毙；将不战而逃的本溪保安司令李耀慈以弃守领土罪交军法会审，判为枪决；将利用职权勒索的中将李修业加以拘捕，关了一周后枪决；将收编军队、买空卖空的少将刘介辉砍掉右臂，赶出东北；将辽宁省政府主席徐箴、五十二军军长梁恺及其副军长刘玉章撤职查办。
楚溪春担心，像这样大规模查办高级将领，当心他们有些人会带着部队投共。
陈诚说：“晴师[3]不必担心，谁要投共，就让他投好了！这种毒瘤自己要去贴到共产党身上岂不更好，让他们去祸害共产党吧！”
他还向各地派出督察处，欢迎民众和士兵检举纪律败坏、买卖军火、暗中经商、贪污勒索、滋事扰民的军官与地方官，收获很大。例如汽车团团长冯恺倒卖军车和汽油，日俘管理处中将处长李修业在办理日本人回国手续时大肆勒索钱财，少将参议肖正勋收编伪军时吃空额达一万多人枪。这类人总共查出三十七人，全部拉到野地里活埋了。
督察处还查出了一种令陈诚哭笑不得的贪腐怪招。各部队都不经上级批准，私设了留守处或办事处；这些其实都是军官的私宅或秘密住所。无一例外都有几个士兵守着，门上悬挂某某师、某某旅，甚至某某团、营的留守处牌子，蒙混世人。这些宅院里或者住着正室太太，或者养着情妇，无一例外都藏着非法掠取来的大宗财物；有的还经营着各种与军用物资相关的生意。东北的每一支作战部队在各大城市都设有众多的留守处，从司令、军长、师长、旅长到团长、营长，无一例外都给自己搞了几个留守处。仅仅在沈阳城里为留守处服务的士兵就多达两万五千余人。督察处还查出了很多只挂牌子和领取经费的地方机关。其实都是丢失了城镇后流亡到大城市来的专署、县政府、乡公所。来了后牌子一挂，仍以原来的机关名义领取办公费和薪金。陈诚对这些一律予以查处，取缔。
大刀阔斧、严刑峻法之下，贪污现象确实收敛了许多。而陈诚不知道的是没过多久又死灰复燃了。到他离开东北之前竟又成燎原之势，情况比原来还严重。他当然不会懂得，国家机关、军队的贪腐都植根于社会经济基础，植根于私有制。这样的土壤不铲除，尽管肃贪雷厉风行之下确可收效于一时，而肥沃的土壤里根子还在，春风吹又生的后果是避免不了的。
反腐“胜利完成”后，陈诚将精力放到剿共上来了。为了打破战略僵局，他决心采取主动进攻，积极寻求与共军决战的机会，一举收复全东北。他命令：六十军驻守长春的外围永吉（今吉林市）、九台；新一军驻守长春、德惠、农安、公主岭；新六军驻守铁岭、沈阳、抚顺；七十一军驻守四平；五十二军一九五师驻守四平外围的梨树、八面城；五十二军主力驻守营口、辽阳、本溪；五十三军驻守昌图、西丰、开原；第六军驻守沈阳东面的抚顺和营盘之间的区域；四十九军驻守锦州；九十三军驻守朝阳、北票、阜新；一八四师驻守沟帮子、大虎山；十三军驻守承德、平泉、隆化、丰宁。
做完这一切，陈诚的信心充分建立起来了。他对蒋介石承诺，用六个月时间恢复国军在东北的优势地位。
他明白，实现这个承诺的第一步，必须首先把北宁路锦州至沈阳以西的共军肃清，否则关内外的战略联系就随时都有被切断的危险。所以作战首先得从扫**北宁路开始。他对完成这个设想有把握，因此对不久以后自己将牢牢握住东北战局的牛耳亦持乐观态度。
然而，他严重低估了自己的对手。
东北民主联军从最初的建制不一、兵力薄弱的状况，经过两年时光，发展成为一支兵力强大、装备先进、作战能力惊人的大军。
蒋军只占据着少数大城市及其半径不超过三十公里的乡村；大部分县城和辽阔的乡村都建立了解放区，都实行了土改。民主联军凭借东北丰富的人力、物力的资源，迅速壮大自己的力量。早在陈诚扩军之前，林彪就依靠东北局极有才干的工作班子已经开始大规模扩充军队了。现在，东北民主联军已经拥有了十个野战纵队共二十七个步兵师、八个独立师、两个骑兵师、五个重炮团，总兵力达到五十一万八千多人（不包括众多的地方部队）。
所有的翻身农民都认同共产党，都认为民主联军是自己的子弟兵，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民主联军潜在的士兵。林彪在东北局的重要助手高岗（副书记兼秘书长）功不可没，他亲手指导地方政权、党组织，选拔、训练了大量的二线部队，数量达到九十一个团三十五万人。这些“预备战士”一方面协助家里搞生产，一方面随时准备应召入伍。即使在搞生产的时候，也挎着步枪，子弹带里装填着足额的子弹。同时，广袤的黑土地提供了充足的军粮，官兵身上是厚厚的新棉袄，头上是暖和的狗皮帽子。
共产党人已经建立起了庞大、有效的军用物资供应体系。军工干部大部分都是在苏联受过技术、管理方面的训练，政治立场无疑十分坚定。他们在苏联的援助下，迅速建立起了一大批足以有效支持战争的军工企业。东北局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九日致中央军委的报告可窥一斑：佳木斯以北的兴山有子弹厂、手榴弹厂、炼钢厂；鸡西有手榴弹厂、迫击炮弹厂、机械厂；东安有化学厂、电器材料厂；珲春有炮弹厂；图门以北的石岘有手榴弹厂、远程重炮厂；齐齐哈尔有六〇炮炮弹厂；牡丹江有修炮厂；哈尔滨有炮弹厂；辽东辑安有手榴弹厂、九二步兵炮炮弹厂、山炮炮弹厂。
就装备与供给而论，蒋军的情况却由原来的优势渐成劣势。国府外长王世杰照会马歇尔国务卿，说目前东北国军械弹短缺的情况日益严重。因为出关作战的军队都是美械装备，这曾经是一大优势；现在美国给的军火远远接不上茬，分到东北的也随之大大减少。美制武器的弹药中国不能制造，必须赶紧供给中国，否则美械就成了一堆废铁。
令陈诚揪心的还有另外两个大问题，国军在东北征兵困难，关内又不能及时补充兵力，现在是打死一个少一个，被俘一个少一双；在东北筹粮也困难，产粮区全在共匪占领的地方。
陈诚确保北宁路的攻势和林彪的秋季攻势几乎是同时开始的。在双方的这场大较量中，陈诚在军事上的平庸与蒋军整体素质的低劣有了一次总暴露的机会。
为了打通和保住北宁路，陈诚将原来驻守在华北的五个师组成北上增援部队，名为十七兵团，由司令官侯镜如率领出关助战。
陈诚的人海战术虽然打通并占领了北宁路；但截至十一月九日林彪下令秋季攻势结束为止，民主联军共歼灭陈诚六万九千余人，缴获各种火炮一千零五十一门，各种步炮、机枪共八万多支（挺），各种弹药二百七十六万发，手榴弹十五万颗，汽车五百三十六辆；共产党控制区新扩大了四万平方公里。
翻过年以后，林彪着手谋划冬季攻势。他的兵力比秋季作战时多了二十二万人，总兵力达到七十四万，超过了蒋军十六万人，而且装备也优良得多。
一九四八年元旦是陈诚焦头烂额的日子。在林彪的秋季攻势中，他屡遭惨败，损兵折将；现在喘息未定，林彪的冬季攻势又开始了，他深感穷于应付，茫无所措。而大将风度不能失去，朝中纷然蜂起的指摘也须应付，他不得不在元旦告东北军民书中睁眼说瞎话，称“危期已过，战备完成”，也不得不派兵从铁路、沈阳、新民三路出击，主动迎战林彪部队。
他放下文告讲稿不到五分钟，接到报告，林彪部队的名称变了。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二十时，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委林彪、第二政委罗荣桓致电中共中央称：根据中央日前指示，“我们拟利用元旦宣布东北民主联军改名为东北人民解放军。”
十二月三十日十七时，林、罗签署的通令发表：“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于（一九四八年一月）一日起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司令部，其简称‘东总’亦改为‘东司’。”
元旦，林彪发现陈诚的三路大军中，他的四期同窗陈林达率领的左路部队新五军推进快，突出于另两路之前。便微微一笑，指了指地图上那一块，对刘亚楼说：
“就打他了！”
三日，稍许冒进突出的新五军进至新民正北面的公主岭时，林彪大军正向它三面合围而来。
陈林达见状，急电请示陈诚，是否可以退守建有坚固防御工事的巨流河？其时共军合围尚未全部完成，尚可冲出去。
罗卓英对陈诚说，新五军是机动部队，战斗力也不弱，正该攻坚拔锐；退守巨流河会坐失战机，应令其正面进攻，岂能容它畏缩避战。而且可令中路、右路大军各遣偏师一支配合，必收奇功。
郑洞国不以为然。他担心林彪诡计多端，新五军应持重，以退守巨流河为妥。
两位行辕副主任各执一词，似又都有道理。陈诚不知听谁的为好。进攻抑或退守，他琢磨了一天多，举棋不定。后来终于同意陈林达的要求，新五军退守巨流河。
可惜太迟了，林彪大军已经完成了合围。结果，新五军两万多人全军覆没，陈林达也做了俘虏。国军战史的叙述是：“七日午前，军长陈林达中将亲率部队向南突围。不料行至黄家山以南之艾家屯，又遭到埋伏截击；增援之国军，亦分别被阻，俱无进展。战至七日正午，新五军竟陷于覆没。”[4]
新五军的覆没，加上一个月前在彰武之战中被歼的四十九军之七十九师的一万余人，短短一个月内陈诚又损失了四万余人。
陈诚惊慌失措，深恐林彪又有什么动作，急忙把驻守辽阳的五十二军主力、驻守四平的七十一军主力调回沈阳协防。
蒋介石气急败坏，一月十日飞到沈阳。
他在飞机的门口出现的时候，站在下面欢迎他的人们看到了一张铁灰色的脸和透出杀机的眼睛。一个个提心吊胆，害怕灾祸降临自己头上。
蒋介石下飞机的第一句话就是：“辞修，为什么败得这么快？是哪些人在这中间玩忽职守，一定要严惩不贷！”
陈诚一边伸手把蒋介石往一辆防弹轿车那里让，一边说：
“总裁，容部下向您一一面禀……”
将领们都把目光从蒋介石那里移开，担心地瞅着陈诚。特别是与这次战役有关的将领，生怕陈诚在蒋介石耳里灌谗言，把自己推出来当替罪羊。
到了行辕，俞济时向大家宣布午后两点召开师以上将领开会。
蒋介石被陈诚领进办公室，关上门密谈。
事后蒋介石的一名侍卫官向行辕副主任郑洞国密报（该侍卫官是郑洞国外甥），说陈诚把新五军覆灭归咎于一些将领不服从指挥自行其是，廖耀湘堪称其中之尤。陈诚要求蒋介石惩办廖耀湘。
郑洞国问总裁什么态度？
外甥说不明确，只点了一下头。
郑洞国呆住了。他与廖耀湘私交颇厚，不愿看到他遭难。
外甥说，舅舅如果要救廖军长，可以找一下跟随先生来的刘次长。最近先生比较听刘次长的话。
郑洞国想了想，点点头，立刻就去找刘斐。
刘斐是参谋总部次长，算是陈诚的副手。陈诚主持东北行辕后，常在蒋介石那里接受“召对”的就是刘斐了。
刘斐听了郑洞国的“拜托”之词，满口答应寻找适当的机会向蒋为廖耀湘说话；但叫郑洞国告诉廖耀湘，如果总裁对这次失败有所质询，千万不可保持缄默，要大胆说出实情。
午后一点半钟，师以上将领陆续到会议室。
大家的神情都显得颓丧；也没人敢说话，见了面只互相点一下头。
距开会时间二时还差两分钟，蒋介石在一群人簇拥下进来了。
大家偷窥时，见他的脸色铁青，眼含杀机。都在猜想不知今天哪个要脑袋搬家了。
主持会议的陈诚站起来，简单说了几句开场白，便恭敬地向蒋介石勾了一下头说：
“现在请总裁给我们作重要训示！”然后领头鼓掌。然后坐下。
蒋介石秋风黑脸，坐在那里，扫视一遍全场。坐在下面的将军们都以为那目光是在审视自己，无不赶快坐正、挺直上半身，把自己的“目情”调整为恭顺之至。然而显然都是无用功，蒋介石那仅是一种浮光掠影的扫视，将任何在场者都看了，又谁都没看清。
然后威严地哼了一声，然后以悲怆的音调甩出了一个省略了主语的短句开场，“丢人呀！”
在座者当然都明白，那省掉的主语就是大家。
“同是黄埔出身，为什么一次又一次败在他的手下？我实在不明白！”
大家当然也明白，蒋校长说的那个“他”即系黄埔四期的林彪；大家不明白的是，你蒋校长还是那个四期生的校长呢，为什么不甩出一两套没传授给四期生的绝招，把他降住呢？当然都只在心里不平地嘀咕，谁也不敢说出来。
接着，蒋介石大发脾气，痛责东北的“众将官”，无非说他们白吃饭，指挥无能，作战不力，把好端端的队伍一批批葬送掉了。刚刚葬送了一个新六军；到目前为止，在新立屯被围困近一个月的二十六师一万多人还没救出来！他愤怒地责问，你们当中绝大多数是黄埔学生，当年的黄埔精神都到哪里去了？一天到晚不研究战略战术，不研究敌人的用兵特点，只知道搞钱、搞女人，更有甚者为卖官鬻爵———我听说一个连长卖一百五十大洋、一个营长卖一千大洋。国家名器如此糟蹋，腐败至极啊！这样下去，不亡党亡国实无天理！
蒋介石的嗓音本来就略有些尖细，又是奉化官话，此时由于怒不可遏，使声音微有些颤抖，大部分人只能听懂个大概。但都明白他是真的气坏了，吓得没有一个人敢出大气。
足足骂了半个小时，才端起面前的白开水喝了一口。
大家以为骂完了，正欲吁一口气，松弛一下绷到极限的神经。不料他重重地将杯子蹲在桌上，伸手指着新六军军长李涛、九兵团司令官廖耀湘，喝令他们站起来。
李涛和廖耀湘大约事前商量好了，无论如何也要把是非辨明，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无非一死而已。所以也不怎么害怕。
蒋介石将两人大骂了一顿，切责其不服从命令，拥兵自保，见死不救，致使新五军全军覆没。
蒋介石尚未骂完，暂停话头喘一口气。廖耀湘抓住机会，把脖子一挺，大声说：
“报告校长，学生冤枉！”
蒋介石没料到他敢在此刻插话，愣了一下。盯了他半晌，只好说：
“你有什么冤枉？难道我是在编排你吗？娘……”
“报告校长，我们根本没接到过增援陈林达的任何命令！所以我和李军长不能为新五军的失败负责！”
陈诚立刻站起来，恶狠狠地瞪了两人一下，冷笑道：
“廖司令官，这个是赖不掉的！新五军遇险之初，我就叫罗副主任打电话给你，命令你就近派新六军速去解新五军之围！”陈诚说着，侧头俯视坐在旁边的行辕副主任罗卓英说：“幼青兄，有这事吧？”
罗卓英赶快起身，面向蒋介石说：“报告总裁，总长吩咐刚完，我马上就用步话机给廖司令官打了电话，向他正式传达了命令！”
廖耀湘马上掉头向着蒋介石说：“报告校长，事实胜于雄辩，学生根本没接到过罗副主任的电话！”
双方在罗卓英是否打过这个电话上针锋相对，措辞激烈，争执不休；而双方也都拿不出半点证据来支持自己的论点。
后来，蒋介石再也听不下去了，拍了一掌桌子，对陈诚怒目相向道：
“陈总长！大家都拿不出证据来，难道作战期间司令部与下边部队之间的一切程序都废弃不用了吗？一点记录都没有吗？怎么管理的？我真不明白！”
陈诚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神情沮丧地说：
“总裁，既然大家都撇清了自己的责任，那这个责任只好由我来承担了！好吧，新五军的失去，是我陈诚指挥无力，请总裁按党纪国法惩办陈诚，以肃军纪而儆效尤吧！”
蒋介石被陈诚这个出乎意料的态度噎住了。呆了好一会，才长叹一声。谁是谁非看来是搞不清楚了；陈诚自动站出来承担了责任，分明是改变了主意，主张暂不追究廖、李的责任了。
蒋介石又沉默了一下，说：“现在仗还没打完，等东北战事结束后再来评说功过吧！”说着站了起来，扔下一句话就离场而去。“诸位好自为之吧！”
陈诚觉得，既然惩办廖、李不成，还得团结大家共同对敌。便说了一席慰勉大家和自我批评的话。结束语是，“我决心保卫沈阳，如果丢失了沈阳，我定用手枪自杀以谢天下！”
蒋介石当天告诉陈诚，他已决定将五十四军的两个师从山东调来沈阳；同时成立东北剿匪总司令部；并在锦州成立冀辽热边区作战机构，以连接东北和华北两个战区。
陈诚问他，东北“剿总”由谁担任总司令。
他说，当然从属于行辕，但总司令一职尚待商榷。
蒋介石回到南京没一周，就获悉在新立屯被围困了一个月的四十九军之二十六师的噩耗。
这个师一万余人。遭围困时间久了，得不到救援和接济，空投的粮食、汽油、弹药百分之八十落到了解放军阵地上。不仅弹尽粮绝，而且冻伤很多。部队士气低落至零点。而解放军在一月二十六日突然发起了猛烈的总攻。
师长彭巩英想到了一个突围的办法。鉴于包围他们的解放军为了与白色的雪原一色以掩护行动，都反穿大衣、头裹白毛巾，他命令自己的官兵学着如此，冒充解放军。然后趁夜色掩护“和平突围”———混出去。
就这样，二十六师上万人的部队变成了“解放军”，规规矩矩地排着队，秩序井然地往包围圈外行进。当遇到有解放军询问，一律用东北话回答是八纵的。
终于有真八纵的一支部队开过来了，与他们擦肩而过。他们依然声称自己是八纵的。八纵指挥员最初以为是本纵队兄弟师的；转念一想觉得不对，怎么仗还没打完就往外边开？顿时醒悟到上当了。于是立刻追了上去。追了二十公里才追上。立即将他们三面包围起来。这些假解放军没有抵抗，纷纷扔下枪，举手投降了。
除彭巩英师长带五百人混出去，以及被打死一千多人外，解放军“东野”共俘虏了蒋军二十六师近九千人。
二十六师遭全歼的前几天，即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二日，蒋介石发表了一组新任命：卫立煌为东北行辕副主任兼东北“剿总”总司令，郑洞国、范汉杰、梁华盛、陈铁、孙渡为副总司令；范汉杰同时兼任冀热辽边区司令官。
显然，这个新班子是放在那里准备彻底取代陈诚的。
陈诚着意拉拢郑洞国，作了一些重大许诺。目的在于邀郑洞国与自己站在一起，到南京去向蒋介石进说辞，把东北将领的真实情况说清楚，欲图在蒋介石那里取得某种程度的战场处置权。陈诚在黄埔一期就出任了教育副官，一直到六期都是教官辈，郑洞国与之也就有了师生之雅；陈诚又位列“当朝三公”，权倾朝野，郑洞国不敢过于违拗，只好追随飞一次南京。
拉着郑洞国作陪，陈诚在蒋介石面前痛斥东北国军腐化堕落，侵吞军饷，买卖军资，将骄兵惰，不听命令，玩忽职守，不思进取，只求自保，多次战役失利皆因为此。举了不少事例佐证自己的论点。最后指着郑洞国对蒋介石说，桂庭对此也有痛感，可以证实。
郑洞国不愿介入这种纠葛，又不便当面拂陈诚面子，只好点头唔唔两声算是附和了。
蒋介石沉默了半天，只说了一句“我知道了”。
当天下午蒋又单独召见陈诚，慨叹中央衮衮诸公不理解东北事情的艰难，非议声蜂起，甚至“杀陈诚以谢天下”屡见报端。最后叫他“安心治病，别的事就先不要管了”。
二月五日，在东北坐镇五个多月的陈诚，怏怏离开沈阳。
二月十二日，蒋介石发表电令：“在陈诚病假期间，东北行辕主任职由卫立煌兼代。”
这段时期，林彪的冬季攻势第一阶段结束了，共歼灭蒋军五万八千余人，切断了北宁铁路，致蒋军据守的沈阳门户洞开。
陈诚心情不好导致胃疾加重，住进了陆军医院；但仍是参谋总长，终日只好在病榻上处理公务。
卫立煌不断向他发电报索要补给，称“以目前控制地区狭小，就地筹办困难，请求空运补给。”[5]
陈诚向蒋介石报告此事时，认为“对东北数十万大军之作战补给，纵倾全力空运，运输量亦极有限。为解决该方面补给问题，似应先谋打通新民至锦州间路线，并确保其通畅，始能解决。”
陈诚这个主张当然是正确的，只有打通铁路，数十万大军的补给才有保障。陈诚坐镇沈阳时曾千方百计打通它，但最终却落得个笑柄：“铁路南站通北站，公路长度三里三。”卫立煌迭电催请空运，并非不懂铁路才是命脉，更非不懂必须打通铁路，“非不欲也，势不能也”。
[1] 原文见天津《大公报》1947年9月3日 。
[2] 吴相湘《陈辞修生平大事》《民国政治人物》第二集，台北述林出版社，1960年版，第185页 。
[3] 楚溪春字晴波，陈诚一直尊称他老师 。
[4] 《国军战史·戡乱》，台北出版社1950年版，第536页 。
[5] 台北《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战后中国》（五）：《陈诚参谋总长上蒋主席建议打通新民至锦州间铁路以解决东北补给困难签呈》，1948年2月21日，第38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