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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之所以能不断发展壮大，除了共产党的政策顺从民意，能“得道多助”外，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有一大批能带兵会打仗的军事干部，在这一方面红军军校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众所周知，蒋介石是靠黄埔军校起家的；可后来随着他的倒行逆施，黄埔军校的早期精英有一多半跑到共产主义的旗帜下。再加上共产党自己创办军校培养的军事人才，国民党焉有不败之理！
红军学校最早起源于各部队的教导队。
早在1927年10月，毛委员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引兵井冈山，第二个月，就在井冈山龙江书院，创办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军官教导队，史称井冈山教导队。朱毛会师后，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原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改称第十一师第三十一团，其军官教导队亦改称第三十一团军官教导队。教导队在近半年的时间里，为部队和地方培养150余名基层干部，其中茶陵就有谭家述、谭思聪、谭趋新等十几人，这些人在后来的都成了县级以上干部和师团一级指挥员。
1928年5月初，第三十一团军官教导队与工农革命军第二十九团教导队合并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官教导大队，随后又改称红四军教导大队、红四军军官教导队。1929年1月，红四军挥师赣南，便以军官教导队为基础成立红四军随营学校，标志着红军军校的正式诞生了。
但最早挂牌的红军军校是方志敏创立的工农红军信江军事政治学校。
1927年年底，继南昌暴动、秋收暴动、广州暴动之后，方志敏在自己的家乡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弋横农民暴动，建立了赣东北第一支革命武装——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二军第二师14团，后改为信江红军独立第一团。1929年，独立第一团发展到近2000余人，枪1200多支，地方红军及赤卫队近万人。当时的红军队伍中基本上都是土生土长的贫苦农民，尽管他们苦大仇深，能吃苦耐劳，革命积极性很高，但文化水平及军事素质都很低，在强敌进攻面前，极不适应，因而不得不从俘虏、投诚过来的旧军人中抽调部分人员担任基层指挥员，而这批旧军人却没有经过很好的改造，军阀习气浓重，除了雇佣思想之外，还动辄打骂、罚站战士，引起红军战士的强烈不满。这些对于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红军建军宗旨以及今后的发展极为不利，因此，方志敏便决定创办一所红军自己的军校来培养那些基层指挥员。1929年10月26日，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筹备，中国工农红军信江军事政治学校在弋阳九区芳家墩村吴家祠堂正式成立。
1931年春，赣东北苏区的主力部队红十军已发展8000余人，地方部队也有1万多人，苏维埃区域纵横500多平方公里，达30多个县，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为部队培养更多的基层干部，根据中央的指示，中国工农红军信江军事政治学校从弋阳芳家墩迁往赣东北苏区省会首府横峰葛源村的杨氏祠堂。同年秋，为纪念农民运动领袖彭湃和工人运动领袖杨殷两位烈士，信江军事政治学校改名为“彭杨军事政治学校”。
在此期间，红四军随营学也不断完善发展。1930年1月中旬，红四军离开闽西进军赣南，随营学校转隶中共闽西特委，改称闽西红军学校，并移驻福建龙岩县城省立第九中学校园内。3月初，中共福建省委决定，将闽西红军学校扩大规模，并改称福建红军学校。4月10日，中央同意福建省委的建议，将福建红军学校收归中央办理，命名为“中国红军军官学校第一分校”，校址在福建省永定县太平区虎岗乡。在这前后，还相继成立了红5、红8军随营学校，红1、红3军团随营学校，赣南和闽粤赣红军学校等。1931年11月，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上述学校合并组建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1933年9月下旬，中央红军扩大到8万余人，武器装备状况也越来越多样化。为适应反“围剿”斗争的需要，中革军委于10月17日发布命令：“现将红校组织重新变更，以原有高级班上级班，改为红军大学校；以六期团改为红军第一步兵学校；以七期团改为红军第二步兵学校；以工兵营、炮兵连、重机关枪连、防空和装甲车连改为红军特科学校；游击队训练班改为游击队学校。”
1933年10月，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分编为中央红军大学——即：工农红军郝西史大学校、彭杨步兵学校、公略步兵学校、和通信、特科、卫生、供给等4所专业学校。除此之外，另外有一所红军特科学校，主要负责培训和提高红军的特种部队，如炮兵、工兵部队的指挥员和专门人才；一所游击队干部学校，主要是培训和提高游击队干部。
至此红军学校由初创走向成熟，不仅，办学层次，形成了高、中、初级干部的一个完整的训练层次，训练内容也由单一的政治军事培训，增添发展了通信、特科、卫生、供给专业技术人才的专门培训。
不过，我们稍微留意一下就会发现，在这些军校中，大多是以人物的名字来命名的，如：工农红军郝西史大学校、工农红军彭杨步兵学校、工农红军公略步兵学校。这是为什么呢？说来还有几段插曲。
先说“工农红军郝西史大学校”。郝西史，苏联的一位将军，当时在中国驻广州的领事馆担任副领事，在广州起义时英雄牺牲。广州起义是中共以苏联革命为模式在城市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一次尝试，虽然最终在国内外反动派的联合镇压下，失败了，但影响巨大。中国共产党为了纪念这位牺牲在中国土地上的苏联红军将军，便将自己创办的军校——以郝西史的名字来命名，以此作为永久的纪念。
再说“工农红军彭杨步兵学校”。“彭”是指“彭湃”， 杨是指“杨殷”；他们都是广东人，工农运动的领袖。彭湃曾任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秘书、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主任，中共五届中央委员。大革命失败后，彭湃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委员，随后又在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不久负责领导海陆丰农民武装起义，建立海陆丰苏维埃政权。广州起义时，他被任命为广州苏维埃政府人民土地委员。起义失败后，他继续领导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的余部在海陆丰地区坚持斗争。杨殷，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兼省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员。广州起义时，任广州苏维埃政府肃反人民委员；张太雷牺牲后，他还被任命为广州苏维埃政府代主席。1929年８月24日，由于叛徒告密，彭湃、杨殷等在召开中央军委会议时被租界巡捕房的巡捕和警察局的包探逮捕。在狱中，他们不畏牺牲，保持气节。最后，双双英勇就义。为了纪念彭湃和杨殷，红军第一步兵学校更名为工农红军彭杨步兵学校。
“工农红军公略步兵学校”，“公略”，指的是黄公略，湖南湘乡人。他小时候在家乡读书时，就同情劳苦人民，好打抱不平，立下报国的志向。长大后，他与彭德怀一起考入湖南陆军军官讲武堂，毕业后投身北伐战争。1928年，黄公略和彭德怀等领导了平江起义，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由此诞生。此后，黄公略率红五军一部在湘鄂赣边开展游击战。他依靠地方党组织、游击队和人民群众，采取化整为零、避实就虚、声东击西等灵活的游击战术，不断取得胜利，为中央苏区的建立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毛泽东的诗词中多次出现过黄公略，如《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这里的“飞将军”，就是暗喻黄公略。而另一首《蝶恋花·从汀州到长沙》便是对他的直接赞美：“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就这样一位英雄善战的将军，在一次部队转移中，被敌人飞机射中了，光荣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年仅33岁……黄公略牺牲后，毛泽东亲自为他主持了追悼会，并撰写了一副千古绝唱的挽联曰：“广州暴动不死，平江暴动不死，如今竟牺牲，堪恨大祸从天降；革命战争有功，游击战争有功，毕生何奋勇，好教后世继君来。”
为了缅怀这位英才，中央决定把“红军第二步兵学校”命名为“工农红军公略步兵学校”。
后来在长征过程中，这几所军校合并组成为干部团，随中央纵队一起行动。其中，原彭杨步兵学校编为第一步兵营、原公略步兵学校编为第二步兵营。抵达陕北后，干部团又和陕北的红军干部学校合并，又复称为中国工农红军学校，随后改为中国工农红军大学。一年后，红二、红四方面军也相继抵达陕北，这些部队的军校随之也合并到了红大。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红大改为中国抗日军政大学——成为了一所培养抗日军事骨干的“黄埔军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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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赣省的创办的红军学校全称叫“中国工农红军军官学校第四分校”。她的前身是“红7军河西教导大队”。
“红七军教导队” 成立于1929年12月11日，几年来，为红七军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培养了大量的军事干部。到达湘赣苏区后，教导队就开办了军官训练所继续开展培训。1931年5月，与红二十军教导队合并，成立河西教导队。1932年春，河西教导队正式命名为“中国工农红军军官学校第四分校”。这一座是培养红军初级指挥员的学校，学校设有“步兵营”、“政治营”、“机枪营”、“参谋队”，学制为六个月。陈东日、冯达飞、杨茂等先后任校长，茶陵的谭家述担任过副校长和军事教官。其中，陈东日系红军军校主要创始人之一。
陈东日，1902年生，湖南宜章县人。陈东日最早在长沙大同师范求学，后又考入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官学校，投笔从戎。湘南暴动时，以中共中央军事部特派员的身份，在汝城，在汝城、桂东一带活动，将粤北和湘南农军整编组成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二师，并担任师长，打了几个漂亮仗，显示出非凡的军事才能。井冈山会师后，跟随毛泽东南征北战，军威震四。1929年2月，陈东日带领300多名伤病员在东固养伤。他一边养伤，一边帮助指导当地红军和东固区委的工作。随后，陈东日按照红四军举办教导队的方法，办起了东固教导队，并且亲自担任队长。不久，又将教导队改为红军军校。1930年2月，根据红军发展需要，中央决定组建一所比较正规的红军军校。毛泽东便没让伤好的陈东日回部队，而是将他留了下来，继续办学。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这所学校正式命名为“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由毛泽东兼任，陈东日任教育长。可就是这样一位优秀的军事教育家，也在“富田事变”中被杀害了……
“中国工农红军军官学校第四分校”从“河西教导队”开始，1931年5月开学，学员200余人，分政治队和军事队，于本年12月毕业。第二期全校300人，除政治队和军事队外，另设特科队，其中特科队又分重机枪和迫击炮两个区队。至长征前期，该校共开办5期，学制6个月，每期学员数量大量增加，到第5期时，编成几个大队，15个学员队，学员人数上千人。1934年8月，红六军团西征，“中国工农红军军官学校第四分校”改为随营学校，由谭家述任副校长，主持全面工作。
红六军团和贺龙领导的红二军团会合后，于1935年7月，在湘西地区成立湘鄂川黔红军学校即：中国工农红军军官学校第6分校，红六军军团随营学校和红二军团随营学校一起并入该校，由红六军军团长萧克兼任校长，张子意、王震先后兼任政治委员。10月，红二方面开始长征，该校也分别编入红2、红6军团教导营。1936年9月，红2、红6军团教导营合编组成红二方面军红军大学，刘伯承任校长，陈伯钧任副校长，茶陵的陈外欧任教育长，李干辉任政治部主任。此时，中央红军的干部团与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合并，组成红一、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不久，红军三大主力的随营学校和各自创办的军事政治学校，百川归海，全部并入“中国工农红军大学”。
“红军军校”，是我军建军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为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她虽然办学时间不长，却为中国军事教育树立了一块不朽的历史丰碑。
就拿“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来说吧。这是我军第一所正规军校，有其完善的教学组织机构、教材体系和正规的教学活动。军校的教学内容分为三大部分：军事、政治、文化。军事队和政治队有共同必修的军事课程，军事队军事课占总课时的五分之三；政治队军事课占总课时的五分之二。此外，上级干部队军事专业除共同科目外，还开设兵团战术。军校成立初期，教材、参考书很少，且比较杂，有苏联的、德国的、法国的、日本的，还有西北军军官学校的，以及南京、保定、黄埔等军校和云南讲武堂出版的军事教科书等。“红军军校”教学走上正轨后，全体教员共同努力，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就编写和翻译军事、政治教材30多种。这座军校共办六期，为红军、地方武装和各级党政组织培训11500多名干部，许多人都成了人民军队的优秀指挥员。从“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分编出来的中央红军大学——即：工农红军郝西史大学校，是红军学校中的最高学府，从成立到参加长征，共举办三期，培训学员近千人。
其他军校的成绩也不错，1934年12月，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三个月培养干部五百余人。1935年8月底9月上旬，红二、六方面军仅经过红军学校第四分校培训的老战士、班长和团以上干部就有830多名。1935年12月23日，瓦窑堡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要求，在山西红军学校培养出500个连长，300个指导员，50个营长，350个游击战争的干部，以两期计算，共2400人。1936年2月，红军学校改称为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西北抗日红军大学，一次性招生2700名。1936年5月29日，红军大学一期培训学员1065人。红四方面军红军军校从成立到和陕北的红军大学会合，仅一年时间就培养了从班排到军师干部3000多人。这样，由各方面军和中央红军大学一共培养干部数量可达数万余人，这些同志经过红军大学这座革命熔炉的锻炼，军事水平、政治水平和管理教育部队的能力，都有了明显提高，很快地增强了部队战斗力，为加快战争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远的不说，就我们茶陵县25位共和国将军来讲，5位中将，无一例外地都参加过军校的培训，有的还参加过几次培训，有的则当过红军学校的教官和管理人员；20位少将也有半数以上，参加红军学校的培训，那些没有进过红军正规学校的，也进过地方性培训班或列宁学校。
谭家述，中将，1927年1月，考入武昌叶挺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二十四师军事教导队，是茶陵最早接受正规化军事培训的将军。“中国工农红军军官学校第四分校”成立后，曾担任过这座学校的教官、副校长、校长。红六军团西征时，任随营学校校长。和第二军团会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军官学校第六分校”副校长。到达陕北后，任红军大学教育长。1938年5月，赴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45年回国后，主要从事军队的干部教育工作。1946年5月，任晋察冀军政干部学校教育长。6月，任华北军政大学教育长、副校长。他的一生为我国的军事教育事业立下了汗马之功。
周仁杰，中将，1931年5月，在江西永新河西教导队军事队培训，12月毕业。1932年1月，“中国工农红军军官学校第四分校”正式成立后，他留在特科队继续学习，课程以重机枪为主，兼学迫击炮知识。共参加两期培训，历时14个月，于1932年7月毕业，分配到红八军二十三师直属机炮连担任副连长兼重机枪排长。后在十七师北上行动时，脱颖而出，升任营长；西征时，在甘溪作为前卫营能遇到敌人灵活处置，抢占先机，名声大振，只用了三年时间，就从一个小排长升级为红六军团十六师的师长。1936年11月，再度进入红军大学学习。
刘转连，中将，1933年冬，进入中央苏区红军大学第一期培训。这是红军学校中的高等学府，专门培训中高级人才。他入学前就当上了连长，1934年7月毕业后，分配到红十七师49团营担任营长。西征和后来的长征中，战功卓著，仅用了一年多一点，就完成了团长、师参谋长、师长的升迁。1935年11月，任红十七师师长；1936年改任模范师师长。1936年冬，再一次进红军大学高级班学习。1937年春，随党中央迁到延安，进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任第八队队长。正因为他这样过硬的素质，才跟随林彪带领48军，从东北一路横扫，一直打到广州。
刘道生，中将，1933年8月，到瑞金红军大学上级政治科培训。入学前，系湘赣省团委副秘书长兼巡视员，红八军青年部长。毕业后，任粤赣军区独立二十二师政治部主任、中央军委干部团政委、第三军团组织部部长、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部长、第六军团政治部主任。全国解放后，他受政府派遣，赴苏联伏罗希洛夫海军学院学习，于1957年学成毕业回国。后任海军副司令员，兼任海军军事学院院长、海军航空兵部司令员。
刘培善，中将，前期传记中没有到红军学校培训的记录，但有资料记载，他在茶陵独立团任连指导员后，曾到过“中国工农红军军官学校第四分校”培训，毕业后，分配到江西安福独立营担任政委。抗日战争时期，1943年10月至抗战胜利前，他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参加过为期两年的长时间培训。1945年9月毕业后，回到苏中任第七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在粟裕的指挥下，取得了“七战七捷”的辉煌战绩。
陈外欧，少将，1932年，先后入红军学校第4分校和红军大学第一期参谋科学习。1934年，随红6军团西征，任红6军团司令部作战参谋、17师49团营长、特务团参谋长。后担任红军学校第6分校大队长、16师参谋长、军团教导团团长。1936年，任红军大学教育长。建国后，任西北军官学校教育长、第一通讯学校校长。1953年，任军委测绘局局长兼测绘学院院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测绘局顾问。1956年，周总理亲自点将，调他担任国家测绘总局局长兼党组书记。
龙书金，少将，曾在红一军团随营学校、中央党校学习。红军时期，他指挥的红五团四连被誉为“夜老虎英雄连”。后跟随林彪在四野，从东北一直打到海南岛，被誉为“攻坚老虎”。
段焕竞，少将，曾在红军团随营学校学习，并任政治大队大队长。
谭天哲，少将，曾在红军学校第4分校学习。
谭文邦，少将，1931年春，到中共湘东南特委训练班学习。
谭善和，少将，1936年冬，进红军大学学习。
颜吉连，少将，１９３４年１２月，颜吉连被选送到永顺塔无线电大队无线电报务训练班学习，学成结业后被分配到红６军团任电台报务员兼特派员。
段苏权，少将，曾进抗日军政大学和中央马列主义学院学习。
李改，少将，曾到抗日军政大学普通科第四期、政治工作训练班第三期学习。
李俭珠，少将，曾到红军学校第四分校学习，编入工人队，任副指导员兼支部书记。
陈浩，少将，曾到红军学校第四分校学习，任游击队班长。
曾敬凡，少将，曾到红军学校第六分校学习，任学兵排长。1941起，先后入延安军政学院、中央党校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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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春，在一个阳光明媚、山花烂漫的日子，周仁杰揣着茶陵县委的介绍信，走出九陇山区，直奔湘赣苏区的中心江西永新县城。
永新城地处湘赣两省的交通要冲。她位于罗霄山脉中部，南靠井冈山，北抵武功山，西临九陇山，东接拿山；境外山脉环绕，境内山峦重叠，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一条禾水自西而东，穿越县城而过，滋润四周大片的盆地，养育了勤劳的山里人。这里人口众多，物产丰富，是理想的屯兵之地。早在井冈山时期，毛委员就提出“大力经营永新”，红四军下山后，特别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丢失后，这里就成了湘赣边界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历届的湘赣边界特委、赣西南特委西路行委、湘赣省省委、省军区都设在这里。故被称为湘赣边界的“莫斯科”。
周仁杰在去永新的路上，遇到了一段小小的插曲。
下午4点左右，周仁杰来到澧田镇，手持红缨枪的儿童团员见他行色匆匆，又操的是外地口音，便盘查得格外严格。而周仁杰一心想急于赶路，这使那些小鬼们更加生疑，于是拿着他的路条和介绍信，把他带到了乡政府。
乡政府的办事员看了介绍信，知道他是去教导队培训的学员，儿童团抓错了人，赶紧向他赔礼道歉说：“同志哥哎，真对不起了，耽误了你的行程，是儿童团识字太少了。”
周仁杰连忙笑着说：“没关系，不要紧，我紧赶一阵就是了……”
办事员又说：“你走了一天的路，很累了，赶到县城要天黑的。我看你今晚就在这里歇吧，明天天亮了，再赶路？”
周仁杰摇了摇头说：“不！谢谢你的好意，我的心早已飞到学校了，恨不得插上翅膀飞过去……我走惯夜路，没关系……”
从澧田镇出来，周仁杰几乎是一路小跑，紧赶慢赶，可走到永新城时，天还是黑了。一打听，教导队根本就不在县城，而是在禾川镇东里村颜氏大宗祠。
周仁杰打听好去的路线，简单吃点东西垫饱了肚子，又往禾川赶，等到达目的地时，已经是下半夜了。
哨兵见来了位新学员，要带他去报到。
周仁杰摇了摇头说：“太晚了，别打扰教官们休息……”
“那你今晚怎么办？”哨兵问。
“就蹲在这，陪你放哨吧！”周仁杰笑着说。
周仁杰跑了一天的路，又一宿未睡，可第二天，出操时，集合号一响，仍然精神抖擞地跑到了教官的面前。
“报告，军事队学员周仁杰前来报到！”
担任这天的教官，恰恰是从前线抽回来的独立一师参谋长谭家述。他仔细打量了周仁杰，问了句：“你就是周仁杰？”
周仁杰大声地回到说：“是！长官！”
“昨天晚上来的？”谭家述又问。
周仁杰点了点头。
谭家述说：“办报到手续了吗？”
周仁杰摇了摇头说：“还没有！”
谭家述说：“那你昨天晚上，睡在哪？”
周仁杰指了指门口的哨位。
“嗯，不错，是块当兵的料！”谭家述再一次重新打量了周仁杰一番，点了点头，然后对旁边的李俭珠说：“带他去办入学手续。”
“是。”李俭珠“啪”地敬了个军礼。
李俭珠领着周仁杰穿过一排平房，向一幢白色的两层楼房走去。这里原洋人布教的福音堂，现在做了教导队的办公场所和教官们的宿舍。
“你也在这里？”周仁杰说。
李俭珠点了点头。
周仁杰和李俭珠有过一面之交，那是马江游击队被打散后，他逃到洮水苏区时认识的，当时李俭珠是洮水区警卫营的政委。
李俭珠告诉周仁杰说：“洮水区警卫营扩编为县独立团后，我就离开了部队，调到县肃反委员会，担任预备队队长兼政委，预备队的任务是看押捉来的土豪劣绅和反革命分子。县内的反动势力对我恨极了，他们跟着国民党军队进攻苏区时，用重金悬赏捉拿我。为了保存革命的火种，上级命令我率预备队离开苏区，撤到严塘、龙山一带活动，后转移到江西永新。前些日子预备队缩编，组织上便安排我到教导队学习，编入工人队，任副指导员兼支部书记。”
“哦……”周仁杰点了点头，然后又问，“刚才那位教官呢，他是谁？怎么认识我？”
李俭珠不解地看了周仁杰一眼，说：“谭家述呀……威震湘赣省的茶陵游击队队长，现在独立一师的参谋长三团团长谭家述，你也不认识呀……”
周仁杰惊讶地说：“他就是谭家述？”
“对！”李俭珠点了点头。
“我以前只听过他的威名，没见他本人。听说他很早前，就参加过叶挺的教导队，又有这么多年的实战经验……有这样好的教官，真是太好了。”周仁杰兴奋地说，停了停又问，“对了，他是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
李俭珠说：“你的名字谁不知道？你这家伙，年龄不大，在茶陵苏区名气可不小，好多领导干部，大革命时，就晓得西乡有个周球保，那是不是你呀？”
周仁杰点了点头。
办完了报名手续，安排好了住宿，操场上的操早散了，周仁杰便随着学员们一起吃早饭。吃过早饭后，李俭珠便带着周仁杰在院子里转了一圈，熟悉了一下周围的环境。
教导队的营房在一个大祠堂里，系永新县禾川镇东里村颜氏大宗祠，该祠时，建于清同治年间公元1871年 ，为3进6柱5开间斗式砖木结构，进深42.3 米，阔16.45米。远远望去，这就是一个坐北朝南的大院落，很像旧时的衙门，非常气派。院落中间是一座白色的两层楼，那是办公室和教官的住房；楼房的两翼各有三排长方形的平房，这便学员的宿舍；楼后面有三间大教室，院内外各有一个大操场，可以供学习操练时用；厨房则在院外的边沿。院子虽然简陋，但整齐、洁净，布局合理，是个比较理想的军营和学习训练场所。
教导队的生活紧张而有秩序。早晨，起床号一吹，学员们立即起床穿衣整装到操场上集合。从起床开始，上厕所，洗漱，整理内务，所有的一切必须在15分钟内完成。但学员们仍然将被子叠得整整齐齐，为了达到这一效果，大家每人准备了一副夹板，被子叠整齐以后，用夹板夹得有棱有角。暂时不穿的衣物统一装在一个小包内，晚上做枕头。白天，则一律放在被子前，远远望去，横直都成线，整齐划一。住宿安排以区小队为单位，每个区小队寝室的走廊上有一长方形洗脸木槽。起床前，炊事员挑水注入槽内，起床号一响，穿好衣服赶紧去洗脸，运作慢了，就得罚洗操场。
训练则非常苦，但也很快乐。就来练习大刀劈刺来说吧，看似简单，其实要求要求非常严格，每个动作都必须稳、准、狠，刚劲持久，这样才能练出过硬的格斗杀敌真本领。练劈刺的头几个星期，全身筋骨疼痛，臂膀红肿，晚上睡觉翻身也翻不得。大伙做梦都喊痛，个别体质差的竟然晕倒在操场上。
周仁杰从小磨砺惯了，倒不觉得什么，当天是觉得累，但睡一晚上，第二天就没什么了。然而，他刚来时，在吃饭这样一个生活小节上，挨了批，被谭家述狠狠地尅了一顿。
事情是这样的，学员们一日三餐，每顿饭都要集合站两次队。吃饭前，以区队为单位集合站好队，待炊事员将各班的菜打到盆内摆好后，听口令解散盛饭，盛好饭在菜盆子周围蹲着，等候号令，吃饭的哨音一响，便各自就餐，时间仅限5分钟。吃饭时，必须快，大家几乎都是狼吞虎咽，五分钟时间一到，哨音再一响，无论吃完没吃完，都得放下碗筷，立即归队站好，由值日的带出食堂。这时，值日官如果发现谁的碗里有剩饭，或谁的嘴巴在蠕动，嘴里还有没咽下去的饭菜，是要受到严厉惩罚的。
周仁杰小时候肠胃不好，有个细嚼慢咽的习惯。刚来教导队，吃尽了苦头，每次吃饭，别人吃两三碗，他一碗还不敢盛满，生怕哨子响了，碗里还有剩饭。因此，天天饿得眼睛冒花。
一天，他饿得实在不行，便多盛了点。吃的时候就像战场对付敌人一样拼命吃，总算在哨声响起前，把饭吃完了。
然而，他刚站到队伍里，就被谭家述揪了出来。“周仁杰出列！”
周仁杰这才觉得嘴角粘了点什么，也许是饭粒吧。“完了，完了，完了……”心里不由得暗暗叫苦，懵里懵懂地走了出来，立即引起了一阵哄堂大笑。
谭家述走到他身边，用手指轻轻地捏住那粒饭粒，用手帕包了起来。
队伍的骚乱安静下来了，大家望着谭家述铁青的脸，连大气都不敢出。
“知道该怎么处罚吗？”谭家述问。
周仁杰大声地回答说：“报告！知道！在太阳底下，站两个小时！”
谭家述下达命令说：“目标，操场，跑步走！”
就这样，周仁杰在烈日下曝晒了两个小时。
晚饭后，谭家述找到周仁杰说：“知道我为什么要惩罚你吗？”
周仁杰说：“报告长官，因为我违反了训练管理条例！”
谭家述说：“你是只说对了一半。”
“那另一半呢？”周仁杰不解地问。
“那另一半，就是治治你这吃饭特别慢的臭毛病，”谭家述笑着说，“我听李俭珠讲，你平时还吃一到其他同志的一半多，这样下去怎么行，你的身体会垮掉，还不等敌人来打，你自己就把自己消灭了。”
周仁杰不好意思地低着头，脸红到脖子根了。
“你一个穷苦人家出身的孩子，怎么惯出这么个毛病……”谭家述问。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过，到教导队后，我已经快多了……放心吧，长官，我一定会改掉这个坏毛病！”周仁杰信誓旦旦地说。
谭家述说：“我教给你一个好办法。”
周仁杰说：“什么办法？”
谭家述说：“每次吃饭，你都把它当作一场战斗，把饭菜当作敌人，这样你就会很快地把它们消灭！”
周仁杰说：“今天中午我就是这样做的！”
“哦……这是怎么回事？”谭家述不解地问。
“这几天我都是这样做的，只不过今天中午的饭多了点……”周仁杰解释说。
“看来我今天惩罚你，惩罚错了……”谭家述说。
“不！没错！别人能吃几碗，我离这要求还差得远！”周仁杰说。
“乱世用重典，响鼓用重锤！这样严格要求自己，很好，这样将来才能成大器。”谭家述握紧拳头，敲了敲周仁杰的肩膀，然后将那个包着饭粒的手帕，交给周仁杰说，“把这个留下吧，时时鞭策自己，我相信，你一定会成为一个优秀的红军指挥员的！”
周仁杰接过手帕，“啪”地敬 个军礼,大声地说: “谢谢长官!”
1931年9月，国民党军又占领了永阳，谭家述接到上级命令要他带领部队去攻打永阳镇。因为走得急，又是晚上，乌云遮月，天空下着毛毛细雨，学员们都不知道。周仁杰得知消息后，追了好几里地去给谭家述送行，结果一身被淋得浸湿……
谭家述这一走，直到年底培训班结束，再也没回到教导队。但关于他的消息则不时传到了校园，一会说他在永阳战斗中牺牲了，一会又说他负了重任，在什么地方养伤……
周仁杰一直替他担心，时刻关注着他的消息，每天临睡前都要为他祈祷，希望他早日康复，回到校园，传授自己知识，教自己做人……
96
“红军大学”创办于严峻的战争年代，因此，除了教学和训练之外，还得经常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尤其是处在战略前沿的湘赣边界的第四分校更是如此。
周仁杰中将在他的长篇回忆录《从井冈走来》中，记载说：“那时，湘赣苏区只有永新、莲花两个完整县，而且还不很巩固，苏区周围有敌人4至6个师，敌情严重。……苏区时常遭到敌人进攻，因此，红校学员不断担负配合红军主力作战的任务。1931年8月，敌43师郭宗华一个旅占领永新城，湘赣省委机关转移至漕田、沙市，红四分校担任掩护警戒任务。后抓住有力战机，和苏区的地方武装一道，将这股孤军深入的敌人包围起来，迫使他们弃城逃跑。9月，红四分校奉命配合独立一师主力和红七军58团，参加了攻打吉安、永阳的战斗，是役歼灭了敌28师公秉潘一个团，缴获很多，红四分校学员武器装备全部换成汉阳造的步枪，战斗力大大加强，同学们非常高兴。12月上旬，我们又配合独立三师及地方武装打击进攻永新的敌14师周至柔部，在付家垅歼敌一个营，而后知主力又占永新城，红四分校在永新、莲花交界处担任警戒，掩护省委机关撤至莲花后，与苏区军民一道打击敌人，迫使敌人于1932年1月初逃离永新。”
由于战斗任务频繁，影响了教学进展，故第一期延迟至12月底才毕业。1932年1月，“中国工农红军军官学校第四分校”正式宣布成立。周仁杰毕业后，继续留在学校参加第二期特科队学习。这个队是新设的，因为红军不断壮大，缴获的重武器机枪大炮渐渐多了起来，而且仗也越打越大，由原先单一的游击战慢慢向运动战转型，故设了这个队。教官也多了许多，除了从基层一步步成长起来的优秀指挥员外，还有从苏联留学回来的，不过大部分是从“宁都起义”后，组建的红五军团抽调过来的。
1931年12月14日，原国民党第26路军在宁都宣布脱离国民党，投向共产党，举行了震撼中外的宁都起义。26路军原为西北军的一部。1930年10月，冯玉祥在联合阎锡山、李宗仁反对蒋介石的中原战失败后被迫下台，所部第5路军总指挥孙连促率余部投蒋，被蒋编为国民革命军第26路军，孙任总指挥。该部队是受蒋介石嫡系部队所排挤的杂牌军。1931年2月被调入江西“围剿”红军。7月，该军奉命参加第三次“围剿”，8月初进占宁都县城。第三次“围剿”失败后，蒋介石不许它撤退。
26路军被困在宁都，进退两难，陷人绝境。“九·一八”事变后，官兵满腔义愤，纷纷要求北上抗日。党组织抓住该军反蒋抗日的情绪，进一步抓紧了宣传鼓动工作，促成该部起义。起义成功后，中央军委直接将这支拥有17000多人、2万多支枪成建制的部队，授予“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的番号。
“红5军团”有许多能人，枪械、通讯、医疗等各方面，人才济济，各地的红军学校都缺这方面的人才，大家便纷纷去到那里“挖”和“抢”。特科队区队长吴正卿就是这时候，分校校长冯达飞从“红5军团”“抢”过来的。他的军事素质很高，步、骑、炮、工等兵种技术战术都很熟练，人品也很好，在早期军队中就是位很好的教官。周仁杰对他很尊敬，两人亦师亦友。后来他和周仁杰一道担任红军师长，只可惜长征路上不幸牺牲了。
李俭珠毕业后，上级又送他到湘赣省政治保卫局接受特殊训练，结业后分配到湘赣军区“分兵站”任特派员，半年后升为总兵站特派员。1933年1月又调到红军学校担任总特派员。
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军官学校第四分校”第二期培训的茶陵人，还有陈外欧和刘培善。
陈外欧是有名的“铁骨将军”，他参军后由于作战勇敢，很快由班长提为排长，并且显示出一定的组织指挥才能，因此得到萧克、王震将军的赏识，被选派到永新红军学校第四分校学习。他十分珍视这一宝贵的学习机会，像一头饥饿的黄牛钻进谷仓里一样，如饥似渴地学军事，学政治，成绩优异，受到学校领导的赞扬，周仁杰也非常喜欢这位比自己年长两岁的兄长。
一次，在澡堂洗澡，周仁杰看见陈外欧右腿腓骨一块碗大的伤疤，连忙问他是怎么受的伤。
陈外欧笑着说：“这是我在清水打挨户团时受的伤，当时我还在茶陵游击队当班长。”
周仁杰说：“伤得很厉害吧？”
“是的，”陈外欧点了点头，陷入了深深的回忆，“……当时的我这条右腿的腓骨被打断，血流如注……在昏迷中被抬到这里的花溪医院，醒来后，我坚持不打针，把药让给重伤员，结果伤口感染，出现化脓糜烂……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我只好采用民间的土法来医治。”
“什么办法？”周仁杰问。
陈外欧说：“那天医院给我们伤员加餐，炖了一只鸡，端给我的鸡汤里有两块鸡肉……我没有吃，把鸡肉从汤里捞出来，剁烂捣碎后，敷在伤口上。几天后，鸡肉发臭了长出了生蛆，那些生蛆爬到伤口上把腐肉浓血，一点一点地吃掉，再除去蛆虫，敷上草药……”
周仁杰说：“你就是这样把伤治好的？”
“嗯。”陈外欧点了点头。
“亏你想得出……”周仁杰惊讶地望着这位兄长，内心更加地敬佩他。
陈外欧类似的经历三年后，又出现过一次。
1935年春，红二、六军团会合后，转战在湘西大庸、龙山、桑植地区，蒋介石调动80个团的兵力分几路向我猛扑过来，妄图将我主力部队一举歼灭。3月18日，后坪战斗打响。我军在鸡公垭地区设伏，计划歼灭敌之一路。不料，敌李觉19师来势凶猛，在大炮飞机的配合下，迅速攻占了鸡公垭西侧的制高点，并构筑了坚固工事，企图待后续部队上来后对我红六军团主力围而歼之。当时，敌我互相穿插，犬牙交错，形势紧张复杂。时任红六军团17师49团团长的陈外欧，机智果断，指挥全团官兵坚决攻击敌主力部队，不时展开白刃格斗，枪炮声，喊杀声震天动地，战斗异常激烈。
陈外欧高举左手手枪，挥动右手指挥部队冲杀时，一颗子弹飞来，将他的左手中指和无名指打伤，陈外欧忍着疼痛坚守岗位，继续指挥战斗。
战斗结束后，陈外欧意识到自己左手中指和无名指的功能已无法恢复，留下来只能增加医治上的困难，他要团卫生队队长谭尚维马上将两个打断的手指割下来。
卫生队长为难地说：“我这没麻醉药品……”
“没麻药就不能做手术了吗？关公刮骨疗毒不怕痛，我们共产党人还怕痛吗!” 陈外欧大声地喊了起来，他见谭尚维还在犹豫，便严肃地对他说，“马上给我做！我这是命令你，不是请求你。”
谭队长为陈外欧这种大无畏气概所感动，怀着敬重和钦佩的心情，接受了这一任务。他让陈团长身靠一棵大树，由卫生员刘亮生双手端紧团长的左手。然后，他动作麻利地用盐水冲洗伤口后，割皮，切骨，手术刀嚓嚓作响，两个指头切了下来时，谭队长已紧张心痛得大汗淋淋。
陈外欧却一直挺直身躯，咬紧牙关，一声不吭。在场的指战员无不为之动容。
后来同样成了将军的谭尚维回忆起这段往事仍然激动不已说：“陈团长是真正的英雄好汉!”当年的卫生员，后来的卫生部长刘亮生也赞叹说：“陈外欧将军真不愧为‘铁骨将军’的称号，这次手术教育了我一辈子!”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
6个月的培训一晃就过去了，1932年7月，第二期培训毕业后，大家大部分回了原单位。不过茶陵的几个同志，都分配了新的工作。
周仁杰被分配到红八军23 师师部直属机炮连任副连长兼机枪排长。
刘培善调到江西安福县独立营担任政委。
陈外欧因为学习成绩优秀，被保送到中央红军大学继续深造。
临别的时候，三个拥抱在一起，难分难舍，尤其是周仁杰，他在这所学校呆了14个月，连续参加了两期的培训，对这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充满了感情，如今要离开，真是“别在一番滋味在心头”……
“再见了，我的战友！”
“再见了，我的教官！”
“再见了，哺育我们的红军大学校！”
周仁杰默默地在心里喊着，庄重对着军学校行了个军礼，然后，大踏步奔赴了战场。
随后几年，“中国工农红军军官学校第四分校”发展很快，学校第一期，只有两个队，到第5期发展为15个队，学员上千人。由于后来的战略转移，这所军校虽然只办了短短3年，可仍然培训了学员2500多名，为革命培养了一大批军事人才，被誉为“湘赣苏区的军事教育摇篮。1934年秋，红六军团西征，红四分校改为随营学校，仍保存了4个队。长征途中，学校不仅及时补充了部队干部的消耗，而且与主力部队一起担负了艰巨的战斗任务。和红二军团会师后，发动了湘西攻势，为了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一度曾把红四分校的所有学员和区队干部都补充到部队中去，可见这座学校的历史功绩有多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