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之死與葬禮
以及隨後我那不同尋常的
多重頭腦的形成
離開凡城以後的幾年間，我父親，阿巴斯·阿巴斯·侯賽尼，帶著我四處遷移，想尋找一處可以思考的地方。我們就像一場大雨過後終於露麵的鼻涕蟲—醜陋，飽經風霜，一無所有，被這個世界拒之門外。可人生就是這樣。一棵樹一旦被連根拔起，無論你再嚐試栽種多少次，它都永遠無法再紮根於泥土中。流亡終究逃不過曆史的追捕。不幸地出生在一個不友好的世界，就會是這樣的命運。波德萊爾有一句話說得好：“在我看來似乎是，在一個我不在的地方，我就會歡樂。[8]”後來，我們在卑鄙的新世界定居下來後，我在保羅·奧斯特的作品中讀到了同樣的話：“在我看來，似乎隻要在一個我不在的地方，我就會快樂。[8]“那話裏似乎有某種預言。”
我們終於抵達世人嘴裏的“新世界”時，母親已去世多年，那段悲慘的逃亡之旅也已過去很久—那次出逃讓我們感到徹骨之寒，雙手從此變得冰冷。從那時起，我的體溫和一具屍體無異。悲痛籠罩，我們穿過土耳其，其間為了更新或者偽造各式的文件多次繞彎路。最終，我們抵達巴塞羅那—我們的終點，“炸彈之城”。父親希望能在那裏見到其他的自修者、無政府主義者、無神論者。可世事難料。巴塞羅那在經曆過佛朗哥將軍[9]的統治後已經人人自危，盡顯疲態。父親十分失望，於是我們又上路了。
有時候，在漫長的旅途中，我們似乎在高速往前飛躍。我們以光的速度穿過這個崎嶇不平的宇宙中的無數巨型障礙，然後突然感到呼吸困難，疲乏無力，無法再繼續前行，隻好開始走回頭路。我們走過的那些小徑會自行折疊，往身後環繞，仿佛要帶我們去觀察一些匆忙間沒能第一時間發現的信息。我們倉皇往回跑去，卻發現那裏什麽也沒有。這種總以為自己遺忘了什麽的感覺—難以排遣的失落感縈繞心頭產生的後遺症—讓我們成為兩個完全莫名其妙的存在。我不知道我們在每一個地方待了多久。我時而在光照下，時而在黑暗中。我總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裏，即便沒有時，我也不知道我們是如何來到所在之處的—我現在依然不知道。我唯一知道的是，當我們最終抵達巴塞羅那時，我已經比離開伊朗時大了兩歲。三年後，我們到了紐約—絕望，不知所措，饑腸轆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