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作甘一个人在办公室思索片刻，为稳妥起见，他让校工把学堂里负责行政事务的刘管事，叫到办公室里来。
刘管事四十多岁，个子不高，却精明能干，善于应酬。平时协助王作甘处理一些行政事务，以及接待应酬方面的事情，办事比较有头脑，显得老练稳妥。
王作甘吩咐刘管事，先到门房那里去看看。若陌生男子真是个送信者，就接待一下。然后对这人说，“学堂主事的有事外出了，不在学堂里面”。有什么信，交给他刘管事就是了。
没一会儿，刘管事就回来了，果然带来一封信。
王作甘拿过来看了看，所谓 “紧要信件”，其实就是一张便条，写在一张极窄小的勾边纸上。当然，这便条，仍装在一个普通信封里。
王作甘打开那一勾边纸仔细看，上面写着以下两行字:
作甘仁兄:现运到后膛枪四十支，请你速来袁公桥。克武×月×日。
王作甘一看，大吃一惊。连忙问:“这送信男子，现在在哪里?”
刘管事说:“我让他待在门房那里，等候回音。”
王作甘想了想，即吩咐刘管事说:“你先带他到饭厅吃饭，你须一直陪着他，好生招待一下。”
停了一会儿，又说:“至于回音的事，等一下再说吧。”
刘管事懂得了王作甘的意思，当即表示照办，转身出门应付去了。
王作甘自己在办公室，关起门一阵紧张思索，认真考虑这事的由头背景，以及目前自己该如何处置。
当然，王作甘当时一眼即认出，便条上写的那些字，根本不是熊克武的字迹，是有人刻意模仿的。而且，熊克武眼下藏身在树人学堂的客房里，他人在身边，有什么话，当即可对自己说，哪里还会写什么 “紧要信件”?
更为荒唐的是，字条上甚至还说什么，“运到后膛枪四十支”?
自己非他们革命党成员，也从不过问他们那些内部秘事，熊克武哪里会运什么枪给我?况且，倘若真有这事，他怎么不亲自对我说?
显然，是有人在暗中设诡计，想引我去上钩。莫非，官府衙门那些人，已侦知熊克武踪迹，认定他正藏身在树人学堂里?这伙人是不是想搞个引蛇出洞的阴谋，趁机来个一网打尽?
王作甘想到这里，背上的冷汗都冒出来了。他深感一张网正向他张开，危险在即。
却说学堂外边山坡上，三位洋教师，一直驻足朝袁公桥那边张望，心里正不免有些疑惑。三人正看着疑惑着，走在前面的山根花子，突然停下步子，带点吃惊地叫起来:
“我想起来了，那枣红马，是富顺县衙王知县的马。一定是!去年那次王知县到学堂视察，骑的就是这匹马。我记得很清楚。”
“王知县到这里来，又不进学堂，他这是为什么?”鹰野该吉朝冈本常次郎发问说。
“是不是为学堂里面那位神秘客人而来的?”冈本常次郎说。
“肯定是，一定是!”山根花子有点激动，也有点惊慌地叫起来，“不好，他们是想抓他!所以埋伏在这里。”
三个人站在那里，正犹豫时，山根花子带决断地对两人说:
“不行，得回学堂去向王主事报信，叫他让那客人赶快逃走!”
说罢，她毅然决然转身就走。事不宜迟，鹰野该吉和冈本常次郎也跟在她后面朝学堂急走。
三个东洋教师赶回树人学堂，又急匆匆叩门进了校长办公室。
办公室里，只见王作甘主事正独自在办公室，一边喝茶，一边似乎思索什么。
见三名日本教员突然一齐来找他，王作甘略微显出惊讶之色。平时，日本教员不经事先联系或通报，是不会来校长办公室的。
“不好意思，未事先通报，就来打扰主事先生了，请多多原谅。”冈本常次郎等三人，朝王作甘例行施礼问候。
王作甘赶忙起身，请三人在椅子上坐下。又想出门招呼校工杂役，来为三名日本教员泡茶，却被他们拦住了。
“主事先生，不必麻烦了，我们有急事相告，只说几句话就走。”鹰野该吉客气说道。
“事情是这样的，”一边的山根花子，有点急迫地抢先说，“刚才我们出学堂散步，在袁公桥那里，发现有一匹马，一匹枣红马，我记得好像是富顺县王知县的马。另外，树林子里面还藏着一些人。真是奇怪得很呐。”
王作甘听了，已经完全明白过来。但他当着几位日本教员的面，不好做什么表示。
“我们怕这事于这间学堂和主事先生，会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冈本常次郎想了想，带点审慎地提醒说，“我们就回来向王主事打个招呼。请主事先生务必多加小心才好。”
冈本常次郎等三名日本教员的报信，让王作甘更加相信，他刚才的判断是准确的。这肯定是官府针对他和树人学堂布下了什么阴谋，而背后目标，恐怕仍是被官府认定为革命党头子的熊克武。不过，此时的王作甘，仍显得很冷静。
他首先谢了三位日本教员。鉴于身份所在，事情又很敏感，他也不好多说什么。只是沉静地对他们说:“请放心，我会把事情处理好。”
三位日本教员见报信目的已经达到，彼此望了望，满意而去。
待三人走后，王作甘个人在办公室踱了几步，此时他已完全冷静下来。思索一阵，他很快寻得了处置办法。他当即出门，让人将学堂里人称三伯的校工唤来。
三伯正在自己工具房里，修理学堂那些弄坏的桌子板凳，干得仔细认真。听说是王作甘有事叫他，就丢下那些待修桌凳，匆匆赶到校长办公室。
三伯姓周，四十多岁，个子不高，也没读过啥书，却面相憨厚，为人实在。他是王家一个族人的远房亲戚，被介绍来树人学堂当校工的。在学堂里弄点勤杂跑腿这些事。他在乡下干过一阵木匠活，有空就自家弄些工具，为学堂修理那些弄坏的桌椅板凳。
三伯当校工三年多，一向办事可靠，又有族人亲戚这层关系，就很得王作甘信任。每有什么重要的，或涉及机密一点的事情，王作甘都会交给他办。而且迄今为止，三伯所办的各样事情，没出一点差错。
一进办公室，三伯见校董兼主事王作甘一脸肃穆，平时的沉稳面色中，略有焦虑状，他就猜想，今日里，一定有什么重事儿，要交给自己去办。
果然，坐在办公桌后面座位上的王校董，端起桌上茶碗，轻轻喝了一口茶，才抬眼望望三伯，开口说，今儿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必须马上去办。
三伯习惯性地应了一声，点点头，表示自己听见了，也明白了。
王作甘神情郑重地对三伯交代说，要他丢下手中事情，马上将现今住在学堂客房里，那位叫张先生的客人，护送去大安寨公馆里面去。还要他对公馆那边的人说好，安排张先生在公馆小住几天。
当时，王家在大安寨有一处豪华公馆，是当年王三畏堂祖辈留下来的。公馆是个典型的中式四合大院，无论建筑，也无论庭园，皆设计考究，风格典雅。虽历经数十年风雨，处处显出陈旧模样，但那阔大布局，恢宏气象，在大安寨各色公馆中，仍属上乘。
王作甘从日本留学归来后，接过了掌管三畏堂祖业的重担，把家也安在了这里。不过，有留学经历的王作甘，对祖辈留下的那份明显呈下坡路走势的实业，已经没有多大兴趣，更无热情和信心去挽救它。
相反，他从日本的后来崛起中受到启示，决心走教育救国的路子。这才有了他不顾族人的反对之声，坚持倾巨资创办了板仓坝王氏树人学堂。
办起树人学堂后，王作甘的主要心思和精力都用在学堂的教学和管理上，井灶制盐那些传统祖业交给了家族其他人经营管理，他自己很少过问。
因之，王作甘多数时间，都一个人住在板仓坝这边。除了寒暑假回公馆度假，以及节假日或家族里的一些重要日子，他回家里待两三天，一般时间他难得上寨一次。
这时，王作甘想到，最稳妥保险的做法，就是将熊克武送到大安寨自己家里，暂时安置下来。
眼下，只有家里最保险，也最可靠。将这阵风头躲过后，视各方情形再作打算。
王作甘对站在面前的三伯交代说:“走时，你和张先生不可走大路，要找小路走，尽量避开外人注意。”
三伯应了一声，点点头，说:“我知道。”
王作甘又嘱咐道:“一定要谨慎小心。不要让外人看见不说，一路上，也不能走漏风声，让外人知道。”
三伯又应一声，说:“我知道。”
王作甘想想，还说:“还要告诉公馆里的人，任何人都不要把张先生暂住公馆的事，拿到外边去说。”
三伯还是应一声:“我知道。”
王作甘又说:“将客人安顿好之后，不管时间再晚，你都得赶回板仓坝来，向我报告一切。你听清没有?”
王作甘把这些事一一交代完毕，三伯这次没仅仅说个 “我知道”，而是说了句:“校董放心，这些事我会办好。”转身领命而去。
让三伯将熊克武护送走后，王作甘这才松了一口气。他在椅子上坐下来，刚揭开茶碗盖，喝了两口茶水，刘管事就进门来了。
刘管事向王作甘报告说，送信的那陌生男子，现在吃完饭，正安排在会客室喝茶抽烟待着，自己就进来请示打发处置方案。
既然三伯已将熊克武送走，王作甘这时已无后顾之忧了。他心里面放宽了，胆识也出来了，觉得不能就此不明不白吃个哑巴亏，也要给那个老奸巨猾的知县王琰一点颜色看看。哪怕他就此恼怒了，要带人进学堂来搜一搜，也弄不出什么名堂，找不出任何证据。
这样一想，王作甘心头的主意也就来了。他转身在办公桌上，把那张小勾边纸便条，仍旧装回那个信封里。然后取支毛笔，匆匆在那信封上，写下一行小字:
本人从不认识这个叫克武的人，此信退回原写信人。作甘×月×日。
写过，王作甘把那信封交给刘管事，说:“你转去对那送信男子说，学堂主事刚才已经回学堂来了。看了这信，说他并不认识这个叫克武的人，让原信退回。”
刘管事接过那信封，转身要走，王作甘又把他叫转来，交代说:“你另外拿几文铜钱，打发那送信男子，叫他今后也不要再送这种信来了。”
刘管事回会客室，照王作甘吩咐，把那送信男子打发走。
王作甘安排三伯将熊克武送走后，他又在那里认真思索一阵。为防意外儿，过了一会儿，他也出后门，从小路出走。
知县王琰亲自带着一班捕快兵勇，一直在袁公桥那里守候。过了好些时候，才见到送信男子交来的回信。他拿过回信，看了又看，不觉眉头深皱。从回信中，王琰方知道对方不上钩，顿觉气泄。
王琰这才知晓，王作甘虽说是一介书生，也不是那么头脑简单，轻易好骗的。眼下，对方不肯上钩，他处心积虑设下的圈套，也难以实现，看来又是白忙一阵了。
但王琰仍不死心，他又将送信男子，唤过来仔细询问。
王作甘此前的判断是正确的，这人的真实身份，正是县衙捕房的一个密探。他化装成一名当地送信人，进入树人学堂后，无论是在门厅等候，还是刘管事陪他在饭厅用餐，以及饭后在会客室喝茶抽烟一个人待着，他一直在暗中注意观察，打探学堂的各方动静。
不过，就他一路所见，学堂里面，似乎未见什么异常情况。
这捕房探子，把送信详细经过，以及学堂的各种所见，原原本本向王琰汇报了。又摸出刘管事打发他的那几文铜钱，拿给王琰看。也说了学堂王主事让刘管事转达给他的，“叫他今后也不要再送这种信来了”那番话。
王琰听后，细小的眼珠子转了几转，一时没作声，心里却好生狐疑。思忖片刻，他挥挥手，让那捕房密探退下。又发话道，学堂打发探子的几文铜钱，也让他自个揣荷包去了，不必交公。
这时，有手下亲信县衙门朱师爷，走过来低声向王琰建言说:
“大人，在下倒有个主意，不知可行否，此刻说出来供大人定夺。这就是，此番既然来了一趟，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带人去学堂里面，借故搜它一搜。哪怕抓不到官府通缉追捕的那个革命党头子，或许能查获一点什么证据，也算不冤枉走这一趟。”
见王琰转着眼珠子没作声，朱师爷又进言说：“大人，常言道，雁过留声，人过留迹。若是那革命党头子，真在这树人学堂里躲过待过，甚至私下谋划过革命党那些非法事情，在下认为，只要认真查找，也不难找到一些相关证据和线索。况且，借此机会，向树人学堂王主事那些人敲打敲打，意在敲山震虎。借用此举，给学堂那些人一个警示，让他等于今后在革命党事情上，有所收敛甚至转弯，于朝廷也是好事情。不知大人，以为如何?”
王琰听了朱师爷这番进言，眼珠子一直转动不停，却始终没有作声。朱师爷看王琰那神色，知道他有所顾虑，正想再说点什么，却被王琰一个手势制止了。
出乎朱师爷所料，王琰小眼珠子转了几转，回头向带队设伏的衙门总捕头，以及一名带队的清兵 “绿营”哨官，下了全部撤退，当即打道返回县城的命令。
朱师爷的猜想不错，王琰迟疑再三，不敢动作，其心内的确是有所顾虑的。
主要有两点:一是，王作甘毕竟是当地有名望的乡绅士子，又有留学经历，各方故旧同学很多。况且，这自流井树人学堂，是在川省都有很大名气的新式学堂，省督都知晓。在没确凿证据之前，贸然带衙门捕快兵勇入内搜查，真正搜到了什么还好说，万一什么都没搜到，反而被对方抓住弄成事端，这可就难收场了。
二是，这树人学堂里面，聘有几名洋教师。刚才有捕快兵勇也看见那几个东洋教师在小路上散步，不知为什么又停下来，最后返回学堂里面去了。万一在搜查中，这些洋人突然借故发难，生出些什么事情来，那就麻烦了。最怕是，几名洋教师，万一再要把事情闹大，去惊动该国领事馆，闹成一个“外交事件”，那他王琰的麻烦就大了。朝廷一旦追罪下来，省督要保他也保不住。丢官去职事小，弄不好，进大狱流放充军，那才不值。
所以，这天王琰眼看张网设伏的企图未能得逞，又见天色渐晚，只好认输收场。一行兵马无功而返，打道回了县城。
王琰这次设计缉捕革命党头子熊克武的计划，虽说没有成功，但他在富顺县境内查办搜捕革命党，可谓不遗余力。省上那些一贯仇视革命党的顽固派官员，自然看在眼里。
不久，王琰果然获得了升官的机会，从富顺县令任上，升迁至位置关键的成都县衙任知县。
再以后的辛亥年，“保路运动”闹起，风潮席卷全川，影响波及全国。清廷慌忙调派有 “赵屠户”之称的强势人物赵尔丰，接任四川总督。一向对革命党持强硬态度的王琰，深得赵尔丰赏识信任，成了赵的左右手。几个月后，在赵尔丰制造那场在省城 “开红山”的 “督府血案”中，王琰亦起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