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流井当年那场教案，虽说是发生在檀木林天主教堂，与桐梓坳福音堂全然无关，但教案发生当夜，桐梓坳福音堂这边，也闹出了相当大动静。
而且，风波不仅对准了福音堂的葛牧师，还牵涉到葛牧师的邻居，与福音堂一墙之隔的 “砍爷”曾树龙。
教案当晚，民众最先起事时，只是有传言，说是有人看见檀木林那边的天主教堂，“有洋人抱了两个死娃儿去埋”，所以，风潮对象主要是针对檀木林天主教堂。
到后来，风潮越闹越凶，势头也越闹越猛。民众原本的一些 “仇外”“仇教”心理情绪，一旦被某个具体事件引发，很容易就会失去理智，言行也失去控制。
当教案风潮达到高峰，大多数民众都涌向檀木林天主教堂之时，不知谁在大街上那么吼了一句:
“桐梓坳半坡上，也有个洋人的福音堂。那里边也有个洋人牧师。说不定他那福音堂里面，也在干那种拐娃儿，整死娃儿的事!”
旁边有人附和道：“对头!那福音堂也是洋人开的，反正洋人没一个好东西!”
这时，有人就站在街上大喊了一声:“大家干脆去桐梓坳福音堂看看，搜他一搜!”
大街上那些本来已情绪激动的民众，当即纷纷附和:“要得!要得!大家都去!”
“走啊!去桐梓坳福音堂搜搜看!搜一下再说!”
这样一吼闹，大批原本要去檀木林天主教堂的民众，立马改变方向，掉过头来，朝桐梓坳坡上一路涌去。
当晚，涌去桐梓坳那洋人福音堂围闹生事的，主要是釜溪河东岸沿河一带，以及釜溪河对岸张家沱码头，还有釜溪河西岸路边井、郭家坳那些地方的民众。
那些地方，离豆芽湾、檀木林较远，得消息较迟。在民众看来，反正是看洋人热闹，反正也是对付被有些人称作 “洋鬼子”的洋牧师，到哪个洋教堂看都差不多。
桐梓坳本身是条小巷，这座福音堂，当初建造格局也比较小。教堂大门前，没有像檀木林天主教堂那样，留有一块很大的空坝子。所以，一大帮人拥进去，很快就把那条小巷子塞满了。后来的民众，被堵在巷子中，甚至被堵在巷口，根本看不到更摸不着福音堂的大门。
一些人急了，就退出来，走隔壁的六合居巷绕道，或是干脆再绕远点，从太平街上坡，经高坪地等街巷，从另一个方向进入桐梓坳那福音堂。
再后来，这几个方向进桐梓坳的入口，也都给挤满了人，所有巷口都堵住了。总之，那座小小的福音堂，被民众前后左右给包围了。
一些民众进不了福音堂大门口，就一个劲地叫喊吵闹，情绪激烈。
福音堂自然早已是大门紧闭。那位身材痩高、白脸红发的葛牧师也不见踪影。大门前，只有几个平时来得勤的当地教民，在好言好语地劝说解释点什么，极力安抚劝解那些围上来过问讨说法的民众。
这几个当地教民，都是在家里听到有人说，檀木林天主教堂已经有事的消息，怕这边桐梓坳福音堂也出事，早早赶过来守护相帮的。没想，来了不一会儿，果然就有民众围上门闹事了。
围在福音堂大门口，试图一探真相，一讨说法的民众，当然不理会那几个当地教民的劝说解释。他们拥挤在大门口，不住叫喊吵闹:
“让洋牧师出来，喊他拿话来说，有没有拐娃儿，整死娃儿的事?”
“洋牧师赶快出来!跟大家把话说清楚!你这帮人到底拐没拐过娃儿?”
这时，人堆中，有一个大汉挤上前来，怒冲冲高喊:
“赶快把洋牧师喊出来，跟大家办交涉，拿点话来说!再不出来，老子们就把门打烂，闯他进去搜他一搜!”
众人举眼望去，有人认出来了，这个大声怒喊的汉子，正是那年在张家沱码头，林老板摆下的坝坝宴上，一个人喝下了差不多三斤酒，吃醉后昏睡了三天两夜的船工刘老幺。这两年，林老板染病身亡，林家江源船行已关门歇业，刘老幺转至另一家船行当船工，地点仍在张家沱码头。
刘老幺那天晚上，敢于在福音堂闹事中出头，也是有原因的。一是他晚上喝了好些酒，仗着一点酒性，使劲叫喊吵闹 二是他此前同一个信洋教的教民，有一点纠葛过节。而这个教民，正是这桐梓坳福音堂的教民。
那天，听说洋教堂那边出事，刘老幺心里特别痛快。好一段时间来，他就对洋教堂、洋鬼子颇有不满。尤其是那些打着洋人旗号，在地界上招摇过市，甚至公然狐假虎威借机欺压，被市民称为 “二鬼子”的教民，他更是从心里痛恨。
刘老幺之所以痛恨 “二鬼子”，是在于他曾经与一个外号叫郑毛头的教民，有很深的过节。
郑毛头原本在张家沱码头一家船行，当拉大锯的木匠。“拉大锯”，是木匠行当里面最低档最没技术含量的活。成天拉大锯，改圆木，几乎人人可为，只要有力气就成。也由此，拉大锯这活儿，活路重，工钱低，最不受人待见。加之，此人做事干活毛糙，得了个郑毛头的外号。他干活又有点好逸恶劳，不肯多用心用力，平时为人也爱占点小便宜。老板和工友，也都不喜欢他这种人。没多久，船行就将他辞退了。
那以后，郑毛头在码头上当过脚夫苦力，打过小工，守过库房，总之，哪样都没干长，最后成了在码头混日子的无业游民。
然而，张家沱码头里外多数人没想到的是，这个差不多成了 “烂仗”的郑毛头，有一天会突然时来运转，居然能翻身。
这个所说的 “翻身”，就是过去人见人欺的郑毛头，一下子成了许多人不敢惹，也惹不起的 “洋教民”“二鬼子”。
郑毛头之信洋教，并不是在于真认为洋教比佛教、道教，这些中国教派更好，也不是真信有什么 “上帝” “天国”之类。其时，大多数 “二鬼子”教民，对洋教的认识，如当地俗话所说，舀米汤煮芋儿——满锅头糊里糊涂。
而郑毛头之所以信洋教，理由非常简单，这就是:“信了洋教以后，有洋人做后台，老子这些洋教民，连官府也不敢轻易惹。”
这话，是拉他入洋教的 “陈打更”，亲口对他说的。
陈打更的来历，与郑毛头这种人差不多。原先此人曾经是新街那一片街区，专门负责夜间打更的更夫，自流井当地人俗称打更匠。
那个时代，除少数富贵人家，民间基本上无钟表。市民大众欲知晓钟点时辰，白天看太阳天色，推断早晚 夜间无天色可看，全靠打更。
所谓打更，就是夜间每到一定钟点，由地方上雇用的打更匠，敲起一面铜锣，走街过巷，向各家各户报告时辰。按古时历法规矩，将一个晚上从头天天黑，到第二天清晨，分为五更。一个更节，大约两个小时。
一般来说，一更，是晚间九点钟左右，二更在晚间十一点左右。三更在深夜一点，也就是通常说的 “子时”。四更在凌晨三点。五更在凌晨五点左右，此时，已有鸡叫，表示天快亮了。
打更匠沿街打锣报更数，也是有讲究的。一更是，仅敲一下锣，即报点。二更是敲两下锣，然后开口高喊：“二更啰!二更啰!”三更，四更，五更，以此类推。
打更匠几乎整夜不能睡觉，很辛苦。收入也不高，是当年很低贱，很让世人瞧不起的一个职业。自流井坊间，有一首连小儿也会的歌谣:
“有儿不做打更匠，熬更守夜命不长。有女不嫁打更匠，夜守空房饿莽莽。”
不过，打更匠虽说在民众中形象不好，社会地位差，可毕竟也是饭碗。旧时底层百姓，日子艰难，谋生不易，有打更匠的事情来做，也是养家糊口的一种手段。况且，陈打更祖辈都是打更匠，他自小又无其他本事，成年后，不做打更匠，他一家人何以为生?
但陈打更这人，连打更匠这差事，也没能干长久。他当打更匠不到一年，便丢了饭碗。原因是，他这人从小以来做事就不实在，敷衍应差，偷奸耍滑是常事。从老爹手上接过那面打更的铜锣后，就没认真，也没安心地干过一回两回。
他打更，锣声敲得不响亮，报更喊声，也不如其他更夫洪亮大声。总是显得没精打采，应付差事的样子。更过分的是，他会时不时因贪睡，未及时起身打锣走街，因而错过准确的打更钟点。这是很要命的。
因为当时整个街区的民众，全靠听打更报更掌握钟点时辰。打更报更不准确，那一片街巷的民众的生活节奏和安排，就完全乱了。市民抱怨叫骂声一片。负责管理这些事儿的地保一生气，就把陈打更的饭碗给端了，另外雇了一名打更匠。
陈打更丢了饭碗，一家人生活无着，老父又气又急，没多久即含恨离世。其老婆不堪受穷，不久亦跟人跑了。陈打更家徒四壁，每天在外面鬼混。
就在几乎沦为 “讨口子”时，一个意外机会出现了。洋人来自流井传教，并经官方获准在本地修建洋教堂。
陈打更经人介绍，成了自流井洋人传教以来，最早入教那批洋教民之一。陈打更入的是檀木林教堂的天主教。其时，杨司铎等法国人，最初来自流井传教，为尽早打开局面，除小恩小惠拉拢本地民众外，对发展入教教民，几乎是来者不拒。
也就是说，不管其人身份地位，家中是穷是富，自家人品如何，身上有无劣迹等等，一律纳为教民。还美其曰:“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
如此一来，陈打更这类好逸恶劳，劣迹斑斑，当地民众深为不屑的 “二流子”“烂仗”人物，都先后入教，摇身一变成了洋教民。
在修建檀木林那座天主教堂时，杨司铎看陈打更生活无着，还特地让他在工地上打点小工。陈打更对杨司铎等洋人，更是感激不尽，从此死心塌地为洋教堂跑腿干事。尤其在提供当地各种消息，拉人入教等方面，干得特别卖力。
郑毛头就是在这样背景下，被陈打更拉入洋教的。不过，郑毛头此时入的，不是檀木林那天主教堂，而是桐梓坳那福音堂。
因为此时，檀木林教堂杨司铎等主事者，已经成了半个 “中国通”，且看到了当初拉入洋教的人中，那种 “二流子” “烂仗”类人物太多，已影响到洋教和洋教堂在当地的形象，所以在入教教民的身份地位，个人人品这些方面，比较审慎了。
而桐梓坳福音堂正初建，处于 “招兵买马拉教民”时期。主事的葛牧师也初来乍到，对自流井地方情形多有不知。
说句公道话，郑毛头进入福音堂成教民后，在洋人面前，他过去那些个人坏品性，还是收敛了很多。而且还肯帮洋人或洋教堂做点正事，仿佛成了另一个人。
当时的中国人，无论朝廷大小官员，也无论地方民众，哪怕平时在国人面前狐假虎威，官气十足，哪怕平日里在坊间劣迹斑斑，但只要在洋人面前，一个个都显得规规矩矩，礼性十足，文明得很。仿佛在洋人面前，自己都矮了一头 又仿佛洋人是学堂里的先生，自家是个学生。这真是很叫人奇怪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