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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夏，蒋介石在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扩大侵华战争，相继占领热河和察北、冀东等地，民族危机空前严峻的情势，继续集中兵力进攻红军，加紧准备进行更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他发觉“**”与“分进合击”的战略战术对红军无能为力，于是开始在根据地周围筑碉构堡，加强军事和经济封锁，阴谋以此逐渐消耗红军的力量，步步紧缩革命根据地，最后寻求红军主力决战。
这一次，蒋介石共动用兵力近百万，其中进攻中央红军和中央苏区的五十万，而用来进攻湘赣苏区的就达十万多。西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刘建绪进驻莲花后，将兵力部署作了调整：第十五师配置在宁冈的砻市、古城、新城和茶陵县的石龙以及酃县地区；第六十三师在莲花及其附近地区；第十六师由湘鄂赣地区向莲花和茶陵县的高陇地区调动；第二十八师在遂川和万安地区；第二十三师担任赣江防务，分布在泰和和吉安地区，第十八师布置在安福和峡江地区。此外，国民党军西路军第二纵队的第七十七师、第六十二师和第十九师各一部驻守在湘鄂赣和湘赣苏区之间的新余、宜春、萍乡和醴陵一带，协同第一纵队对湘赣苏区进行“围剿”。
刘建绪根据蒋介石提出的“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总方针，决定首先巩固现有阵地，由点到线地建筑碉堡，完成对湘赣苏区的封锁，限制红军机动，然后在国民党军主力向中央苏区大举进攻的时候，再以第十五师、第十六师和第六十三师担任主要突击，由西向东进攻湘赣苏区。
此时，中央的军事指挥权完全把握在博古、李德这些吃洋面包的人手里，他们错误地认为第五次反“围剿”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决战，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因而作出了一连串不及实际的错误决定，在敌人加紧准备对中央苏区举行第五次“围剿”的时候，他们不是要求红军加紧进行反“围剿”准备，而是继续执行“进攻路线”，并将中央红军主力第一、第三军团分开，实施所谓“两个拳头打人”。在敌人开始“围剿”以后， 先是要求中央红军继续实施“军事冒险”，在进攻一再受挫以后，又转而采取军事保守主义，命令红军实行消极防御，进行阵地战和堡垒战。
遵照中革军委指示，湘赣苏区主力红军和湘鄂赣苏区主力红军一部在永新县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军团组成初期，中革军委将湘鄂赣苏区的红十六军改编为红十六师，打算将其调归红六军团建制，但没有实现。军团所辖部队，实际是由湘赣苏区红八军改编的红十七师和由湘鄂赣苏区红五十二师改编的红十八师第五十二团。当时没有军团领导机关，暂由红十七师首长统一指挥。红八军改编为红十七师后，师长萧克，政治委员蔡会文。以原第二十二师改为第四十九团，团长曾开福，政治委员胡楚父；第二十三师改为第五十团，团长李崇，政治委员谢国瑜；第二十四师改为第五十一团，团长田海清，政治委员苏杰。
在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准备即将完成的时候，中革军委发布了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作战纲领。纲领规定：红军应“首先迅速给河西湘敌和闽西闽敌以打击，目的在消灭其主力，建立在抚河以东、赣河以西的两条作战线，来辅助方面军的主力作战， 以造成战略攻势和与敌决战的有利条件”。为此，命令红六军团于第一阶段，在永新、宁冈、莲花和茶陵地区机动地消灭敌西路军第一纵队的实力，以消灭湘军第六十三师和第十六师为主；第二阶段，以一个师北渡袁水，与留在湘鄂赣苏区活动的另一个师会合，威胁樟树和南昌，并消灭“围剿”湘鄂赣苏区的敌西路军第二纵队的实力。
7月29日，湘赣省委根据中央的作战纲领，作出了紧急决议：“目前放在湘赣党前面最基本的任务，就是坚决执行党的积极进攻路线，动员、组织、武装最广大的工农劳苦群众，配合红军积极的进攻，求得在最短时间以内，首先消灭对湘赣苏区进攻的湖南敌人，来夺回莲花、宁冈、茶陵、攸县，恢复上犹、崇义苏区，巩固与扩大湘赣苏区，打通与中央苏区的联系，既而和湘鄂赣苏区连成为一片……完成江西革命首先胜利……”
由于任务重，时间紧，红六军团迅速开始了进攻行动。省委和军区为了增强红六军团的力量，采取了许多紧急措施：首先在苏区军民中进行了紧急战斗动员；先后将独立第十二师和补充师编入红十七师；撤销了警卫师和独立第一、二、三师的番号，改为警卫团和独立第一、二、三团，将精简下来的机关人员补充到战斗部队中去；将赣南、遂川和酃县三个独立营合编成独立第四团，派到上犹、崇义地区去牵制南线敌人；同时，动员赤卫军模范师的营和连集体参军，从6月起至8月，短短两个月内，就有4200多人加入了主力红军和地方部队；并动员群众储备了三万担粮食。
红六军团在地方武装配合下，挺进到莲花、宁冈、茶陵地区进逼敌人，企图引诱湘敌脱离阵地，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第一纵队主力，以完成中革军委所给予的作战任务。红军多次袭扰茶陵县的尧水、高陇、清水、 马首、石龙和莲花等地的敌人，并一度切断了茶陵、莲花间和茶陵、攸县间的敌人交通，同时以两个团插到攸县、醴陵和萍乡之间，准备打击由湘鄂赣地区南调的敌第十六师的后续部队，但均没有获得战机。
在这种情况下，红六军团便集中兵力向莲花和茶陵地区的敌第十六师进攻，并决定强攻茶陵县梅花山地区的雪花坳。
时任十七师保卫局侦察科科员的颜吉连，随四十九团行动，参加了这一战斗。
雪花坳位于茶陵县秩堂乡马首至东坑磨形里的必经路段，与磨形里相隔不到5公里。湘敌为了断绝湘赣省委、茶陵县委与茶陵腹地的联系，派十六师九十五团扼守在这里。这一带居高临下，地势险要。敌九十五团在这里构筑了碉堡，筑了防护壕沟，配备了精良武器，布设了鹿砦障碍和地雷。
颜吉连和四十九团的侦察员一道，在茶陵独立团的配合下，对敌人的阵地进行了一番细致的侦察，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情况。
8月18日清晨，红十七师由木冲出发立即赶到达雪花坳附近。战斗是这样部署的，第五十团和第五十一团埋伏在龙海潭下面的小山里，准备阻击退却之敌，第四十九团担任主攻。然而，就在红军向雪花坳挺进时，突然在水果坳发现敌人大批的增援部队。四十九团团长当即派出一个营的兵力，出敌不意地从小路从插过去，抢占了一个山头，很快地歼灭了敌人的一个排，并且迅速接近雪花坳主阵地。
雪花坳前面有一片开阔地，半山腰有个亭子，驻扎了很多敌人。红军决定采取强攻硬夺的办法，首先攻占半山亭。于是，调来第五十一团一部分兵力和第四十九团一起攻坚。当红军通过开阔地时，被敌人的火力压制。半山亭周围的地堡群利用机枪封锁了路口，前后、左右和上下，形成了一道很强的交叉火力，阻止了红军前进。
红军没有重武器，仅有的一门迫击炮也因弹药不足而发挥不了多大的作用。战至下午，仍然无法把敌人的火力压下去，红军伤亡很大。这时，指挥员命令再一次强攻半山亭。敌人设防严密，火力很猛，还有飞机配合，红军一次又一次顽强地冲击，都没有成功，伤亡达三百余人，最后无功而返，不得不撤出战斗。
“雪花坳的失利”是十七师在“坚决执行党的积极进攻路线”交的一次昂贵的学费。战前，虽然对敌情进行了侦察，但对敌人的援兵估计不够，就盲目地发起强攻，而且不顾客观条件，单凭士气高昂，拼命强攻，特别是通过开阔地时，一味命令部队冲锋，以致造成了重大伤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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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雪花坳战斗打响的前一天，颜吉连跟随先头部队来到东坑小田一带，恰巧碰上了茶陵苏区涌来的大批难民，许多人还是从他的家乡严塘逃过来的。
原来尽管湘赣红军取得了九渡冲和吴楚雄关两次局部战斗的胜利，但因敌我力量的过于悬殊，湘赣苏区的势力范围不但没有得到恢复，反而越来越小。国民党二十八军军部由攸县移驻茶陵后，在城北门的鲤鱼洲修建了飞机场，配合陆军行动。在部署军事进攻的同时，他们还推行了所谓的“政治剿匪”方针，即：“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并对苏区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禁止粤盐入茶”。
伪政府将茶陵划为5个清剿区。第一区为东部八团一带，由谭绍绪任指挥。第二区为尧水、东山一带，由徐名淑任指挥。第三区为东南八区，由蒋声任指挥。第四区为马江、枣子园、界首一带，由罗立三任指挥。第五区为清水、潞水、高水、平水一带，由周济任指挥。各区除了有自己武装义勇队以外，还分别驻有国民党的正规军和县保安团，一旦发现红军游击队的足迹，敌人就像蝗虫一样扑过去。
这样一来，茶陵苏区不得不一再收缩，县委和县苏维埃也不得不一搬再搬。先是从严塘湾里迁到秩堂马首，然后再由马首迁到九陇山边缘的磨形里。磨形里这一带全是大山，一遇到情况，便能随时向深山老林转移。
敌人占领苏区后，见人就杀，见东西就抢。苏区的老百姓没有办法，便拖家带口地向根据地的腹地转移，所以就有了大批逃难的难民。
颜吉连听了家乡人民对反动派的血泪控诉，强忍着悲痛，对大家说：“乡亲们，你们的仇，我们一定会给你们报！”
不久，湘赣军区决定从主力部队和茶陵独立团，抽调一部分作战勇敢、精明能干的骨干组成一支短枪队，深入敌后，打击敌人，同时为部队筹集资金，解决给养。原茶陵县独立团团长谭保连担任这个短枪队的队长，颜吉连任党代表。再由县军事部部长王光泽整合独立团剩下的人马，重新从各区乡游击队中抽调武装人员，组成新的独立团。由王光泽担任独立团团长。
短枪队组成后，只进行了短期训练，便开始行动。
这天早晨，太阳刚刚升起，谭保连和颜吉连便带领同志们，悄悄地出发了。队伍连续冲破敌人几道封锁线，来到安仁境内的一个客店。大家正准备休息，国民党的挨户团也向这个客店走来。当时情况十分紧急！离开客店走已是不可能了，谭保连赶紧拿来一架梯子，对大家说：“赶快上楼！”
大家刚上楼，敌人就进了门。就这样，敌人住在楼下，短枪队住在楼上。一些战士提出冲出去，消灭这股敌人。但被谭保连和颜吉连制止了。因为短枪队的主要任务是搞钱、搞物、搞食盐，如果过早的暴露了目标，对完成任务肯定不利。可这么多人长时间隐蔽在楼上，很不容易的，颜吉连便想了不少法子。他怕大家打瞌睡，就一个人悄悄摸下楼，弄来了生姜和辣椒；为了怕大家在楼上弄出响声来，便把老板家的猫也抱了上来，放在楼上。店老板也非常同情革命，为了不让队员们挨饿，他到别人家里做好菜饭，用盆子装着、用油纸包好放在箩筐下面，上面装着谷子伪装成收藏谷子的样子，把饭菜送到楼上拿给队员们吃。
第二天早饭后敌人开走了。谭保连下到楼下，紧紧握住店老板的手说：“这次多亏了你帮忙啊！”说着拿出十五吊钱，塞到老板手里。
店老板怎么也不肯收，他说：“千万别说谢字！你们有个侯梯云师长，曾在这里打过仗，带领部队在这一带打过土豪，那次，我也分得过东西。我们都是一家人，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乡亲们唯一的希望就是你们早点打回来……”
谭保连带领短枪队离开安仁后，便来到资兴，吊了几只肥“羊”。可为了采购到食盐，便不得不长途奔波，远道去广东。
一天，短枪队走在资兴通往广东的大道上，不想却与湖南省督察处的督察官遭遇上了……这天，这个督察官坐着轿子带着十几个督察和士兵，刚从郴州城里出来，就和短枪队撞上了。
狭路相逢，勇者胜！谭保连指挥短枪队，出其不意，迅速勇猛地向敌人扑过去，几梭子扫过去，仅用了几分钟就将敌人全部消灭了。
歼灭这股敌人后，短枪队将督察官、督察员、士兵等人的军服全部脱下来。谭保连化装成督察官，颜吉连化装成督察员，其他人化装成国民党士兵，然后一行人，大摇大摆地向敌人的盐卡走去。
敌人的盐卡住扎着一个排的兵力，卡上的长官凭借着手头的权势无恶不作，当地的老百姓痛恨死了……
短枪队到达盐卡附近，谭保连便命令队伍停了下来，一面布置警戒，切断敌人电话线；一面召集几个骨干研究战斗方案。然后，悄悄地深入周边的山村，动员、集结了好几百挑盐的老百姓。
等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后，谭保连派出传令兵拿着督察官的名片，走到关卡递给盐卡官。那家伙一见是省城督察处督察官的名片，急忙带着几个部属从关卡里走出来接见，见面后点头哈腰地说：“卑职不知督察官驾到，未能远迎，还请督察官恕罪！”
谭保连挥了挥手说：“本职这次是微服私访，事先没有通知下面，因此就不怪罪于你！”说着下了轿子，同卡官一起走进关卡。
短枪队全部进入了敌人的盐卡，敌人却还蒙在鼓里。这般家伙平时发了不少横财，生怕被上级查出什么，这样丢掉美差事小，弄不好脑袋也就搬了家。因此，对短枪枪特别殷勤，又是倒茶，又是打洗脸水。卡官呢，则恭恭敬敬地向“督察官”汇报工作。随后，又办了几桌好饭菜招待短枪队，大家这些日子，也确实很苦，便借机饱餐了一顿。
酒醉饭饱后，“督察官”对卡官说：“把你的队伍集合起来，我要向他们训话。”
卡官连连点头说：“好！好！我就去集合队伍。”
等那些士兵全部集合在大门口后，谭保连大声地下达了命令：“全体都有，架枪，向左转，向前五步走！”
这时，短枪队的战士们立即跑了上去，把敌人的枪全缴了。
卡官一看，“不好，”刚想喊，一支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他的胸膛。
谭保连又命令敌人的士兵向后转，这群笨蛋还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谭保连走上前去大声宣布：“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
话音未落“砰——”的一声枪响，敌人的盐卡官被枪毙在队伍面前。
谭保连望了望吓得两腿发抖、两眼发呆、全身打颤的白匪士兵，指着卡官的尸体说：“你们谁要是不老实，就和他一个样！”说完便下令把这些人的裤带统统解下来，绑住双手，然后把他们的赶进一间大屋子里，关起来，再用锁锁住。
将这群坏蛋处理后，短枪队迅速地打开仓库和钱柜，将食盐及一些贵重的东西分头背上，其余的现大洋、钢钱、布匹、衣物等东西均分给了当地群众。然后，掩护群众撤出盐卡。
走了好一阵，盐卡那边才响起“砰砰啪啪”的枪声，谭保连和颜吉连相视一笑说：“听！多热闹，这帮家伙在在放爆竹为我们的短枪队送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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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花坳战斗后，红六军团调整了战略战术，因当面之敌无法突破，便转到敌军兵力比较分散的宁冈和酃县，寻机歼敌。
9月1日，红六军团迸到宁冈以西的下水湾、大夫坪地区，驻守酃县的敌第十五师连忙收缩阵地，并急调驻茶陵县石龙的第四十五旅来援。红六军团先后在大龙地区、古城以南的茅坪和塘南地区与敌第十五师进行了激烈的拉锯战，虽然杀伤敌人数百，但仍然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在这种情况下，红六军团本应改变策略，但上命难违，只好回师北上进逼醴陵，威胁萍乡，并以独立第三团到萍乡县的老关破坏敌人的铁路交通，寻机歼灭敌人。醴陵和萍乡各有敌军一个团，而且修有坚固的工事。红军一到这个地区，敌人便急从长沙和宣风抽调四个团赶来增援，连同原有的两个团组成两个“攻剿”支队，分由第六十二师师长陶广和第十九师师长李觉指挥。
此时，短枪队完成任务，胜利归来，颜吉连继续回十七师侦察科，谭保连回到了茶陵西南溪江一带从事地下工作。
10月15日，敌人在飞机掩护下，由萍乡和醴陵出动，企图合击红军于萍乡以南地区。九时左右，十七师在萍乡以南的麻山附近与由萍乡出动的敌陶广支队遭遇，激战一日，相持不下。
正当战斗打得最为激烈的时候，敌机又飞来狂轰滥炸。突然，一架飞机连续丢下三颗炸弹，其中一颗弹着点距谭善和与侦察科长仅一两米远，旁边的颜吉连见状，连忙扑过去，趴在谭善和身上。侦察科长则张开双臂，又护在颜吉连身上。
“轰——”的一声巨响，山崩地裂，炸弹爆炸了，谭善和得救了，颜吉连也安然无恙，可侦察科长却当场牺牲了。
第二天清晨，十七师便集中兵力向敌左翼朱家峰阵地猛攻，计划将该阵地突破后，再向西发展，全歼陶广支队。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由醴陵出动的李觉支队赶来，并向红军侧翼攻击，陶广支队也乘机反扑。十七师前后遭到夹击，处境极为不利，不得不撤出了战斗，返回永新。
9月23日，敌人开始了对中央苏区的进行第五次“围剿”，并很快占领了中央苏区北方门户——黎川城，随即在该地区修筑堡垒。国民党军西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刘建绪，为了配合赣江以东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进攻，将第七十七师调驻遂川和万安地区，加强南线和赣江守备，将第六十二师的第一八六旅调往安福，接替已调往新余、上高地区的第十八师的防务。
在军事上连连失利，根据地一天天缩小的严峻形势下，湘赣省省委召开全省党员代表第三次代表会议。茶陵县委根据省委的指示精神，和宁冈县委合并，在九龙山磨形里举行了中共茶陵县第七次代表大会。经过三天半的讨论，“检查了过去的错误，讨论政治、扩大红军与整理地方武装、查田运动、党的建设等问题，”产生了以“李运田为书记”的新的县委领导班子。当时，茶陵的苏区几乎全被敌人占领了，省委便将原属永新县的高坑区划归茶陵县委管辖。尽管形势越来越严峻，但素有“茶陵牛”之称的茶陵人并没有被吓倒，更没有畏缩不前，无论是在仅存的苏区，还是沦陷的白区，革命活动依然很活跃。
10月14日，中共茶陵县委发出《通知——第八号》，规定各党政机关即日起，每人每天六分钱的伙食费，并尽量节省一切杂费。还要求各个机关单位开荒土种菜，利用工作余暇栽培蔬菜、砍柴，实行吃菜烧炭自给。不久，县委又召开了各区委书记联席会议，动员群众收好晚稻、茶籽，做好扩充模范赤卫军、完成公债、筹款等工作。
其时，茶陵的大部分地区已经沦陷为白区，但革命之火依然在熊熊燃烧。一次，敌人的两个团由茶陵县城经坑口前往宁冈，被坑口区的游击队截击其尾部，俘虏敌兵数名，并缴获了不少军用物资。几乎是在同一时间，高陇区游击队缴获敌人战马一匹，俘虏敌人连长一名。严尧区更为突出，不仅原先的游击队越战越勇，还成立了三支新的游击队。他们捕杀了敌人班长、排长各一名，处决了三个逼租催债的活阎王——谭水仔、谭琪阴、谭学雨，在这一带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舲舫区虽然已经沦陷两年了，但当地的革命群众还在暗暗地耕种着红军的公田，并偷偷地把收获的谷子变卖成银元送到县苏维埃财政部。
就在湘赣省革命根据地军民众志成城，同仇敌忾，准备与敌人血拼到底之时，敌人也完成了对根据地的合围态势，开始向湘赣省的“红色之都”永新的西大门——梅花山发起了攻击。
梅花山位于茶陵的东北方向与江西永新莲花的交界处。这座南北走向的大山脉横隔在茶陵、莲花与永新之间，成了拱卫湘赣根据地的中心永新县的天然屏障。红军早就在这里挖了战壕，还在主要战略要道上，设了关卡，修筑了简易炮楼和暗堡。
敌人的兵力部署是这样的，即以位于石龙、墨庄地区的第十六师和第十五师的第四十五旅担任主攻，以第十五师主力和第六十三师在南、北两翼策应，企图由中央突破，首先占领梅花山，打开湘赣苏区的西方门户，然后向湘赣苏区中心永新推进。
战斗首先在五佛岭打响。五佛岭位于茶陵与永新的边界的茶陵一侧，系梅花山系的一部分。岭的南北两侧，悬崖峭壁。岭的东西贯穿一条茶陵通往永新的崎岖山道。这条山道，是湖南越过梅花山到江西的必经之路。
茶陵独立团3个连300多人，在团长王光泽的带领之下，早早地来到这里修筑了三道犬牙交错的工事，在工事前放倒了几棵大树，设置了鹿砦等障碍，不仅如此，还在阵地前安放了竹刺、挂钩、铁蒺藜，以迟滞敌人。工事前堆满了石头，工事里存放了大量茶陵兵工厂制造的马尾炸弹。
茶陵籍将军袁福生参加过这次战斗。
袁福生，曾用名袁福胜，1916生，茶陵县七地乡巨田村人。1930年参加革命，此时正在茶陵独立团当战士。
湘敌十六师因几次与红军交手，吃过亏，不敢贸然进攻。师长彭位仁将指挥所设置在离五佛岭10公里路远的地方，开始陈兵布阵。
开始，敌人每日以少数部队向红军阵地进行试探性进攻，每天只放几阵冷枪。茶陵独立团对此不予理睬，王光泽命令战士们睡在工事里的稻草地上，养精蓄锐。此时，红六军团已经做好了全力迎敌的准备工作，军团首长萧克一面指示防守梅花山的茶陵独立团和警卫团，继续加强工事，严密监视敌人的动静。一面急调红十七师进至梅花山的高坑地区；同时又令红十八师，完成接应从中央苏区开会回来的干部，掩护他们顺利西渡赣江后，迅速赶来参战。为了打好这一仗，各师、团和苏区的革命群众，都进行了战斗总动员。军民们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纷纷表示要英勇杀敌，坚决保卫梅花山和湘赣苏区。
11月 8日，敌第十六师和第十五师的第四十五旅近五个团的兵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向梅花山阵地猛烈攻击。王光泽带领茶陵独立团和警卫团一道，顽强抵抗，坚守住了阵地。红十七师在战斗打响后，跑步赶来参加战斗，打退敌人多次进攻。战斗持续到中午，敌人仍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这时，敌第十六师师长彭位仁下令组成“敢死队”，气势汹汹地叫嚣：“攻上梅花山，人奖大洋五十元，敢死队的加倍！”
下午三时，第十六师在炮火掩护下，又一次强攻梅花山阵地。 以“敢死队”为前锋，约两个团的兵力尾随其后，高声呐喊着蜂拥冲击。
红军一部固守工事，主力在侧后适当地点隐蔽，准备反击。位于五佛岭的红十七师第五十团一营的两个连，来了一个反冲锋，全歼了“敢死队”。接着，红军主力乘胜反击，敌全线溃退。
这次战斗，共击毙敌人近千人，俘敌八百余人，狠狠打击了他们的反动的气焰，敌人妄图通过攻占梅花山，直逼永新的计划流产了。
此次战斗之所以取得胜利，除地形有利和红军主力的英勇善战外，与茶陵人民的积极支持是分不开的。首先茶陵独立团像钉子一样钉在阵地上，尽管承受了巨大的牺牲，硬是守住了阵地，为红军主力的集结调度赢得了时间；再就是茶陵苏区干部群众的大力支持。为了打好这一仗，正在举行的县苏维埃代表大会也暂时停了下来。代表们和县兵工厂的工人以及大批流落在这一带红军家属和难民们一道，同仇敌忾，全部投入到后勤保障工作中。战前，他们向茶陵独立团送饭送菜，掩护十七师调兵遣将，对敌人封锁消息。战斗中，冒着生命危险上山运送枪支弹药，抢救伤员。战斗一结束，又不辞劳苦地跟着部队打扫战场。
据当时湘赣省出版的机关刊物《红色湘赣》报道：“各区群众听到炮子一响，家家都自动煮稀饭到火线上去，慰问红军；个个都高兴的到前方去，扛担架，抬伤员，挑胜利品。”“……一个白军士兵挑着一担子弹给敌方部队使用，在高陇墨庄乡田东地方经过。该地群众看见后，立即勇敢地赶上去，用石头打伤那个挑着子弹的士兵，缴获到一担子弹，送交到县军事部。”
袁福生将军在他的回忆录中则这样写道：“……敌人首先用重炮把我们的碉堡摧毁了，我所在的那座碉堡也被打穿。但我们仍在下层死守着。头一天敌人没能攻下我们任何阵地。第二天敌人便集中了他们的班、排长和蓝衣社分子组织了敢死队。这些家伙穿着白褂子、手拿着大刀和手榴弹，如疯狗一般向我们阵地扑了过来。但是一次又一次进攻，都被我们打退。敌人的尸体在我们阵地前沿，像晒红薯皮一样白花花的倒下一片……战斗结束后，我们仅埋敌人尸体就埋了两天，一个大坑埋七、八十俱，那气味其臭难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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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佛岭战斗结束后，被中断了的茶陵县苏维埃代表大会继续在高坑召开，选举了雷保云为茶陵县苏维埃政府主席。为了缓解苏区的经费紧张问题，会上掀起了认购公债的**。在会场上，高坑区当场就认购了公债12000元，严尧区认购了5200元，就连七、八区挺进队和看守土豪的后方工作人员都积极地认购了公债，来支援革命战争。
鉴于在上次战斗中，茶陵独立团中的牺牲减员，苏区群众和红军家属以及难民们，纷纷报名，要求参加补充到独立团中去。一时间，又一次掀起了报名参军的热潮，12月11日，广州暴动纪念日这天，茶陵一共有250名干部群众报名参军，其中墨庄党支部的44名党员，带领24名青年农民集体参军。紧接着，小田党支部，动员党团员80多人也一起加入了红军，还组建了“小田连”。与此同时，茶陵的难民在永新七都，也建立了一支能保护自己配合部队作战的武装力量——“茶陵游击队”，由陈为任队长。
另一方面茶陵苏区的形势越来越严峻，自1927年以来，国民党便开始对茶陵的革命势力进行疯狂地“围剿”和无情地摧残，此时，这种“围剿”和摧残到了最**。他们在茶陵境内住有大量正规部队，辅之以保安团、义勇队、守望队，依靠刚修好的公路、飞机场，组成了一架立体的围剿网络，快速反应，调动部队，给红军和游击队以毁灭性的打击。近几年，国民党为了围剿的需要，先后修通了攸县至县城、县城至界化垅、县城至浣溪以及茶陵至莲花和永新的公路。除此之外，还在城北的沙洲上修建了一个飞机场，在县内各苏区之间，在一些重要关卡和交通要道修筑碉堡228座。他们一边拦路设卡，一边放火烧山，采用：“梳箆”式的战术。然后又是“追剿”，“堵剿”，“驻剿”，“搜剿”，不停地骚扰民众。沿大湖至小田、马首村一线上百栋房屋顷刻间化为灰烬……
最可恨的是那些从城里回来的“还乡团”，狐假虎威，对苏区人民进行疯狂的报复。八团石湖村豪绅李持正，因母亲被当地苏维埃政府镇压了。他率领义勇队杀回来后，命令枪兵将全村的老百姓驱赶到祠堂里。这家伙首先揪住赤卫队长李松仔，问处决他母亲时，举的是哪一只手。李松仔义正辞然地说：“我举的是双手！”李持正当即举刀将李松仔的双臂砍掉，再将其身躯砍为4块。然后，大开杀戒，当场杀死革命群众15人。随后，又隔三岔五地杀人。就这样，一个500多人的村庄，被杀成绝户地就有12户。村民们没有办法，只有悄悄地跑出去，逃难……由于敌人的残酷杀戮，这个村直到20世纪70年代，还不到300人，茅草都没进了窗户，外地人根本就不敢进村……
与此同时，国民党反动派还实行所谓“思想政治上的清剿”，并推行了严密的保甲制度。茶陵乡村多为一姓一村，一姓一甲，甚至一姓一保。保甲长及其以上官吏经军方“协助”，多为士绅所担任。他们往往融政权、族权于一体，装出一副和善面孔，常常以族亲的身份出现，派人暗中上山动之以“情”，劝在山上坚持斗争的亲属下山；故有很大的欺骗性。例如说，有某个红军或游击队战士，被亲属劝下了山。他们会遵从所谓“宽治胁从”的原则，不捉不杀，只是令其办酒席，让乡绅族长们具保。然后，把这些人派到义勇队或守望队里去服役几个月，来躲避共产党锄奸队的追杀。这一手极为阴险狠毒，对苏区和游击队危害极大，其**、腐蚀、瓦解之力，起到了国民党“军事围剿”所不能起到的作用。就这样，茶陵苏区在县内的根据地几乎损失殆尽，茶陵县委和苏维埃政府带领几千难民，龟缩在九陇山的高坑山区。
1933年12月中旬，中华苏维埃全国第二次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时任湘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的谭余保，率队组成代表团去参加会议，红六军团奉命护送代表团渡过赣江东岸。14日，红六军团两个师从永新出发，经关背到达遂川县的桥头后，红十八师留在桥头掩护，红十七师绕大岗坑进到万安县的潞田，当晚派第五十一团护送代表到花生渡过河。第二天拂晓，零田圩敌第七十七师四六一团来潞田截击执行护送任务的红十七师第五十一团。
红军发现敌人向潞田前进，即以第四十九团占领天胜庵西北高地，第五十团占领高平庙高地，利用敌人过去在这里构筑的工事，阻击敌人。同时，急命返回到镜台的第五十一团经读堂、下石向黄牌下西南高地迂回，断敌退路，全力歼灭该敌。敌人龟缩到塅子上和圩口几个村庄里，凭借房屋固守，等待援兵。红军乘机转入进攻。第四十九团主力从正面直扑圩口，另一路向塅子上包围，同时以一支小分队插向罗家伉和虎行山，防止敌人向西南方向逃窜。第五十团也从高坪庙向圩口、塅子上攻击。
红军一面进攻，一面喊话，争取敌人投降。在红军的打击和争取下，一部分敌人缴枪投降了。敌团长气急败坏率残部在塅子上负隅顽抗。红军对敌形成包围之后，由红十七师第五十一团一个营突入敌阵，其他各路红军对自己的正面之敌，发起猛烈攻击，敌人纷纷缴械投降，除少数得以逃脱外，均被红军消灭。
这次战斗，俘敌团长李春光以下六百余人，缴获各种枪五百余支。
潞田战斗后，红十八师返回永新，监视西线的敌人，红十七师沿赣江北上，到吉安和安福地区活动，配合中央红军在赣江以东永丰地区的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