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树人学堂里的洋人教师，一共有三位，两男一女。分别是理化教员冈本常次郎，自然教员鹰野该吉，音乐教员山根花子。
这几位洋人教师，是学堂校董王作甘专门从日本高薪聘来自流井任教的。
王作甘作为自流井盐商子弟中第一代走出国门的留学生，早年曾经留学日本。留学期间，既广开了眼界，也接受了许多新思潮。归国后，他致力于教育救国，科学救国，且有实际行动。为了施行新式教育，他甚至不顾家族守旧前辈的反对非难，倾资建起了这所当时独树一帜的洋学堂。
几位洋人教师也都是正宗科班出身，其中冈本常次郎与鹰野该吉，还出自堂堂 “帝国大学”这样的一流日本名校。三位教员授课时或用英语，或用日语。
由此，当年的树人学堂，哪怕小学生，首先必先学英语、日语。所有毕业生，其外语水平都相当不错。不仅能与洋人对话交谈，亦可自行阅读洋人书报。其时，学堂为提高学生外语水平，每年都会购置订阅一批原版外文书刊。这在全川都相当少见。
另外，为扩大学生视野，也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学堂还派人从上海订了诸如 《申报》《沪报》等有影响的报纸，供学生课外阅读。
这些西式报纸，在当时的中国，绝对算是开风气之先。连省城成都富贵人家，上层人士心目中，也是属于 “新思潮” “新学问”一类。在偌大一个自流井，哪怕盐商巨富，哪怕世家子弟，此前皆见所未见，闻所未闻。
小小自流井这样的地方，学堂教育能达到如此水平，可说很为不易。这也从一个侧面，见证了当年自流井的开放程度。
虽说这几位洋人教师，全是东洋人，不似自流井洋教堂里面，那些西洋人一样，是红头发、白皮肤、蓝眼睛、高鼻子那番奇怪模样。但在普通国人心目中，东洋人也是洋人，非我华夏子孙。
更何况，其时不说乡下农户人家，就是自流井街市的多数民众，没啥文化，对世界 (亦即 “天下”)的认知，相当有限，懂得的东西自然不多。只听那些读书人说，从 “东洋”日本，到中国来，如同从西洋到中国一样，都要坐大轮船，漂洋过海好多天。
中国古人的观念中，海是天的尽头。也因此才有天涯海角之说。中国人之所以把外国人通称为洋人，就是因为国人认定，这些人等，非我族类。他们是漂洋过海，从大海大洋那边过来的。
三位东洋教员中，数山根花子最年轻。她最初来树人学堂当教员时，年仅三十来岁。
山根花子五官长相一般，身材却很好。又是传统的日本女子，虽受过高等教育，言行举止方面，却不丢失日本文化传统。
最典型的是，每逢日本节日和学堂庆典，她都会穿上色彩鲜艳，样式别致的正宗日本和服，出现在公众面前。丝毫不在意人们投来惊讶的目光，以及公开或私下的种种非议。
树人学堂这三位东洋人，来中国也有些时候了，都会讲一点中国话。其中，要数教自然课的鹰野该吉，中国话说得最好，还是一口标准正宗的 “京腔”。
四川当地话，乃至自流井的本地土话土语，如果说得慢一点，他们也能听懂一些，但不大会说。
偶尔，他们会在没有学生和外人的情况下，模仿说它一两句。说完，用带点夸张的四川话，问问在场的中国同事，或彼此互问:“这样四川话，学得像不像?”
若是有人回答:“像，有点像。”
或是说:“咋子不像?像得很!”
三位东洋人，就会像小儿顽童一般，乐不可支的样子，甚至捧腹大笑。
当年四川内地自流井这些地方，尤其板仓坝这种乡下，学堂前不挨村，后不挨店，平常的日子，教员生活单调而寂寞。
课余闲时，这三位洋教师，除了在屋子里看看书，或是去琴房弹弹琴，唱几支歌解解闷外，也会走出学堂，或于山坡野地，或在乡村小道上走一走，散散步。
偶尔，逢到当地所称的 “赶场天”，三位洋教师，还会随周围赶场的乡民，沿大道步行十多二十里，去相邻的几个集镇乡场，赶赶场看看热闹。兴致来了时，也会掏点零钱，买些竹扇、竹子笔筒、民间刺绣等小玩意，或是新鲜瓜果蔬菜。
那天，三位洋教师到邻近的沙坪赶场，一进场口，立时引来好些从没见过洋人的乡民，前前后后对之围观议论。
一群乡下小儿，正在场口那坝子半坡上，仰头对着天上飞过的雁行，大声齐呼民谣:
雁鹅扯长，扯烂衣裳。回去补起，又来赶场。
一看见走进场街的三位洋教师，这些小儿，立时转过身来，望三位东洋人高声大喊:
“东洋人!东洋人!”
这群乡下小儿，又一阵风从半坡上跑下来，在三人后面追着跑叫，欢声笑语一片。有的不懂事的顽童，更是追着山根花子大喊:
“洋婆子!洋婆子!”
平时，每逢这种时候，那两男一女东洋人，多是不急不恼，并不多加理睬。有时心情好，还会善意对顽童小儿们笑一笑，既是打招呼，也是回应。
偶尔，其中最能说中国话的鹰野该吉，还会模仿四川话，对那帮顽童小儿回应两句:
“啥子叫东洋人?啥子叫洋婆子?我等是日本国人，都是亚洲人，不是啥子东洋人西洋人，更不是洋婆子。”
一群小儿们，顿时一个个乐得嘻哈打笑，追逐叫喊不停。
这天在沙坪场街上，那帮顽童小儿，一直追着三人叫喊。鹰野该吉就故意做出恐吓姿势，用模仿得不太地道的自流井当地话，对那帮顽童威吓说:
“小崽崽些，莫要乱喊!再乱喊，我等告跟你们妈老汉儿听!你们回去，谨防挨你家妈老汉儿打屁股!”
那群娃娃一听，顿时乐得哈哈大笑，随即又暴喊:
“日本人!日本人!日本婆子!”
“日本人!日本人!你那些外国花椒，麻不倒中国人!”
然后，一群娃娃在笑语欢声中一哄而散。
说到底，这帮乡村稚童小儿，虽说顽皮淘气，可心里到底还是有点怕洋人教师。万一，这些洋人当真去自己家里找大人告了状，回家后，肯定会挨妈老汉儿一顿痛打。
他们年纪虽小，也爱贪玩爱搞恶作剧，但多少也知道点，不管东洋人，还是西洋人，都是洋人。而洋人，不说家里的大人，连官府都有点怕，他等乡下人更惹不起。所以，他们搞恶作剧，并不敢太过分。
已是初冬日子。这天，天气晴好。上午，树人学堂周边，季节性弥漫在山野田间的那层薄雾，随风飘来飘去。若抬头往天上望，却依稀可望见太阳浅白的影子。午饭后，雾气开始消散，没一会儿，学堂里外竟然落满了明晃晃的阳光。
眼见天气好，下午又没什么课，两男一女三位东洋教师就相约走出学堂，去山野田间散步消闲。
三个人走出学堂，沿那条通沙坪场的大路闲走散心。此时雾气已完全消散，板仓坝一带，很是阳光明媚，
那条石板大道，三四尺宽，路边不时有竹丛掩映。三人往袁公桥方向走了一会儿，又拐入了一条田间小路。小路走完，来到一处有一片小树林的山坡。
三个人顺一条小道，往山坡上走。行至半途，其中那位理化教员冈本常次郎，首先提起话头说:
“不知两位注意到没有?学堂里面，那位神秘客人又来了。”
所谓 “神秘客人”，这一阵，一直是这三位东洋教师彼此心照不宣的一个话题。
走在前面的山根花子，回头看了冈本常次郎一眼，似有兴趣地接过话题说:
“冈本君说的那位神秘客人，我也看见了。好像是昨天夜间来的。”
说完这话，山根花子又看了看两位男同事。见他们好像都有摆谈下去的兴致，也就放心把话题继续下去。她对两人说:
“今天早间，我醒得很早。反正睡不着觉了，就早早起身。我去厨房打热水，偶然看见了那客人，正在小餐厅吃饭。”
山根花子把她当时看到的情景，兴致勃勃对两位同事做了仔细描述:
“那客人，身穿当地人说的那种毛蓝布长衫。我还看见，他脚上却是穿的一双草鞋。头上那些头发很乱，显得有些风尘仆仆，似是走了很多远路的样子。”
“我也看见过。”
一直没说话的鹰野该吉，这时插话进来说。他对两人说:
“我是今天中午午休时，上厕所碰到的。他一看到我，先是向我点头致意。后来，他还向我问了好，出于礼貌，我也客气回应了他。让我有点吃惊的是，他居然用的是日语，而且听得出来，他日语基础很好。点头问好后，好像怕另有人看见，就匆匆走掉了。”
几个人走了几步，冈本常次郎就向两个同事问道:
“你们说，这位神秘客人，到底是何等身份?来去无踪不说，每次都弄得神神秘秘，不大敢见外人似的。”
那两个同事听了，一时没作声。山根花子想了想，就说:
“我猜想，那客人，怕是革字头。”
山根花子所说的 “革字头”，其实是借用的中国人的叫法。当时圈子内外，都把革命党匿称 “革字头”。
又走了几步，山根花子说:“很多能说日语的中国人，都是革字头。主要是，这些年轻中国人，在咱们日本留学期间，开阔了眼界，接受了许多新思想。听人说，中国各地的革命党，大多是在日本留学后，由革命党领袖孙先生派回来的。”
这时，鹰野该吉停下步子，朝山根花子反问一句:
“你是说，那神秘客人，就是他们所说的革命党?”
山根花子点点头说:“我猜就是。肯定是。”
冈本常次郎想了想，他也说:“恐怕那客人真是革命党。”
说完，冈本常次郎对两位同事，露出一种宽容理解的善意微笑。
三位日本教师，当然知道革命党是什么意思。其时，中国所称的革命党，就是指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同盟会。
当时的日本，就是同盟会的大本营。被世人称做革命党的同盟会，正是革命党头子孙中山先生，当年亲手在日本创建起来的。
其时，几乎所有的同盟会，也就是革命党的重要领导人和骨干成员，基本上都是中国去日本的留学生。所以，山根花子才会说，“很多能说日语的，都是革字头”那番话。
当时日本社会，尤其知识分子中间，同情乃至支持中国革命党的人，不在少数。
这三位受聘来自流井树人学堂，当了一两年教员的日本教师，从内心里面说，其实也是暗中同情中国革命党的人士。
山根花子的亲哥，早年在东京帝国大学任教，他教过的中国留学生，一半以上后来都成了革命党。据说，还对其中两个中国留学生，传授过自制炸药的方法。山根花子受其亲哥的影响，一直对中国革命党存有好感和同情。
几个人那天议论评说的 “神秘客人”，就是在学堂里，人称张先生的那位。他不时从外地来树人学堂走一走。有时在学堂里住上一日两日，有时当天来当天就走。行踪不定，来去匆匆，给外人的印象，也有点神秘。
整个学堂里面，只有校董王作甘一个人，才知晓他的真实身份。这位所谓的 “张先生”，就是辛亥革命运动中，大名鼎鼎的革命元勋熊克武。
那天，三个东洋教师还真猜对了。熊克武本来就是一个革命党。而且，他不是一般的革命党，还是一个 “革命党头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