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自流井分县衙门一侧，位于桐梓坳小巷的坡顶上，也有一座洋人修建的基督教堂，当地人称福音堂。洋人的这座福音堂，与曾树龙那个小院，只隔一堵围墙。同处一条小巷，两家就成了门挨门的邻居。
这个教堂，建造之初，因受地势所限，规模和格局都小。到后来，经多方努力，拓宽地皮后做了一些扩建，才有了从晚清到民国年间人们看到的那模样。
这座洋教堂建造的时间，也比檀木林的那座天主教堂晚好些年。在自流井那一带，其名声与地位，都比檀木林天主教堂小得多。
这座福音堂，主楼是一幢有阔大尖顶，带阁楼及阳台的西式楼房，当地人称 “洋式房子”。虽说当初规模不大，但由于建在桐梓坳坳口山坡顶上，地势较高，从釜溪河对岸河坝低处望过去，在一片青山绿水、蓝天白云中，耸立着如此一幢样式奇特，风格别致的西式洋房。数十年上百年里，这座西式教堂，连同后来办起的一所教会学校的西式教学楼，一直成为自流井釜溪河畔的一道独特风景。
这福音堂虽说是洋教堂，但进出来往的，其实都是中国人。真正的洋人，只有一个，就是那位身材痩高，白脸红发的洋牧师。整个教堂，就他一个洋人主事。
这个洋人牧师，五十来岁，体形单薄，又痩又高。市民记得，这洋人牧师，最早到自流井时，还有一位年龄比他小二十来岁的女洋人，与他在一起。两人朝夕相处，甚是亲密，有人说那是他的洋太太，又有人说那是他的女儿或养女。没过两三年，那年轻女洋人，就离开了自流井。有人说是回国回老家了，有人又说是到外省洋教堂去了。
此洋人牧师，其外国名字又长，又难懂难记。整个自流井，恐怕没一两个人能记得住，叫得出来。后来，他也入乡随俗，取了个中国名字。这个中国名字很多人也记不住，只知他姓葛，众人就称他 “葛牧师”。
葛牧师也会说中国话，平时，可用中国话与人交谈，只不过说话说得很慢，有点咬文嚼字的模样。葛牧师待人很客气，不管是官府人员，还是坊间市民大众，他都很客气。
据后来接近官府衙门，与洋人打过一些交道的人称，这洋牧师来自加拿大，与檀木林天主教堂杨司铎等洋人，不是同一个国家，连教派也不同。
但那些年，中国民众对世界的认知力，普遍较差。提起洋人，哪怕有点见识的人，其心目中，最多只有 “东洋”和 “西洋”的区别。大多数人，除了知道日本属于东洋外，整个西洋，似乎都认为是同一个国度。哪里还会知道，法国和加拿大，其实是完全不同，而且是相隔很远的两个国家。
桐梓坳福音堂那洋牧师来了好一阵，自流井的茶楼酒馆，街头巷尾，总会有这样那样一些议论与坊间闲话。
比如，有人说:“桐梓坳福音堂那个洋人牧师，红头发，雪白脸，又痩又高那个，听说是那个啥子加拿大国家人。”
这时，有人就会问：“家那大 (加拿大)?家那大 (加拿大)是个啥子国哟?”
“啥子国?哄儿湾那种国。”
“哄儿湾”，是自流井一带的民间俗语，意思是说，那是个不存在，没来由的地方，是专门说出来哄人 (哄儿)的地方。
话说到这里，有人叹息道:“这些洋人，人长得怪不说，连改个国名也怪模怪样的。加拿大是个啥子意思?叫我等中国人，懂都懂球不起。”
有人就说：“就是要叫你懂不起才好。你我都懂得起了，他就不叫洋人了。”
有人又问:“加拿大远不远?有没有豆芽湾那边的那个法国远?”
就有人回答道:“远得很。听说坐海船都要坐一个多月。你说远不远?”
听的人就感叹一声:“天大大哇!坐海船都要坐一个多月!那一个多月在海船上吃啥子?未必尽吃干麦粑，干苞谷粑下海水?”
这人就说:“啷个晓得?洋人的事，中国人不懂!”
往往，市民还会将这位葛牧师，与天主教堂那几个洋人，私下比较一番。
坊间市民注意到，两个洋教堂，虽然都是传 “洋教”，也同在自流井地界上相处，但彼此之间，似乎没有什么来往。这些年来，都是各传各的教，各做各的事，各拉各的教民入教信教，颇有 “井水不犯河水”的样子。
自流井民众中，那些年一直就流传着一种说法。说是这两座洋教堂的洋人，不仅教派不同，在对人处事，人情世故方面，也大不相同。
脑子再呆笨的人都看得出来，檀木林天主教堂的杨司铎等洋人，在与地方官府的关系，在地方上发展归化教民的人数，以及在坊间的影响和势力这些方面，都比桐梓坳半坡福音堂那葛牧师，要厉害得多，也高明得多。
杨司铎为首那帮洋人，无论对上对下，其总的趋向，都显得十分强势，但又比较圆滑世故。对中国社会，以及中国的人情世故等，既是相当了解熟悉，又努力去适应。
桐梓坳福音堂那葛牧师，相比杨司铎等洋人，显得比较清高又有些孤独，似乎不大懂中国人情世故，也不太想如何适应那些复杂的社会人情。
但那葛牧师，同小巷内的邻居，却相处得很好。在小巷散步，碰上邻居，他都会主动点头问好。有时，还停下步子，与对方说几句闲话，聊聊家常。
葛牧师对身为刽子手的曾树龙一家，也是一样打交道，且一样地和善友好。
每年，曾家门前那棵大核桃树，总是结满了果子。收核桃时节，曾树龙和他年龄不到十岁的儿子曾小龙，两人守在院子里，用长竹竿轮番打，就会打下来许多核桃果子。
这些核桃果子，曾树龙会分出一些，让曾小龙挨家挨户送小巷邻居 “尝鲜”。连基督教堂里面那位洋人牧师，也会送上一份。曾树龙不信教，也很看不惯甚至在心里面有点恨那些信 “洋教”的教民。他认为这些洋教和信洋教的教民，不单坏了风气，而且还忘了自己的祖宗，属于古书上说的 “数典忘祖”那一类。
洋人牧师待曾树龙一家人倒很客气。一直都很客气。每到季节，基督教堂院子里面，那几株无花果结了果子，洋人牧师也会分出一些无花果，挨家送小巷里那些邻居。
曾树龙家里，也照样有一份。尽管洋人牧师知道曾树龙是一位专门杀人的职业刽子手以后，待他还是很客气。
那年，曾二爷在沙湾河坝刑场，操刀砍两名 “盐枭”的脑壳。所谓盐枭，其实就是民间老百姓所说的私盐贩子。
中国从秦朝开始，盐业从生产到营销，通通为国家所控制，统归官府专营专卖。民间一切非官府许可的产盐贩盐行为，均视为 “私盐”，历朝历代均予重罪重刑。
在自流井砍脑壳的这两个盐枭，是亲叔侄俩。云南盐津人，长年往来自流井与云南豆沙关一带，贩运私盐。这次住店时，被捕快探子侦知，在自流井二十余里的关卡上，被安定营兵勇抓获。
此案被视为盐枭大案。分县报县衙，县衙又报州府和省督，省督再上报朝廷。隔年，朝廷发落下来，双双判了死罪，皆是斩立决。
在当年，行刑砍脑壳，是井场内外的大事，一年两年都碰不上一回。一次砍两名棒客脑壳，在自流井民众心目里，更是 “天大之事”，十年二十年也难得碰上一回。消息传开，此前几天，市民都像过年过节一样议论着，盼着，期待着。
那次砍头行刑，官府定的刑场，就在釜溪河岸边的沙湾河坝。行刑当天，作为刑场的沙湾河坝一带，从早饭时辰起，就被远近赶来看热闹的市民，拥挤得水泄不通。码头前后的釜溪河两岸，亦是人山人海，集聚了上万民众。
作为行刑刽子手的曾二爷，那天自然成了万众瞩目的人物。此时他不仅是 “二爷”，简直就是大爷。
那天，他照例早起，匆匆早饭后，收拾一下，提刀出门，一路往分县衙门走。走到哪里，哪里的民众就要发出喊叫和轻微**，也都要给他让路。
官府行刑队列中，只见曾树龙一身黑色皂隶衣装，手提那把鬼头刀，昂首阔步，精神焕发，走在行刑人等前列。
有人看到这位邻居洋人牧师，着一身黑衣黑袍，由几位中国教民领路，也来到刑场观看过行刑场景。
不过，他只是在河坝坎上，远远地观看，并不靠得太近。默默不语地看，并不评议，也不说话。
午时三刻一到，刑场监斩官高喝一声:“午时三刻已到，开斩!”随手掷下两支开斩令牌。
曾树龙闻声上前，手法熟练老到地用那把打磨得雪亮锋利的鬼头刀，挨次砍下老少两名盐枭的脑袋。事毕，他高举两颗血淋淋的人头，向监斩官及围观市民表示 “枭首示众”业已大功告成。
立时，河两岸数以万计的围观民众，竟然群起欢呼喝彩，声震釜溪河两岸。那兴高采烈、大感刺激的样子，不亚于春节、元宵节时观赏灯会。
洋人牧师依旧默然不语，却伸出一只手，自顾自在胸前画着当地人不甚懂的十字手势，神色中竟有一丝忧伤。
人们看到，还没等围观看热闹的民众散去，洋人牧师就默然无语地转身走了。在回福音堂的一路上，葛牧师几乎没同随行带路的教民说什么话。
那天傍晚，洋人牧师晚饭后出门散步。曾树龙正在自家门前那核桃树下，坐一把竹椅上喝茶消闲。
这天连砍两个脑壳，得的是官府发下来的双份 “当差银子”。况且，一次连砍两名犯人脑壳，都干净利落，没有失手，也没瑕疵，在场围观民众喝彩，监斩官亦露赞赏之色，他曾树龙自己也深感满意。晚饭时，就多弄了两个菜，亦比平时多喝了一杯酒。
洋人牧师走过时，曾树龙照例对他一笑，又点头招呼。没料，那洋人牧师，并没像平时那样对他微笑回应，而是沉默不语。片刻，先对着曾树龙画了一回十字，才微微点头算是回应。之后，又画了一回十字，没说话，一个人默默走开。
后来，有熟识的教民告诉曾树龙，那次洋人牧师之所以要对他连画了两回十字，是因为他一天连砍了两个人的脑壳，那洋人牧师要在上帝面前，为他 “赎两次罪”。
话说当时，曾树龙对此却是愣了一愣，过了片刻，他才反应过来。他只觉得是那洋牧师轻慢了他，当面给了他难堪。就很想对着那洋人牧师的背影啐上一口，像自流井有些 “排外反教”的市民那样，心里骂一句：“呸!洋鬼子!”
但转头又想，到底是一条巷子的近邻，低头不见抬头见，终于给忍住了，没啐也没骂。
之后细想，他心里又多少有些委屈，想道：“这砍脑袋的事，是朝廷定的，又不是我曾二哥定的。我是吃到了砍脑袋这碗饭，不砍不行啊!能怪我?”
然而第二天起来，在自己家门口，又正好碰洋人牧师从巷子里走过。这次见了曾树龙，对方没再画十字。而是像平时那样对他微笑点头，和颜悦色地招呼，仿佛什么事也没发生过。
过了一阵，季节到了，基督教堂院子里面几株无花果结了果子，洋人牧师分送小巷邻居时，曾家也照有一份。秋季，收核桃时节，曾树龙用长竹竿打下来的核桃，也会让儿子给洋人牧师送去一些。
今年因有那桩心事纠葛，曾树龙特意给葛牧师多送了一些。葛牧师好像也很领情，儿子走时，他从橱柜罐子里抓了一把洋人糖果，硬塞在小儿手里，笑眯眯送他出门。
那些 “洋人糖果”，外面用花花绿绿的透明或半透明颜色小纸片包裹着，煞是好看。曾树龙儿子喜欢得不得了，还老舍不得吃，每天拿出来看看，又心满意足地放回他自家那个小木盒里。直到那些糖果开始化了，才拿出来慢慢消受。
不过，曾树龙与邻居洋人牧师之间，关系发生彻底性改变，是在大约一年之后。
第二年初春时节，自流井郊外桃花山的桃花有些已经早开花了。没料，却突然遭遇一场倒春寒，天气大幅度降温，一下子又仿佛回到了 “三九寒天”。民间把这种坏天气，称为 “冻桃花”。
这种初春时节的冻桃花，气温骤降，最容易让人发病。自流井里外，许多人果然得病了。曾树龙的小儿，也因此大病一场。却没料，儿子的这场大病，给了平时为人比较强势的 “砍爷”曾树龙，一次极为深刻的教训。
小儿这场病刚起势之初，他还并不太在意。那天上午，他例行将儿子带到街上药铺，找坐堂的太医抓了两服药。
哪知，归家先后把两服药煎来给儿子服下了，那病不单没见好转，反是病势更重了。到了第四天，儿子高烧不退，额头热得发烫，满脸烧得通红。早饭后不久，竟至人事不省，时而口内有谵语妄言。
曾树龙大惊，抱起病儿就近往太平街那家诊所跑。诊所太医看了看病势，又把了把脉，沉默不语。曾树龙催问之下，太医摇头，说了一句：“迟了。”不肯再抓药。
曾树龙不肯作罢，抱起病儿往灯杆坝跑。在那家济生堂药铺里，找坐堂的太医再就诊把脉。其时，已经让儿子认了 “义父”的张太医，游方巡诊在外州县，药铺里坐堂的是刘太医。刘太医看了脉象，试了鼻息，只摇头，亦是不肯下单抓药。
曾树龙又催又问，刘太医叹息一声，说:“曾二爷，回家备后事吧。”
无奈之下，他抱起气息奄奄的病儿往家走。在桐梓坳巷口，正逢散步归来的洋人牧师。葛牧师见曾树龙脸色不对，又见他手里抱有病儿，关切地问:“出了什么事?”
曾树龙一脸悲戚，将手中病儿向对方示了示，说:“太医说没救了，叫回家备后事。”
葛牧师伸手在病儿额上试了试体温，又试了鼻息，亦是大惊。接着说了几句曾树龙听不懂的外国话，凝思片刻，对曾树龙说:“你随我来。”
进了福音堂，葛牧师取出一个小瓶子，又从瓶子里倒出两粒洋药丸，再取来半杯温开水，将药丸给小儿服下 (后来闹教案时，这些药丸被人说成是用当地中国娃儿的心子做的，所以有奇效)。当晚，葛牧师又让曾树龙小儿再服了两粒洋药丸。
半夜，奇迹发生了。曾树龙已打算备后事的病儿，竟然苏醒了过来，身上高烧亦退了不少。
一连两天，葛牧师都送来洋药丸，让曾树龙小儿服下。三天后，小儿终于病退痊愈。自此之后，曾树龙视这洋人牧师为儿子的救命恩人。
两家关系，在邻居之外，更进了一层。若不是碍于葛牧师到底是个洋人，曾树龙也会让儿子拜认这葛牧师为又一个 “义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