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克武这次来自流井，还真是为躲避官府的追捕，跑到树人学堂避难的。
光绪三十三年冬 (1907)，熊克武返川后，接受孙中山及黄兴的指示，在江安组织了有名的 “江安起义”。
起义之初，一切倒还顺利，革命党起义军，还一度攻占了江安县衙。可是，毕竟力量悬殊，在官军各方合围之下，最终江安起义失败。
起义军队伍被打散后，革命党幸存者各自逃生。熊克武为躲追捕，一个人孤身往长江下游跑了十数里。
在江边上，他好不容易找到一只小渔船。熊克武用身上仅有的两块大洋，买通渔船上那位老渔夫，送他冒险渡江。由此，终于躲过了官府层层追捕搜查。
过江后，他昼伏夜行，用了两个夜晚加一个半夜时间，潜行差不多两百来里。于昨日天亮之前，才逃至自流井树人学堂，投到王作甘这里躲祸。
原来，这树人学堂的主事王作甘，在日本留学时，与熊克武是同学，私交甚好。王作甘虽然不是革命党，但同情并支持革命党的事情。
两人先后从日本归国后，王作甘致力于办教育，以王家雄厚的财力，办起了这所当时在全川都算得上领风气之先的新式学堂。
熊克武却全部心力投入了以推翻清王朝，建立共和为宗旨的革命党伟业。
王作甘回自流井后，虽说致力于办教育，但思想观念上，却倾向于他那些革命党同仁。开设课程的时候，他特开了专门的历史课，由他本人，或是另一位已经成了革命党人的留日学生赵平羽，担任历史课教员。
每当历史课上讲到明末清初那段特殊时期时，王作甘着重向同学们讲“史可法赴海”“扬州三日”，以及四川的 “嘉定屠城”这些史实。经常讲得课堂上师生都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动情之处，年轻学生痛哭，王作甘等讲课的教员也哭。
江安起义之前，熊克武及他那些革命党同仁，就因王作甘这层关系，经常来往自流井树人学堂。有时小住数天，商议些事情，有时则是专来求助，私下为革命党筹措一点经费银子。
渐渐地，这自流井树人学堂，就无形中成了川南革命党一处重要的落脚之地。按官府的说法，是川南革命党的一个 “窝子”。富顺县衙及自流井分县衙门，多次接到过捕快探子以及 “线人”的密报，对板仓坝这树人学堂已经很加注意与提防了。
那个阳光明媚、风和日丽的冬日下午，三位东洋教师沿那条小路继续散心。
三人刚上一个山坡，正想立足稍憩，山那边，竟然传来一阵响亮的马嘶声。
突然听到马嘶声，三个人不免有点诧异。这里系乡间野地，虽说小道上也时有行人来往，但此路非交通要道，平时很少有轿马经过，哪来马嘶声?
他们急忙快步翻过山坡，站在山岗高处，朝传来马嘶声那边张望。
举眼望去，自流井通富顺县城那条石板官道，已然历历在目。不远处，有一条小溪流，在山野间蜿蜒。溪上有一座石桥，当地人称作 “袁公桥”。
袁公桥一侧，有座财神庙。因其地点偏僻，香火很少，近年已近荒废，终日难见人踪。可是，今日似有点不同。
远远望去，财神庙门前的一棵杨槐树上，居然拴着一匹枣红色壮马。显然，刚才他们在半坡上所听到的马嘶声，正是这枣红马发出来的。
三个人再仔细看过去，财神庙里边，以及庙后山坡那些丛林深处，隐隐约约，似有人影晃动。
山根花子等三位东洋教师，在那里看着望着，心里不免疑虑暗起。
却说这边树人学堂里，主事王作甘午饭后，一个人在办公室里，随意翻看校工才送来的最新 《民报》。这是他自留学以来保持多年的习惯，每天午饭后，要浏览一下当天送到的报刊，了解一些最新时政消息，才去卧室午休。
王作甘是自流井盐商首富王朗云所创王三畏堂的正宗传人，却是一位与时俱进的开明知识分子。这在当年盐商巨富后人中，很为难得。他留学日本的经历，让他无论在思想意识，还是在日常生活举止，乃至穿衣着装方面，都算得上开风气之先的人物。
平时，除了一些特殊场合，比如家族祭祖，或是去官府衙门拜会地方官，他才换上中式褂子外，在学堂里，无论在教室授课，还是在校长办公室闲坐，他都是一色西式衣装。春秋季着西装，有时还结领带。夏日则穿一身白色丝绸衣裤，出行还戴一顶时髦遮阳礼帽，一副新式知识分子派头。
有时，他会来到琴房，在那架显得笨重的大钢琴前坐下来，随兴弹奏些西洋曲子或中国古曲。兴致起了，他还会引吭高歌，唱日本小调，也唱岳飞 《满江红》，引来一帮男女学生在门外叽叽喳喳，评论不已，却又不敢跨琴房一步。
这天中午，王作甘把这期 《民报》上的消息，几篇主要文章，大致浏览过一遍，正想回卧室午休。这时，负责门卫收发的校工，匆匆进办公室来了。
校工神色有些不安，他向王作甘报告说，刚才在门房那里，有一位陌生男子要进学堂里面来。门房见这人既非学生家长，又不像办事的，就不肯放他进来。
陌生男子却声称，自己身上 “有紧要信件要送”，非要进去找学堂主事不可。
门房对这陌生男子仔细打量一回，见他虽一身平常乡民衣装，但说话语气，及眼神举止方面，不大像普通乡民，不免陡起疑心。
原来，因熊克武在树人学堂避祸，王作甘为防不测，曾专门向学堂的几位校工打过招呼。说是平时门房那里，不要放任何不认识的陌生人，随便到学堂里来。
看门的校工事先已得王作甘招呼，此时更加不敢大意，当然不肯放陌生男子进来。但又怕这人真有什么正事，万一给耽误了也不好。想了想，一面把这人挡在门房，一面让另一位校工进来报告。
王作甘听了，心里有些奇怪，这是哪里冒出来的 “送信人”?思索一阵，还是想不明白，就想亲自去门房看一看。
刚要出门，他又改变了主意。心想，熊克武前脚才进树人学堂，怎么后脚就有陌生人送信来了?这中间有没有什么名堂?
这样一想，王作甘就退了回来。他一个人在办公室闭门思索，凭直觉，他感到这个送信的陌生男子，来得有点奇怪。甚至可以说是，来者不善。
王作甘这样想，是有其道理和依据的。
就在不久之前，王作甘因事到省城。办事之暇，几个朋友在望江楼旁边餐馆小聚。席上，有位私交甚好的友人，将他拉到一边私下说，他从省城官场暗中同情革命党的官方人士那里，得到一个消息，说富顺县令王琰，对他王作甘和树人学堂，一直不怀好意。
据这位朋友说，王琰曾多次向省督府行文，密报富顺县革命党活动情形。其中，有些就涉及自流井树人学堂。王琰不仅怀疑他王作甘本人就是革命党，而且怀疑他主事的这个新式洋学堂，其实是革命党的一处秘密机关。
这位省城友人还说，据官场人士的了解，富顺知县王琰，是省内官场上比较典型的顽固派守旧派。此人虽仅官居七品，却一直有野心。
其时，各地闹起的革命党，已成清廷的心腹大患。久历官场的王琰当然明白，在革命党身上做点文章，是升官捷径。
由此，当年还在省城候补等实缺时，这位王琰，就曾向川督赵尔巽上密折，该密折称:“革命党以四川为多，四川又以川南一带的富顺为甚，这些人就藏在树人学堂。”
赵尔巽见了密折，从此对王琰大为赏识。后来富顺知县出缺，赵尔巽果然委王琰做了富顺知县。
补了实缺得了官位的王琰，并不满足一个县令位子。野心勃勃的他，总想着在知县位子上，干点什么能讨好朝廷以及上司的政绩出来，再获赏识高升。
王琰就寻思，如果在破获革命党的事情上，闹点什么动静出来，比如说，破获一个大的革命党案子，或者捕捉到一个革命党大人物，他一定能大获上司及朝廷赏识。
由此，富顺县衙在王琰主持下，查缉搜捕革命党不遗余力，在全省都很有名。
那天在望江楼一侧餐馆，王作甘听过友人这番善言提醒，当即陷入了沉思。
其实，就王作甘本人来说，他不是朝廷所称的革命党。以前不是，现在也不是，今后也大概不会是。他王作甘立志要走的，是发奋图强，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的路子，而不主张走暴力革命的路。
王作甘的朋友、同学、同事中，也多有革命党人。他主事的这所新式树人学堂，培养教育的众多弟子学生中，因受他的影响启发，同情支持革命党的，也不在少数。有些学生学业尚未结束，直接就参加了革命党。其中，还不乏革命党的重量级人物。
比如，这次来树人学堂躲避追捕的熊克武，就是同盟会的一个重要领导人。其他，如曹笃、吴坚仲、李世楷等友人，都是革命党。
又比如，从树人学堂走出去的学生夏之时，后来参加新军做了军官。辛亥革命爆发时，夏之时率所部新军起义，其后进军重庆。重庆建军政府时，夏之时做了军政府的副都督，成了四川辛亥革命元老之一。
至于富顺知县王琰这个顽固官僚，对自流井树人学堂的提防，王作甘自己，亦屡有亲身感受。为防不测，他对学堂里的一些举措安排，亦多有防范。
记得去年有一次，王琰带县衙一班官员及随从，事前不经通知，突然远道而来，造访树人学堂，试图打他个措手不及。
那天，王作甘正在办公室里，与一位教员商议课程安排的事，突然听到门房校工匆匆来报，说知县大人已经进了学堂大门。
王作甘吃了一惊。他猜不出王琰此来的意图，连忙对那教员低声吩咐几句。王作甘要他赶紧去教室里，通知正在上国文课的班级，要学生们立即换课本，等候衙门官员检查。
王作甘还叮嘱道:“学堂图书阅览室里的一些书刊，也要赶紧撤下藏好。快去，快去!”
布置完这些事，王作甘才镇静起身，出门迎接王琰一行。
出房门刚走几步，王琰及县衙一班官员随从，已经走过了大天井，离学生上课的那几间教室不远了。
“不知大人光临敝学堂，有失远迎。”王作甘赶上前迎着，一面向王琰致礼，一面客气说，“请大人先去客厅，叙茶小坐，洗洗风尘。大人一行休息一会儿，再去学堂教室视察指教。如何?”
“王主事客气了，”王琰微微一笑，有点莫测高深地说，“早听说树人学堂办得不错，就想来看一看，却公务缠身，一直没得合适机会。本县今日里往自流井分县视事，路过这边，就顺道来学堂走走看看。”
说着，王琰回头望随行的县衙典史、书办等几个官员一眼，又说:“是不是就不去客厅了，还是先去课堂看看再说吧。”
一班衙门官员，当然知晓知县大人此来的意图，连忙附和说:“大人说得对，先去课堂看看，就不必去客厅了。”
王琰带一班官员随从，当即来到教室。教室里，学堂小学班正在上国文课。王琰信步走过去，假装很随意的样子，拿起一个学生桌子上的课本，认真查看起来。却没料，这国文课本第一册，开篇第一句话就是:
“我生大清国，我为大清民，我拜孔子像，我崇孔子教。”
王琰先是一怔，随后点点头，连声说:“不错，不错。”满意而退。
之后，一行人又看了图书阅览室，除了他那些人一窍不通的外文书刊，也没发现任何与革命党沾得上边的东西。
他哪知道，教室里也好，图书阅览室也好，在得到王作甘派人打招呼后，所有官府违禁的书刊课本，都藏起来了，换成了他所看到的那些。为防意外，树人学堂学生的国文课本，平时准备的都是两套。其中一套，是专门应付官方检查的。
最后，王琰一无所获，带着一班官员随从，悻悻而走。
不过，有意思的是，王琰虽仇视革命党，对王作甘及自流井树人学堂多有异心，但当学堂在省内做出建树，在学界及社会上获得广泛声誉时，这个王琰，就立即摆出另一副面孔。
宣统二年 (1910)夏季，在那次四川省中等学生运动会上，树人学堂派出的运动队、歌咏队成绩斐然，惊艳全场，省城各界大加赞誉。自流井树人学堂为富顺县长了脸，增了光，王琰这个知县也觉脸上有光。
归来不久，恰逢树人学堂所办的师范班、体育班毕业。王琰不辞辛劳，亲来学堂参加毕业典礼，并在典礼上讲话。
其后，主人陪同王琰等贵宾，在客厅叙茶闲话。王琰突然对在座的王三畏堂经理王达之，以及王作甘说:
“达翁，甘翁，你们以后关于树人学堂的事对我行文，可以用咨，不必用呈。”
这是王琰自家放低身段，有点刻意讨好两位乡绅的举动。须知，旧时官尊民贱，等级制度森严，平民百姓乃至乡绅见地方官员，不仅须行礼如仪，有时还得下跪磕头。而有事要行文给官员，只能用 “呈”字，不可用“咨”字。
王琰对王达之、王作甘两人说，从今以后 “对我行文，可以用咨，不必用呈”的那番话，明显不合官场规矩，是在对两位乡绅示好。
然而，随着局势发展，一心想在革命党事情上，做点政绩出来，好在上司面前邀功求赏的知县王琰，对树人学堂，以及主事的王达之、王作甘等人，态度上就有了很大变化。这些情形，王作甘当然心知肚明。
此刻，王作甘断定，那陌生男子，十有八九是负有秘密指令的县衙侦探，化装而来打探动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