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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革命的历史长河中，许多英烈没有倒在敌人的枪口下，而是死在了革命队伍的内耗上，而且，更加幽默的是那些先冤杀别人的人，最后又被自己的同志冤枉错杀了。王佐和袁文才就是早期被冤枉错杀的典型案例。
王佐和袁文才是两老庚，都是1898年出生，两人都属客籍，都是绿林头目。不同的是袁文才是宁冈人，读过书，而且很早就加入了党的组织，是不可多得的早期知识分子革命者；而王佐家住遂川下庄，纯粹是个大老粗，性格豪爽，敢作敢为。他们俩都生长在井冈山地区，早年因反抗土豪劣绅的压迫，相继投身绿林，组织队伍，“杀富济贫、除暴安良”，在茅坪和茨坪遥相呼应，既而控制了整个井冈山，成为驰骋罗霄山脉的一对枭雄，后来双双跟随毛泽东，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立下过汗马功劳。
1927年10月，袁文才迎接毛泽东上山时的情节，电视剧《井冈山》表现得很逼真。袁文才事先埋伏了一支伏兵，当他认准毛委员，打开山门迎接工农革命军时，便杀猪宰羊，送了好几担银元给部队作军饷。后来又亲自出马劝老庚王佐也一起跟着毛委员举事。
1928年2月，井冈山的两支绿林武装合兵一处，被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团长，袁文才任团长，王佐为副团长。从此，俩老庚跟随毛泽东鞍前马后，立下过赫赫战功。可他们俩毕竟是农民，狭隘的本位主义思想，使他们不愿离开这片土地；过分的清高和自傲，又使他俩目空一切，加之日积月累的土客家之争，最终要了他们的“卿卿性命”。
在井冈山，无论是军队还是地方，袁文才和王佐真正佩服的只毛泽东一个人。因为他们俩太有能力了，而且一文一武，珠联璧合，配合得天衣无缝。假若，当年毛泽东不引兵井冈山，那么他们俩聚啸山林，做几十年山大王是应该没有问题；假若，他们俩接受改编后，跟着毛泽东不再回到这山沟沟里来，那么他们日后，不封元帅，也能成为共和国的大将。然而，历史没有假设，他俩最终因历史的包袱和性格悲剧，被自己人冤杀在永新这个小城，受其牵连的还有毛泽东的最为得力的助手，茶陵特别支部书记宛希先。
宛希先是“第一个坚定地追随毛泽东干革命的人”，秋收起义失败的关键时候，是他第一个站出来，跟着毛泽东引兵井冈山；在茶陵，是他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建立中国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挫败了陈皓叛变投敌的阴谋，挽救了年幼的红军。不久，又是他率领工农革命军，攻克了井冈山东南最大的反动堡垒遂川城，随即自告奋勇，前往九陇山开辟革命根据地。
在九陇山，宛希先带领干部战士走村串寨，访贫问苦，宣传革命道理，很快建立了第一个农村党支部，组织了一支200多人的农民赤卫队。在毛泽东带领主力部队下湘南的那些日子，宛希先指挥赤卫队，在密林里与敌周旋，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使九陇山成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一大屏障。朱、毛会师以后，宛希先身兼第十一师党代表和湘赣边界特委常委二职。不久，湘赣两省敌军11个团，趁红军大部队被湖南省委拉往湘南之际，大举进攻永新，宛希先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带领包括茶陵游击队在内的四县地方武装和三十一团一营一连及三营七、八连，组织群众坚壁清野，切断敌人的交通。白天，他们在山坡上丛林中到处插上红旗、梭镖，晚上，在山头岭腰遍燃火把，并不时地主动出击。就这样，以不足一个团的兵力，将敌人11个团团围困在永新城附近30里内达25天之久，创造了红军战史上的奇迹。
1929年1月，毛泽东带着袁文才和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发展，安排宛希先、彭德怀、王佐留下来保卫井冈山。
毛泽东之所以这样做，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当时井冈山根据地内土、客籍争端纠结不清，极大地影响了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湘赣边界特委以土籍人员为主，而以王佐、袁文才为代表的地方武装则以客籍人员为主。而作为湘赣边界特委副书记的宛希先，是唯一的外籍干部，在各方面声望都很高，是土、客籍双方都能接受的人物。毛泽东出于对井冈山根据地的深厚感情，留下宛希先在井冈山，是希望他能发挥好调解和缓冲作用，肩负协调双方矛盾、巩固根据地的重任。可毛泽东万万没料想到，他这一决定要了这位爱将的性命……
井冈山根据地当时流传着这样一句谚语：“土籍的党，客籍的枪”。
这话说来还有一段故事。在成立宁冈县工农兵政府时，毛泽东推举活捉国民党县长张开阳的农民暴动队长文根宗出任主席。不料，客籍人大为不满。
一天，袁文才找到毛泽东，问道：“毛委员，文根宗当县长真是你推举的？”
毛泽东高兴地回答说：“是呀！”
“这么一个窝囊废，有什么本事……他吃得消吗？”袁文才有些不屑地说。
“文根宗在新城战斗中表现不错，活捉张开阳，群众对他印象很好嘛！”毛泽东告诉开道袁文才说，“至于能力大小，那是可以不断提高的么，时间长了，经验就丰富了。”
“既然如此，这次就算了，下次可就不行了！要不然，真的像老表们所说的，‘土籍的党，客籍的枪’么！我们客籍人专门打天下，他们土籍人专门坐天下嘛！”袁文才听毛泽东这样说，便不好再说什么。
“土籍的党，客籍的枪？”毛泽东闻言，吃了一惊。看来问题不那么简单，这里面潜伏着一种十分危险的信号。毛泽东当即对袁文才进行了教育，说：“文才同志，你应该知道，共产党是不分国界省界的，革命是不分土籍客籍的。谁搞党务，谁搞军事，这只不过是分工的不同。国民党反动派抓人杀人，会分什么土籍客籍吗？抓住了都会杀头的。你是个共产党，千万不要中了土豪劣绅的奸计，内院起火，互相拆台。拿你们宁冈的话说，就是‘不要拆开墙来让狗进’呀！”
袁文才素来对毛泽东甚为敬佩，常称“毛泽东是中央才”。平日里毛泽东说一，袁文才不会道二。可是在这个问题上，尽管毛泽东说得很在理，袁文才却不苟同，表面上不抗距，心里却怎么也转不过弯来。
文根宗出任县长不到三个月，客籍人便抛出一个议案：县长一职由土客籍革命派“轮流坐庄”，每届任期三个月，最多不能超过两届连任期。由于客籍革命派拥兵自重，到5月，县工农兵政府主席即改由客籍的甘金皇担任。然而，甘金皇只担任一月有余，土籍革命派掌权的县委书记龙超清，又以甘金皇“文化低、能力差”为由，把甘给撤换了。
毛泽东对“轮流坐庄”的事特别恼火，三个月怎么能搞好工作、显出政绩呢，这又不是小孩子“过家家”……为此，他特地把龙超清、袁文才两人找来，狠狠地批评了一顿：“你们这是乱弹琴！中国历史上也只有封建世袭制，而没有轮流坐庄嘛！你们都是共产党员，共产党人以天下人民利益为己任，怎么可以跟着那些土籍客籍族老遗少们瞎起哄之呢？……天下穷人是一家，工农是一家嘛！你们想想，敌人来了，还会分什么土籍客籍吗？凡是革命的，统统都要杀，如果我们不团结，那就要吃大亏了！”
客家人在政府和党组织内部受到排挤，当然咽不下这口恶气，总想找个机会，争回点面子。不用说，这机会还真的来了。一次，宁冈县的党、政、军主要负责干部集中在柏露长富村开会。会上，龙超清佩带了一支在新城战斗中缴获的手枪。
袁文才看见后，故意冷嘲热讽地说：“我亲爱的龙书记，你是我们县里大书记，日理万机，管着全县的党务工作……不过，龙书记天天待在办公室，又不要上前线，这手枪对你就成了摆设，派不上用场，还是送给我算了……”说完后，当众缴了龙超清的手枪，扬长而去。
龙超清被这样羞辱了一不番，脸青一阵，白一阵。从此，积怨也就越来越深。土籍的革命派就一直寻找机会，想搬掉压在他们身上的两块沉甸甸的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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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1月7日，毛泽东撤离井冈山前主持召开了著名的柏路会议。会议结束时，代表们纷纷起身离座。毛泽东忙向即将出门的彭德怀、谭震林以及湘赣边界特委书记邓乾元、中共永新县委书记龙超清、宁冈县委书记王怀等人招了招手，将他们留了下来。
“之所以让大家留下来，是要传达一个文件。上午传达时，袁文才、王佐在场，我跳过了这一段。”毛泽东抓过身旁的布包，抖落出已经传达过的中共六大文件，用手指着《苏维埃政权的组织问题决议案》，“这是中央‘关于与土匪的关系'一节，大家听听……‘暴动前可以同他们联盟，暴动后则应解除其武装并消灭其领袖……这是保持地方秩序的先决前提。他们的首领应当作反革命的首领看待，即使他们帮助过暴动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土匪如渗入革命军队或政府中，便危险异常。这些分子必须从革命军队和政府机关中驱逐出去，即使最可靠的一部分，亦只能利用他们在敌人后方工作，绝不能置他们于苏维埃政府范围之内……’”
大家一听，立即睁大眼睛，不由得面面相觑。
毛泽东念完这一段，便放下文件，心情沉重地说：“你们听明白了吧？就这一段，我上午没念。真不晓得中央搞么子呀？弄出这一条政策来。要是老袁、老王晓得了，还不知有啥事？你们几个议一议，该咋办？”
龙超清最先站起来表态：“既然中央有这样的指示，我们应当执行，对于井冈山的土匪，我们也应坚决剪除。”
王怀也跟着随声附和。
陈毅首先表示反对，他说：“我们不能这样做！前几天我们红四军才发了《告绿林兄弟书》，号召绿林兄弟们加入红军，与共产党齐心合作，怎么一下子又变了调呢？再说，老袁、老王他们早就是革命同志了，与文件中说的土匪不能等同。”
朱德说：“具体情况要具体对待，所谓土匪，这称呼都是土豪劣绅们取的，其实，他们大部分被逼上梁山的……他们杀富济贫，除暴安良，很少有祸害乡里的。袁文才和王佐，他们开始也是这样，后来又都加入了我们的党组织。他们俩有缺点不假，我们可以教育他们，帮助他们……如果，真的按中央这文件去做，这叫自断手臂！”
“对！我们红军决不能过河拆桥……”几个参军不久的客籍干部也跟着喊了起来。
毛泽东听到这里，心里一下宽慰多了，他一锤定音说：“好，大家能这样想就好……袁文才、王佐的问题不在中央文件的意思范畴内。对于袁文才和王佐两位同志，我们不能把他们当土匪看待。经过一年多的共同的战斗与考察，我们清楚地看到，他们俩为党的事业，为根据地的巩固，为红军的壮大，立下了许多功劳。他们是功臣。”
王怀、龙超清见毛泽东已经表态了，便不再说什么。
然而，毛泽东也非常清楚，有可能就此埋下一颗定时炸弹，说不定什么时候会引爆。为了保护这两位将才，也缓和一下日趋紧张土客籍之间的矛盾，毛泽东来了个“釜底抽薪”，将两家的核心人物，袁文才和龙超清都调离岗位。袁文才免去边界苏维埃政府主席一职，调离井冈山，改任红四军副参谋长，随大队一起远征赣南；龙超清调往莲花工作，让何长工出任宁冈县委书记，与此同时，对县、区干部也作了相应的调整。临走前，毛泽东还不放心，又将自己一贯器重的爱将时任特委副书记的宛希先留了下来，来斡旋平衡黏合以土籍为主的边界特委与王佐等人的关系。
这着棋果然奏效，自从袁文才下山后，这些矛盾纠纷也确实缓和了一阵。可等到袁文才看到了那份文件，偷偷离开主力部队再一次回到井冈山时，矛盾便越来越升级，最终酿成杀身之祸。
1929年5月，远征赣南的红四军经过连日的长途奔袭后，作了短暂休整。这天，袁文才来到前委秘书长刘辉霄处，只见门敞开着，院子外两条破长凳上晒满了文件。正当他跨门而入的时候，瞅见长条凳上一溜文件中，有一份用铅笔画出了粗粗的黑杠，在阳光的映衬下，显得异常醒目。
袁文才收住脚，停下来仔细一看，顿觉寒彻肌骨，仿佛掉进了深深的冰窖里，猛然间，一屁股跌坐在地上。
刘辉霄闻声而出，见这般情景，心中什么都明白了。
“看来他们还是不信任我们，我的担忧终于应验了……”袁文才自言自语，梦魇般地说。
“要不咱们还回井冈山，那是咱们的根，一旦真有什么事，也好应付。”刘辉霄安慰袁文才说。
“对！咱们走，到哪里都一样的革命！”袁文才当机立断，给毛委员留下一张“告假条”，拉上刘辉霄、谢桂标等人，悄悄离开部队，又回到了井冈山。
袁文才的回来，给刚刚平息的土客家之争，又打了一剂强心剂。边界特委的土籍龙超清、谢希安等人，力主严惩，叫嚷着要开除袁文才的党籍；而刘克犹、李筱甫两名客籍常委则坚决反对。一时，土、客籍的两派党员激烈交锋，相持不下。
宛希先果断地站了出来，左右劝解，反复调停。
特委听取了宛希先的意见，采取了折中办法：给袁文才留党察看三个月的处分，仍参加县委常委工作，负责三十二团军事及宁冈县地方武装的领导工作。
宛希先，在边界特委里是唯一的外籍干部。他原本为土、客籍双方都能接受的人物，在各方面的声望都很高。自毛泽东离开井冈山后，他便成了袁、王在边界特委内唯一的依靠和缓冲。而边界特委与袁、王关系越来越紧张，最后到了形同水火、你死我活的程度；此时的宛希先则无形中充当了袁文才和王佐的保护伞。因此，被土籍人把持的边界特委要想除掉袁文才和王佐，就必须先搬开宛希先这块横亘其间的巨石。
1929年3月开始，到10月间，先后爆发了蒋桂、蒋冯两次大战。军阀一混战，就给湘赣边界的革命武装以喘息的机会。围剿九陇山根据地的国民党正规军大部分抽走了，仅“茶陵经常有一营至一团国民党正规军驻防，以茶陵为驻地，兼顾酃县、桂东、安仁一带”。在边界斗争最困难的时期，宛希先挺身而出，在九陇山召开永新、茶陵、宁冈三县党组织联席会议，组织了新的临时特委。无论资历还是能力，宛希先担任特委书记是当之无愧的。由于特委中土籍势力强，他们大部分视与袁文才、王佐走得比较近的宛希先为异己，加上宛希先一直主管党务工作，厉行“洗党”时，在永新、宁冈的党组织中“洗”掉的“投机分子”过多。永新、宁冈县委对此十分不满，认为是与他们过不去，一直怀恨在心。加上去年8月，永新县委妇女部长龙家衡的被误杀，导致占特委多数的永新、宁冈土籍革命派，在选举临时特委书记时，都投了永新县委书记朱偕昌的票。
龙家衡，虽然出身于一个大地主的家庭，但思想进步，很早就背叛了自己的家庭投身革命，并与同她一道投身革命的学长中共永新县委书记刘真结为夫妻。
一天下午，龙家衡正在一个山区小村搞社会调查，从敌占区回到的侦察人员悄悄地对他说：“刘书记的父亲死了……”
龙家衡暗暗地想：“刘真是个孝子，可现在这种时期，反动派正到处抓他，此时回去，肯定凶多吉少。自己一个女的，悄悄地去一趟，可能不大会引起注意……”就这样，她悄没声息回到了婆家——国民党占领区株塘村。由于时间紧迫，距特委、县委所在地九陇山又远，来不及请示，只是向身边的同志简单地交代了几句。
回到株塘村以后，龙家衡藏在一个族叔家里，暗地里安排料理公公的后事。不料，还是被自己的哥哥盯上了。
龙庆楼和龙家衡虽然是两兄妹，但属于两个水火不容的阵营。龙家衡不仅是共产党的妇女干部，还嫁了个县委书记老公；而哥哥龙庆楼则当上了五乡联防团的团总，心甘情愿地充当国民党反动派的走卒。
龙家衡料理好公公后事，当晚就返回九陂山区，天刚拂晓时，回到到了住地。
“龙部长，你怎么一个人出山去了白区？去白区要经过县委、特委批准，这是纪律，你不会不知道吧？”宛希先一见到龙家衡便阴沉着脸。
原来就在龙家衡去株塘的第二天，宛希先率特委一个警卫连回到了九陂山区。宛希先最看不惯龙家衡的狐媚样，当初刘真娶这个地主家的大小姐时，宛希先就一肚子意见，这回龙家衡犯了纪律，给自己逮住了，便狠狠地批评了一顿。如果，事情至此打止，就一了百了，可偏偏事又在节骨眼上出了个大事。龙家衡在哥哥龙庆楼还真的告了密，国民党兵跟踪她摸进山来了。
“报告，宛书记，白狗子进山来了！”警卫连颜连长气喘嘘嘘地说。
宛希先大怒，喊了起来：“好个龙家衡，前几天警卫排长抓到联防团的一个侦探，从他身上搜到一封你哥哥给你的策反信。我们还相信你，认为这是敌人使的离间计……想不到你真的叛变投敌，还把白狗子引上了山……”
龙家衡申辩说：“我没有！”
“那这作何解释！”宛希先指着森林中越来越近的国民党兵，狠狠地瞪了龙家衡一眼，下达了战斗命令，“警卫连立即占领有利地形阻击敌人，赤卫队掩护区委机关和伤病员赶紧往深山老林撤！”
由于撤得及时，敌人没捞什么油水，但敌人偷袭的阴影一直在宛希先的脑子里挥之不去。为了搞清事实的真相，宛希先命令警卫连的汪排长带几名战士押送龙家衡，去特委机关接受审查。
这汪排长出身贫穷，苦大仇深，听说这个女的是“反动派的奸细”，便非常气愤。一路上，左一个“奸细”，右一个“老实交代”，“审讯”着，龙家衡心想这种人只是个大老粗，没必要和他一般见识，便缄口不语。可汪排长却认为是藐视他，气愤不过，最后竟掏出枪来威逼龙家衡招供。
“你怎么能这样对待自己的同志？”龙家衡这才开口说话。
“这个臭奸细，谁是你的同志？老子一枪崩了你，免得你再危害革命！”汪排长大怒，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竟鬼使神差地扣响了扳机。
“砰——！”一声枪响，在山谷里久久回**。
龙家衡摇晃了一下身子，倒在血泊之中。
汪排长此时清静了，叮嘱手下的战士说：“大家给我记好了，这个女的是通敌的内奸，在押送的路上，夺枪逃跑，被我们打死的……谁要是他妈的，活腻了，多嘴，老子第一个弄死他！”
宛希先听信了汪排长的话，在特委会上作了汇报。
龙家衡的死引起了轩然大波，在特委会上，特委的另一位副书记刘天干当场就站了起来质问：“宛希先，龙家衡是我们党的领导干部，县委妇女部长，就这样被你随随便便地枪杀掉，谁给你的这个权力？”
“我已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清楚了，她逃跑，汪排长才开枪才把她击毙的……”宛希先申辩说。
“宛麻子，你哄骗得谁？龙家衡会逃跑？鬼都不相信，要不是你下的命令，那个信汪的排长敢开枪？”王怀大声指责。
袁文才、王佐见那些土籍的革命派这样围攻宛希先，便觉得大事不妙，如果此时，不把他们的气焰压下去，不仅老宛将来抬不起头，他们两个也没好果子吃。
王佐和袁文才交换了一下眼色，袁文才点了点头。王佐便霍地站了起来，一掌拍在桌上：“龙家衡，一个大地主的女儿，反动团总的亲妹子，在革命队伍中就是一个祸害！不要说老宛不是有意杀她，就凭她引来白狗子这一条，杀了她，有什么错！”
龙家衡的丈夫永新县委书记刘真，也拍着桌子站了起来，为妻子辩护：“龙家衡早已背叛了自己的家庭，一心革命，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她与她哥哥龙庆楼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这会肯定事出有因……退一迈步说，即使她有错，也不该死罪！你们怎么能在事情没弄清楚之前，就乱杀人呢？”
袁文才等刘真一说完，连忙接过话茬说：“‘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刘真同志这份丧妻之痛，本人深表同情。但我们是革命者，革命者当以大局为重，切忌儿女私情……老宛他一个外地人，他图个啥？还是为了革命事业，只要没有私心，身为特委副书记，在当时那种非常时期，他还是有权处置那些突发事件……”
王怀一听，气不打一处来，连忙反驳道：“你们三个早就穿一条裤子，串通一气，要打击永新的同志。老实告诉你们，没那么容易！”
“王怀，你血口愤人！老子今天把话撂在这，你不把话讲明白，我王佐，绝不罢休！”王佐跳了起来，把枪掏出来，拍在桌子上。
土籍革命派的权威人物朱昌偕，怕事情闹僵了，不好收场，便大声制止说：“别吵了，这是特委会议，像什么话！都是革命同志，要团结一致嘛，不要相互怀疑，相互猜忌，意气用事。龙家衡同志的被杀，也是事出有因，不能全怪老宛。今天就讨论到这里。散会！”
为了避免事态进一步恶化，宛希先主动要求暂时离开九陇山特委机关，去茶陵县兼任特别区委书记。
1929年4月，原特委书记邓乾元，回到九陇山主持工作，决定从永新、宁冈各抽出60人枪，茶陵抽出42人枪，莲花抽出50人枪，组织一支由特委直接掌握的武装。此时，担任正在茶陵担任特别区任区委书记的宛希先，不顾茶陵当时的特殊困难，将最好的枪，最优秀的干部战士输送到了特委。这支武装后来与红五军的李灿部和王佐部合编为湘赣边界红军独立第一团，收复了井冈山，一举粉碎了敌人的“三县联防”。
不久，特委在宁冈古城召开第四次执行扩大会议。会上，谭思聪被选为特委常委，而宛希先因为上述原因，只当了个一般的执行委员。
宛希先已经明白自己的处境，但他忠于革命，能忍辱负重，从大局出发。他既没有利用手中掌握的茶陵县委和茶陵游击队去和永新、宁冈的土籍革命派相抗争，也没有笼络和利用王佐、袁文才的优势兵力来保护自己；而是忠于职守，潜心于革命事业。
在湘赣两省的第三次“会剿”中，由于宛希先的正确领导，茶陵的党组织和游击队损失最小。旧历年前，谭家述带领战士们，奔袭黄沙庄，奇袭小车。然后又利用春节期间，远出西乡边陲界首东岭西岭和潭湾山区，在县内频频“吊羊”，缴了不少挨户团的枪，在当地造成了很大的影响。特委从茶陵游击队中抽调42人枪之后，茶陵游击队仍然有30多支枪。宛希先利用这些枪支组织了几支武装工作队，采用公开和秘密相结合的形式，一步一步地向县内推进。游击队在特别区委的领导下，一方面潜回大亚山，凭借险要有山势固守；一方面派人往返于溪江、狐狸形、鸭婆寨、东岭西岭等地，四处活动，骚扰挨户团，以分散国民党茶陵当局对东部山区的注意。与此同时，大力开展秘密工作，有目的有预谋的派人打入挨户团，刺探情报，策反兵变；或进驻村寨，扎根串联，发展党团组织。仅仅不到半年时间，茶陵的革命又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了，一支支农民武装像雨后春笋般地从地底下冒了出来，党的组织已经伸展到田东、上坊、东坑、白水陇、南岸、尧水、岩口、岩内……
正当宛希先在茶陵苦心经营，发展革命势力时，一把魔剑悄悄地在他的头上举了起来。而手握此剑的，偏偏不是十恶不赦的敌人，却是那些被偏执和狭隘迷住了心窍的战友……
呜呼！
55
1929年10月，特委派出信使找到茶陵游击队，命令宛希先带领茶陵游击队火速赶到永新，会同袁、王所部与各县赤卫队进攻永新县城。此时，宛希先正在坑口编写《共产党组织根本原则》。信通送到一位排长手里，这排长对特委的一些做法有意见，满肚子牢骚，就把信扣了。等到信送到宛希先手里时，已经迟了，根本无法按时赶到。
攻打永新县城的战斗很顺利，但宛希先和茶陵游击队没来，特委书记朱昌偕大为恼火，认为是向他的权威挑战。特意在九陇山下的大湾村召开专门会议，要宛希先说清原因。
在会上，无论宛希先怎样解释，朱昌偕都听不进，严厉指责宛希先不服从特委命令，王怀、刘真也一齐将矛头也对准宛希先。
宛希先环顾了一下会场，到会的全是与自己有过节的土籍人，袁文才、王佐根本就没来。
“看来，这是一个阴谋，”宛希先打了一个寒噤，惊出了一身冷汗，“这回自己是孤掌难鸣了，弄不好有性命之忧。”
果然被他猜中了，会议最后朱偕昌宣布一项决议：“宛希先身为特委组织部长，拒不执行特委决议，另行其是，严重贻误战机，破坏对敌斗争。经特委研究决定立即解除职务，立案审查。”
宛希先还想说点什么，几名荷枪实弹的赤卫队员冲了上来，将他绑了，推进一间土屋，关押起来。
宛希先顿时明白，杀身之祸就在眼前，此时即使有一百张嘴也难以争辩。眼下唯一的一条生路，就是赶快脱身找到袁文才、王佐处，只有他们俩才能保自己一条性命。
这天晚上，天高月黑。宛希先趁看守疏忽，用力掀掉土屋的木窗，逃上了山。也许是命里难逃此劫吧，转来转去，便转晕了头，总在原地打圈子。于是决定干脆不走，在附近的林子了藏了起来，等明天天亮再想办法脱身。
特委副书记王怀得知宛希先逃走了，当即动员两千多农民打着火把搜山。
天亮时分，宛希先被发现，未等他开口说话，就被推进一口储藏生姜的地窖，被乱枪打死……
袁文才、王佐得知消息后，极为愤怒。两人带着人马，次日便赶往大湾村，表面是来悼念安葬宛希先，实质是来兴师问罪。
“老宛究竟犯了哪条王法？他身为特委副书记，你们竟擅作主张，说杀就杀，说剐就剐，今天你们非要说清楚不可！”王佐大着嗓门指着朱偕昌、王怀等人的鼻子说。
朱昌偕认为自己是特委书记，便扯了虎皮作大衣，不以为然地说：“宛希先违抗特委命令，是他罪有应得！今后谁敢违抗特委决议，就是这个下场！”
袁文才怒气冲冲地说：“什么狗屁唧吧特委，别抓着鸡毛当令箭，动辄拿特委来压人！你们这明明是打击报复，公报私仇嘛！”
王佐大声喊着：“姓朱的，你们是想把反对你们的人斩尽杀绝！老子天不怕、地不怕，还怕你们这几个鼠肚鸡肠的人？”说着，拔出手枪往桌上重重一拍。
朱昌偕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半天才缓过神来，说：“王佐，你太放肆了，你是想威胁特委是不？”
“王佐是个粗人，哪个不晓得？今天再扯也没什么意思，以后到前委去理论。”袁文才扯着王佐衣袖，把他拉走了。
宛希先一死，土客家的矛盾更加尖，一场更大的灾祸正在酝酿之中。
1930年1月间，中央派特派员彭清泉来到永新县了解湘赣革命斗争情况，朱昌偕特别向彭清泉汇报了袁文才、王佐的情况，提出了要解决这两个“土匪”。18日，在彭清泉的主持下，中共湘赣边界特委、赣西特委、红五军军委在江西遂川县于田村召开了联席会议，会议决议的第五条就是：“必须坚决解决袁、王问题。”
会议结束后，朱昌偕回到永新，立即与刘天干、王环、龙超清等人商议。
龙超清说：“袁、王虽然目无特委，独断专行，但尚无反对革命、投靠敌人的形迹，现在解决袁、王问题难以服众，还是从长计议为好。”
朱昌偕权衡再三，也只好暂时放弃杀袁、王的念头。可接下来的罗克绍事件成了压垮袁文才和王佐，致二人于死地的最后一根稻草。
这一年的新春是不平凡的春天，袁文才呆坐在屋里，与他的供给处长李筱甫围炉烤火，默默无语。日益恶化的军事环境，实在令他心中不安。由于外围的封锁，部队的后勤补给捉襟见肘，枪支弹药已经到了难以维系的地步。 突然，一个大胆的想法从袁文才的脑海中冒了出来：何不借鸡生蛋，将国民党茶陵、酃县、宁冈三县联防团团总罗克绍抓上山？将他那可以制造小型步枪子弹和手榴弹的兵工厂据为己有。如此一来，既拔掉了一颗威胁自己的钉子，又可以解决武器的供应，为坚持长期斗争做准备。
袁文才的设想很快得到王佐赞同。元宵节这一天，王佐派出他的得力干将周桂春率特务连趁着雪夜，潜行90多里，在茶陵一个名为猎狗垅的地方，将在姘妇家过夜的罗克绍抓了起来，威逼着他交出了14名造枪工人和所有的机械设备，然后神不知鬼不觉地连人带厂搬回了宁冈。
罗克绍被抓到山上后，不但没有处死，反而受到了袁、王优待，二人为他置酒压惊，还时常陪他到城墙上散步聊天。罗克绍知恩图报，派人从长沙购买了大量兵工厂所需要的原材料。
此事传到宁冈县委书记的龙超清耳朵里，竟变了味，说袁文才、王佐勾结茶陵大土豪罗克绍。 宁冈县委一班人大为恐慌，这还了得，如果袁文才、王佐与罗克绍等人勾结在一起的话，那他们这班人就死无葬身之地，便赶紧报告了特委书记朱昌偕。
这时，宁冈、永新的豪绅趁机煽风点火，唯恐共党内部不乱。一时间谣言四起，“袁文才已反水”、“袁、王被逼，另找出路”的消息在边界不胫而走，沸沸扬扬；言之凿凿，不由得你不信。
特委书记朱偕昌，刚刚放弃了的杀人念头又冒了出来，恰在这时，中央巡视员彭清泉又来到了边界。
彭清泉在中央收到了两任特委书记杨开明、邓乾元对事关袁、王的报告后，带着中共“六大”对土匪处置的教条，先入为主，定下基调，准备以非常手段解决袁、王问题。这与边界特委的想法不谋而合。当边界特委提出了诛杀袁、王的主张后，他偏听一面之词，根本不作任何形式的调查研究，立即拍板赞同。但要诛杀袁、王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袁、王队伍有700多人，队员强悍，来硬的难以对付，只能智取。
朱昌偕说：“以中共湘赣边特委的名义给袁、王去一信，声称上级决定，边界各县红军警卫营、连拟编入红六军，袁、王部为六军三纵队，袁为司令，王为副司令，即日开赴永新县城集合，配合红五军攻打吉安。俟袁、王到永新后，将他们与部队分开安排住宿，晚上即可行事。”
56
1930年春节刚过不久，新年的炮仗霄烟还在空气中弥漫，在井冈山茅坪操练士兵的袁文才，突然接到毛委员的亲笔信（其实是朱偕昌安排人模仿毛的笔迹写的），信中说：经红四军前委决定，边界六县的赤卫队合编为红六军第三纵队，以袁文才为司令，王佐副之，定于2月22日在永新县城合编，随后配合红五军共同攻打吉安。
袁文才最信任的人就是毛泽东，这次跟随毛泽东下山，自己又偷偷地跑回来，他感觉做了一件最丢人的事，对不起毛泽东的知遇之恩。可毛泽东不但不怪他，反而委以重任。于是，二话没说，与王佐商量了一番，带着队伍直奔永新而来！
这天一大早，宁冈、茶陵、遂川等五县地方武装以“成立红六军第三纵队，然后与红五军攻打吉安”为由头，全部调往永新县城，为准备对付袁文才、王佐布下了第一枚棋子。
下午，袁文才、王佐率红四军三十二团700余人枪，进驻永新县城禾川镇。特委组织了上千民众，在城东浮桥头举行了欢迎仪式，随后又在城内的肖家祠堂举行了宴请活动。席间，特委的人夹菜劝酒，纷纷祝贺“袁、王二人荣升新职”。
一时间，袁、王二人与特委间出现了罕有的“融洽”……
可接下来的特委会议一下子进入弓拔弩张的局面。会议一开场，中央代表彭清泉就公开批评袁文才、王佐道：“有人背着特委，勾结茶陵土豪罗克绍，破坏苏维埃政府，破坏分田，受编不受调……”
袁、王二人一听，顿觉头皮发麻。 袁文才虽是绿林出身，但到底读过几年书，见过世面。他忍住气，站起身，将他们这段时间的行为一一向特委作了汇报，最后，又把抓罗克韶的动机和经过详细地讲了一遍。
会场便出现了短时间的沉寂。 可这时，生性耿直的王佐按捺不住，便大声说：“我说，你们这帮人，整天无中生有，老子为建兵工厂，辛辛苦苦，你们却在这搬弄是是非，真是吃饱了撑的……”
朱昌偕说：“你们干什么事都背着特委，根本就不把特委放在眼里……”
“要让人看得起的话，就拿出点真本事来！”王佐挑衅地望着朱偕昌。
彭清泉眼看会议的形势变得无法控制了，便恼羞成怒拔出手枪，“啪”的一声拍到桌子上：“你这个土匪，眼里还有没有上级领导？”
王佐霍地站了起来，也掏出枪拍在桌子上，吼着：“好！你敢骂我们是土匪？老子今天就做个土匪的样子给你看看！”
散会后，特委书记朱昌偕与常委王怀，连夜骑马赶到红五军驻地，把酣睡中的彭德怀叫醒，哭诉说：“袁文才、王佐勾结反动民团要叛变，他们说，要把参加边区县以上联席会议的同志一网打尽……事情万分危险，请求红五军立即出兵挽救这一危局。”
彭德怀开始不信，朱昌偕和王怀以种种“事实”加以佐证，言辞恳切；按照党内的隶属关系，红五军应受边界特委节制，于是便派张纯清率红五军第四纵队随朱昌偕、王怀出发。
临行前，彭德怀一再叮嘱张纯清：“你们去，只是守护永新县城的战略要点东门出城的浮桥与北门，以防万一。先不抓人，弄清情况，稳住局面……”
次日大早，红五军第四纵队300余人枪，神不知鬼不觉地开往了永新。至此，解决袁文才、王佐的最关键的一着棋已经布好了。
再说，当天晚上王佐和袁文才回到住地，两人都叹了一阵气。王佐对袁文才说：“老庚，我看风向不对！我们得赶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切莫老虎上了狗当。”
袁文才说：“……还至于吧，毛泽东想灭了你我，天理不容……”
王佐说：“毛委员远在赣南，他根本顾不上你我……而且我怀疑，送给你那封信就根本不是毛委员写的……”
袁文才说：“你是牛眼珠，一点小事看得这么大，放心吧，能杀你我的人还没有出生呢！”
王佐说：“你是鹅眼珠，那么大一个人，在你眼里就这么一点，今晚不走，我们肯定要吃亏的！”
两人一时间，谁也说服不了谁。
事情偏偏这样怪，袁文才是个精明的读书人，对迫在眉睫的危险竟一点也没察觉；王佐虽然是个粗人，但凭自己的直觉已经嗅到步步紧逼的灾难。只可惜他太信任自己这位老庚，便没再坚持自己的观点，以致断送了自己的性命，也断送了井冈山这块根据地。
第二天，特委对前事只字不提，继续杀猪宰羊招待袁、王及其他县里来的地方武装。晚上，又请来一个戏班子，在城里唱起了采茶戏，一派太平无事的模样。
这天晚上，朱昌偕按照预定计划，将袁文才安置在尹家巷22号院里，王佐则被安排在尹家祠堂内，与刁辉林住在一起。午夜，特委向五县赤卫队传达了军事部署，说：“袁、王二人勾结茶陵团总罗克绍已经叛变革命，明日借成立大会之际，务必除掉二位叛徒。各部牢记口令，左臂缠绕白毛巾，一定完成锄奸任务……”
24日的凌晨，5时左右，特委书记朱昌偕带着10余名荷枪实弹的赤卫队员冲进了袁文才居住的庭院，几名毫无防范的卫兵被逼到了墙根。
袁文才在睡梦中刚睁开睡眼，朱昌偕抬手就是一枪，子弹正中袁文才的眉心。
王佐一直心怀警觉，他在先天晚上鬼使神差地和袁文才交换了住处，随后又在室内打好了地洞，而且枕着枪一夜里没睡。
“不好，出事了……”那边枪一响，王佐便一个鲤鱼打挺从**一跃而起，然后，带上刁辉林等人沿着地洞钻出了祠堂，来到了菜地边，跨上几匹未卸鞍的战马，飞驰而去。
然而，天绝英雄路，当他们冲到城东浮桥边时，浮桥早已被撤掉，宽阔而幽深的东关潭令人望而生畏。回首处，永新县城罩于雾霭层层里，枪声、喧闹声像一壶煮开的沸水，喧腾不止。
王佐看了一眼冰冷的河水，立即命令大家牵马跳进了东关潭。
河水越来越深，大伙只好抱着马脖子，拉住马尾巴拼命划向对岸。就在他们快到达对岸时，守候在此的红五军第四纵队突然钻出丛林，大声喊着：“口令！”
大家哪里回答得上什么口令，紧接着岸上的子弹泼水般地一齐射了过来，一代枭雄王佐就此命丧东关潭。
几天之后，王佐肿胀得面目全非的尸体，被部下给运回井冈山大井。王佐的哥哥王云隆，从弟弟的手腕上捋下那只跟随主人多年的玉镯套到自己的手上，面对群山，双膝跪下，咬牙切齿，恨恨不已，说：“此仇不报，誓不为人！”然后将罗克绍放回茶陵。
罗克绍回到老巢的第一件事，就是代王云隆和袁文才部的副营长谢角铭在衡阳的报纸上通电反共。王佐的余部在王云隆的带领下集体反水，投到了遂川民团肖家壁的旗下。
后来，红军几次派部队攻打井冈山，均半途而返。有一次，萧克率领红十七师甚至攻到了黄洋界的山脚下，然而萧克也只能望着熟悉的黄洋界，望“洋”兴叹；直到1949 年全国解放后，沉沦多年的井冈山才又重新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1950 年，当井冈山的映山红又像火一般燃遍山山岭岭时，多年的历史冤案，终于得到了昭雪：江西省人民政府追认袁文才、王佐为革命烈士。
1965 年 5 月，又是一年杜鹃花红，毛泽东踏上了通往井冈山的路途，重访三十八年前的故地。在井冈山宾馆，毛泽东特地接见了王佐和袁文才的妻子。
一见面，毛泽东便紧紧地握住两位老人的手，亲切地称呼她们“王嫂子”、“袁嫂子”；紧接着与两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合影留念。
毛泽东安慰两位“嫂子”说：“你们的亲人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是有功劳的，他们为中国的革命是作出了贡献的。”
至此，九泉之下屈死的英魂，可以瞑目了。
然而，作为熟知这一史料的作者心情却怎么也不能轻松，因为当年害死宛希先、王佐、袁文才的土籍革命派，又先后被自己人冤杀了，这不得不说这是一个黑色幽默。就在王佐、袁文才被害不到一年，特委书记朱昌偕在震惊苏区的“富田事变”中被打成“ＡＢ团”， 思想陷于极度矛盾中，难以解脱，最后在梅花山开枪自尽。龙超清同样在1930年10月的肃反中，被诬告为“AB团”，1931年底在江西广昌被冤杀。王怀等人则随红二十军游走赣江东岸，两年后随队归来，与该部副排以上干部一同被冤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