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那个婴儿，这时刚刚被喂饱了奶，正躺在王志松家炕上安适地熟睡着。他睡得非常香甜，不时地吮着小嘴唇，不时地微笑着。
王大娘在做针线活。志松的妹妹小珍，伏在孩子身旁，不眨眼地瞧着那孩子可爱的睡态。
“妈，您看呀，他睡着了还笑呢！”小珍快活地说。孩子给这少女增添了许多新鲜的乐趣。
母亲没吱声。
“妈，您为啥不喜欢他啊？”小珍爬起身，推了母亲的肩头一下，说，“因为不是您亲孙子，是我哥替别人抚养的，您就不喜欢哇？”
母亲仍没吱声。
小珍搂着母亲的肩膀，撒娇地问：“妈，你怎么又不高兴啦？”
“妈没不高兴……”母亲叹了口气，“快写作业去吧，别跟妈撒娇了，都十五六的姑娘了！”停了手，自言自语，“也不知你哥哥和你淑芳姐的关系咋样了……”
小珍从母亲身边离开，走到桌旁坐下，刚拿起笔来，忍不住扭头对母亲谴责道：“咋样了？不吹才怪呢！还不是因为您，总对我淑芳姐那么不冷不热的！”
母亲又叹了口气，也自责道：“想来想去，是因为妈不好哇！可那时，妈一心希望的是你哥返城啊！家里连个劈硬柴的人都没有，妈这日子过得为难啊！再说，淑芳这姑娘到底能不能成了妈的儿媳妇，妈心里也没个数啊！生怕你哥哥是白白地把返城的机会让给了人家……”
“所以我淑芳姐以前每次一来，您就冷下脸，连句亲热话也没有！现在我哥哥返城了，您身边有个儿子了，又想要个儿媳妇了？晚喽！我哥打着灯笼再也找不到我淑芳姐这么好的媳妇喽！”小珍用十分替哥哥惋惜的语调说。
“你哥哥嘴上不说，心里还不怨妈一辈子啊？”母亲后悔得伤心了，放下手中的针线活，撩起衣襟拭眼角。
“妈，我胡乱说着玩呢，您别当真，我看我淑芳姐是知情知义的人，绝不会因为您以前对她不好，就把我哥哥甩了……”小珍放下笔，又赶紧走过来，坐在母亲身旁劝慰母亲。
这时，街道主任敲了几下门走进来。
“是主任啊，快坐吧，有事儿？”母亲连忙起身让座，随后吩咐小珍，“给你大妈倒杯水。”
“别倒，我不喝。”主任摆摆手，又是诉苦又是自我表功地说，“唉，这些日子啊可把我忙坏了呢！光咱们这一片呀，返城知青就七八十，又是落户哇，又得登记找工作哇，又是挨家挨户地慰问慰问哇，又是……什么什么的！”
母亲说：“主任，可不是够您辛苦的嘛！当年，您挨家挨户动员他们下去，如今又是挨家挨户登记给他们找工作。这些年您可就是没清闲过呢！”
“嗨！”主任拍了一下炕沿，说，“别提当年了！提当年我心中有愧呀！有些够条件留城的，也叫我给逼走了，这些孩子如今说不定心里多恨我呢！可当年我也是没办法呀，毛主席他老人家一个号召，全国一片红，我们当街道干部的，不积极鞍前马后动员行吗！你们家志松没背后骂过我呀？”
“他可没有！”母亲立刻替自己的儿子担保。
“就是骂了，您也不能告诉我呀！”主任笑了，收敛笑容后，目光落在孩子身上，说，“小珍，你出去玩会儿，我和你妈说几句话。”
小珍不高兴地噘起了嘴：“我不！外边挺冷的。我知道你们要说这孩子，这孩子又不是金的银的，难道会是我哥偷来抢来的不成？你们说吧，我堵上耳朵不听就是了呗！反正我不出去挨冻！”
母亲瞪了她一眼，训斥道：“别跟你大妈说话这么没礼貌，快出去！”
小珍哼了一声，不情愿地出去了。
主任这才看着母亲说：“志松他妈，什么事儿呢？是这么回事儿！派出所负责落户口的人呀，今天又把我传去了，说你们家志松的户口哇，还不能落……”
“不能落？”母亲急了，“别人能落，为什么志松不能落？他的返城手续不全？”
“您先别急嘛！”主任离开椅子，坐到炕沿上，和母亲之间隔着那孩子，挺神秘地说，“是因为这孩子呀！人家问志松，他到底结没结过婚，他说没有。那么人家当然就要问这孩子是哪来的啦，他说是替别人抚养的。人家又问孩子叫什么名字呀，他支支吾吾地答不上来，还要以父子关系跟这孩子同时落户！抚养，也得有个什么手续呀，人家再追问这孩子的父母都叫什么名字，在哪儿工作，为什么要他抚养这孩子，他都说不出个四五六来，还嫌人家追问得多了，对人家发脾气。志松这孩子小时候可没什么脾气呀，怎么返城回来变得脾气大极了呢？人家也生气了，说不弄清楚这孩子的来历，连他自己的户口也不给落！”
母亲一时发起怔来。
主任瞅着那孩子，心直口快地说：“我看呀，这孩子八成就是你们志松自己的！您瞧瞧，脸盘多像他，还有那高鼻梁！这几年，上山下乡的知青中，没结婚就生下了孩子的不少，也算不了什么太丢人的事儿。志松要是舍不得这孩子呢，就该对人家客气着点，我再替他通融几句，写个书面儿检讨什么的，也就一块落上了！志松他要是舍得了这孩子呢，我倒有个主意，不算两全其美吧，也算个好主意。前街老张两口子，结婚五年多了，想要孩子都快想急眼了，却整不出个孩子，我看这孩子长得怪体面的，莫如趁不懂事儿送给了他们。当然不能白给的，五百六百的他们还拿得出。你们家正在困难的关头，也能接济一阵子。再者，志松拖着个孩子，将来找对象都麻烦！”
母亲怔怔沉默许久，低声说：“这，我可做不了主，得跟志松商量商量……”
2
王志松走出铁路局粉刷成米黄色的三层大楼，觉得阳光是那么明媚，天空是那么蔚蓝，每一个行人都是那么可亲可爱。他那颗返城后一直无着无落的心，第一天感到多少安定了些。
他大步走着，舒畅地呼吸着初春潮湿的空气，体验着一个即将有了工作的人那种感激生活的心情。
马路上的雪，这几天开始化了，露出了柏油路面。培在人行道两旁树根下的雪还没化尽，但也在温暖阳光的照耀下往泥土里渗透着。树枝已不再是光秃秃的，开始生长出无数的小芽苞儿。第一场春雨之后，树木就会挂满嫩绿的小叶了。
还是春天比冬天好，他一边走一边这么想。在返城的最初日子里，对于城市的那种种愤怒，像关在笼子里东扑西撞的鸟儿，被打开笼门放飞了。
铁路局的领导对他很不错，挺亲热。他们答应了他的请求，批准他以接班的名义到铁路来工作。几天后，他就可以穿上一身崭新的蓝色的铁路工作服了。终于在这三百多万人口的城市中占据了一个点，而且这么快这么顺利！他完全没有想到。
“要接父母班的人很多啊，光铁路系统，少说也有两三万！许多当父母的为了早点儿让返城待业的孩子有个工作，不到五十岁就打报告申请退休哇！能都照顾吗？一下子减少了两三万老工人，增加两三万没有工作经验的年轻人，我们可下不了这个决心啊！不过你例外，因为你父亲是烈士。”
铁路局的领导对他说的这一番话，更加使他感到自己在二十几万返城知青中是很幸运的一个。
那位领导还带领他去参观了铁路工人事迹展览馆。父亲放大了的遗像悬挂在那里。父亲是一名老铁路扳道工，两年多以前父亲用自己的生命避免了一次铁路事故，被火车轧为三段……
“儿子，要孝敬你妈，要疼你妹妹。”
父亲从相框中阴郁地望着他。他仿佛听到了父亲在对他叮嘱。
时间刚过中午，他不饿，也不愿这么早回家去。他想在这座城市里到处走走，到处看看，他不属于这座城市整整十一年了。它对他来说是那么熟悉，可又有许多地方令他感到非常陌生。他有种强烈的欲望，想寻找到什么。寻找什么呢？他一点儿也不清楚，一点儿也不明确，但心里确确实实存在着那么一种欲望。也许只是想要在现实中对比一下记忆中长久保留的某些事情而已。
经过市委大楼前，他不由得站住了。他注意到，“文革”中“市革命委员会”的白底红字的牌子，被摘掉了，换上了“文革”前的“市人民委员会”的牌子。还是白底红字，还是那么大小，还是挂在那个地方。两块牌子所不同之处，仅仅在于“革命”和“人民”的区别。但这种区别，却代表了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文革”前——“文革”中——“文革”后，好比温度计上的“0”。
他想：看来无论是“革命”还是“人民”，都最适合用醒目的白底红字来加以显示，都最适合那么大小，都最适合挂在那个固定的地方。他进而又联想到了代表这座城市的天鹅雕塑。它在“**”中被砸毁了，人们将来还会重新雕塑一个，仍是原先那种姿态的，仍是原先那么大小的，也仍在原先那个地方——松花江畔，青年宫前。仿佛想要飞过松花江，飞到太阳岛去似的。
一场历史性的劫难终于是过去了。他站在那里，内心已经没有了当年那种**，那种**，只有一种类乎凭吊的沉思。当年他是一个中学生，如今他已经快三十岁了，早到了该结婚的年龄了。他不想再激动，唯愿能安安稳稳地开始生活。而且他确信，生活本身也肯定早已消耗尽了能使他和他这一代人像当年那么激动起来的力量了。那种巨大的激动，如同运动员注射了超浓度的兴奋剂以后进行的竞赛，一到终点，人就垮了。那是摧毁人的机体也摧毁社会机体的失常态的力量。即使生活本身仍奇异地具有这种力量，他也不甘再为这种力量所驱使了。他累了。他曾为“革命”两个字怎样地激动过啊！可是那块被换掉的写着“革命”两字的牌子，宣告他不过是参与了一场举国癫狂的政治游戏。写着“人民”两字的牌子仿佛正睥睨着他，用嘲弄的语调在对他说：“老弟，人民万岁，不需要革命！”
去你妈的“革命”吧！他想。老子今生今世再也不会参与那种“革命”了！让没玩过的下一代再陪你们玩吧！如果他们还像我们这一代当年那么真诚得可悲，那么热忱得愚昧，那么激动得白白浪费感情的话！他仿佛觉得自己血管里时至今日仍沉淀着什么非血质的东西。这种东西会不会使人得心肌梗死，他不知道。但这个国家是进行了一次重大的手术才获得了转机，这他完全明白。这一页翻过去了的历史无疑是严峻的危机四伏的，但留给他这个戴过“红卫兵”袖章的人的记忆却是历历在目的被出卖被强奸般的羞耻！
有多少个日日夜夜，在这里，在市委大楼门前，聚集过成千上万的人群，为了“革命”，以“革命”的名义展开辩论、进行演说、发生冲突乃至武斗。这台阶前的方形石砖地，曾被鲜血染红。
他第一次来到这里，是在老师的带领之下，是他在“无产阶级**”中的第一次“革命”行动，一次自觉的“革命”行动。
他还记忆犹新，那一天，全校师生都坐在操场上，听“文革领导小组”的人传达什么文件。一位教政治的老师从校园外骑着自行车飞驰而至，一直骑到传达者的桌子前才跳下车，他夺过话筒大声疾呼：“革命的教师们，革命的同学们，有一小撮暴徒无法无天，居然公开在市委大楼前张贴反动标语，写的是：市委不革命，就罢他娘的官！大家想一想啊，市委是在党中央领导下的共产党的市委，共产党是我们的亲爹娘，他们要罢市委他娘的官，不就是要罢党中央的官吗？我们能答应吗？他们正在烧市委大楼啊！十万火急，我们要去捍卫市委呀！革命的教师们，革命的同学们，考验我们每一个人的革命性的时刻到了！”
这位教政治的老师振臂一呼，全校师生立即响应。于是一千七百多人打着一面横幅大标语旗，浩浩****涌上街头，奔往这里。标语旗上写着：誓死捍卫市委。
至今他仍然认为，当时他们一千七百多人那种情绪，那种激动，那种预备以鲜血和身躯去捍卫什么的精神，是十分真诚而又十分真实的。
没有经历过“**”的人也许会嘲笑这一点，那就让他们去嘲笑吧，他想。某一时期的历史可能本来就是供后人去嘲笑的。那么这一时期的人们又如何能逃脱被嘲笑的命运呢？
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命，一代人也有一代人的命。一个人的命运摆布这个人，一代人的命运也摆布这一代人。命运和心肺同在。
他忽然有些暗暗惊诧，觉得自己的思想颇有点儿思想家的意味。命运和……心肺……不错的联系！我从什么时候起开始爱胡思乱想了呢？他对自己有些不解起来。他反复咀嚼自己的思想，又觉得和迷信的老太太们认命的思想并没什么大区别，也丝毫不比她们深刻。
看来我他妈的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思想家，连个平庸的思想家也不可能成为。
他不禁自嘲地苦笑了一下。
他的注意力转向了人行道上一株躯干倾斜的老柳树。
当年，他们的队伍就是在走到这株老柳树前时，被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兵团”的“红卫兵”们拦截住的，他们那条横幅大标语也被扯掉了。
“十九中的老师和同学们，‘无产阶级**’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的，为的是将各省市、地、县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从党的领导机关中清除出去！你们一不捍卫党中央，二不捍卫毛主席，却要誓死捍卫被一小撮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阴谋家所盘踞所把持的市委，你们意欲何为？难道你们要与党中央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对抗吗？！”一个军工“红色造反兵团”的“红卫兵”就爬在那株老柳树上，手持话筒慷慨激昂地对他们演说。
那时，“红卫兵运动”刚刚在这座城市的几所重点大学里兴起，他们那所中学还没有成立任何“红卫兵”组织。
身穿军装、腰扎武装带的军事工程学院的男女“红卫兵”们，虽然不戴领章帽徽，但却一个个英姿飒爽，斗志昂扬，豪情勃发。在他们这些中学生看来，对方真像一批十分年轻的革命家，像电影《青春之歌》里的卢嘉川们，像“五四运动”时期和“一二·九”运动时期的革命学生领袖们，敬意从中学生们心底油然而生。
那个演说者的话语是怎样地征服了他们这些中学生啊！是啊，一不捍卫党中央，二不捍卫毛主席，一千七百多人只打了一条横幅标语，却写的是“誓死捍卫市委”，多么荒唐的行动！而且更主要的是，市委大楼并没有在熊熊燃烧，不过有一条“火烧市委”的竖写标语从楼顶垂下来。
他们感觉到自己受蒙蔽了，上当了，扮演了与“革命”背道而驰的不光彩的角色。
那个爬在树上的演说者以充满革命正义的声音高声疾呼：“革命”不分先后！造反不分早晚！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
于是他们一千七百多人的一支队伍，就在一阵阵“革命”的口号声中，四散而溃……
那一天，他心里怀着一种真实的羞耻感回到家里，将自己的校徽从衣服上拽下来，扔进了炉子里。
他耻于再佩戴十九中学的校徽。
也就是从那一天起，那位教政治的老师，成了全校学生的罪人。每一个十九中学的学生都认为他是败坏了十九中学声誉的人，不可饶恕。他似乎也知道了这一点，再也没在学校里露过面。全校第一个“红卫兵”组织宣布成立那一天，传来了他在家中上吊自杀的消息……
也是在这个地方，在一个秋雨潇潇的夜晚，一名大学生以悲愤的语调向人们进行演说：“革命的市民们，革命的群众们，‘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是在我们的浴血奋战中诞生的！可是，东北的新曙光刚刚升起之际，‘革命委员会’竟指使一伙武斗暴徒，向我们，曾为它的诞生浴血奋战过的造反派战士，发动了有预谋有部署的突然袭击，抓走我领袖，捣毁我总部，打死打伤我战友，妄图置我们于死地而后快！兔死狗烹，狼子野心何其毒也！我们现在以革命的名义，以我们死难战友的妻子、孩子、父母和一切亲人的名义，向全市人民募捐！”
那个大学生的形象，至今印在他记忆中，难以被时间抹去：戴眼镜，头缠纱布，没穿雨衣，一绺湿发贴在额前。路灯将他的脸映得异常苍白，雨水顺着他的衣裾往下淌。还有两个女大学生，抬着一个大笸箩，也没穿雨衣，在潇潇秋雨中肃穆地站立着。
“为了失去父母的孩子们，为了失去儿女的父母们，为了失去丈夫的妻子们，我们向全市……”悲愤的声音，在夜空回**。
一支哀默的队伍从人群中穿过。他们肩上抬着担架，担架上盖着白布，白布下显出僵硬的尸体的轮廓……
一只只手，男人的手，女人的手，老人的手，孩子的手，纷纷伸向那个大笸箩……
十元的，五元的，二元的，一元的，五角的，二角的，一角的，五分的，二分的，一分的……
在那个夜晚，究竟有多少人，将多少钱投入了那个笸箩？一个永远不被人知的数字。
那时，他已经从“红卫兵”组织中退出来了，并且不再想加入任何一个“红卫兵”组织。学生惨打老师这类事，在他心中造成了很大的刺激。他不能忍受这种“革命”的行为，甘愿做一个没有组织的“散兵游勇”，可他还是整天在全市到处奔走。哪里有演说，哪里有辩论，他便出现在哪里。在全市各处留下了许多张或者表示支持，或者表示同情，或者表示抗议的大字报。
那一天，他将兜里仅有的三毛七分钱捐献了。从市委到家，有很远的路，他连乘车钱也没给自己留下。
如今回想起来，他觉得当年自己是多么不可思议啊！在那个雨夜，在这个地方，无数的男人、女人、老人、孩子、工人、学生，也是多么不可思议啊！而募捐的大学生如果是骗子呢？不，这种可能根本不存在。那是一个政治的年代，即使欺骗，也更多的是在政治方面。
他忽然产生了一个念头，觉得自己应该开始写写关于“**”的回忆录。
让历史尽情嘲笑我们这一代吧！他想。不过我们这一代还没完蛋呢！我们还没老呢！我们不是已经又回到城市里来了吗？看我们将会继续怎样生活吧！看我们将会再如何表现我们的存在吧！城市，城市，你欠我们的，你骗了我们的，我们都要向你讨回来！
一个在市委门前巡逻的武装警察，走到他身边突然问：“你老站在这里干什么？”
他斜视了对方一眼，大为不敬地回答：“不干什么，就是愿意在这里站着。”
对方用警察们特有的目光审视了他一番，命令道：“走！别在这里站着！”
到处都有人干涉你，这他妈的就是城市！他挑衅地反问：“我在这里站着有碍观瞻吗？”
对方瞪着他，警告：“叫你快走就快走，别自找没趣！”
他感到受辱了。这小警察看去不过二十来岁，长着个鹰钩鼻子。他真想使劲揪住对方的鼻子，使对方出出洋相，狼狈狼狈。
但他没有这么做。他知道任性地这么做了会惹出什么麻烦。他眯缝起眼睛瞧了对方片刻，用不屑的目光弥补了自己受辱的心理之后，才悻悻地走开。
3
他想到母校去看看。于是便跑着赶上了一辆公共汽车，乘了三站，怀着放了很长很长时期假盼望早点儿开学的小学生的心情来到了母校。
正是上课时间，校园里一个人也没有，静悄悄的。滑冰场融化了，如一个人工围造的小湖，水平如镜。他走到冰场外换鞋的木凳前坐下去，出神地注视着“湖”面。十一年没进过母校的大门了，十一年没滑过冰了。
母校——不知是谁创造的这个词，它将学生对于自己读过书的学校那种感情表达得多么准确！
他耳边仿佛听到了冰球两队激烈争战的种种声音：球拍击球的声音，球拍击球拍的声音，冰刀刹冰骤停的声音，呼叫声，呐喊声……
当年，冰场曾给他带来极大的骄傲，使他在女同学面前高贵得像一位英名遐迩的骑士。
他自矜地微笑了一下，站起来朝教学楼走去。教学楼的窗框全修好了，玻璃也全镶上了。他抬头仰望着，判断和印证着哪几个窗口是保留在他记忆中的窗口——三楼，左数第四个、第五个，还有第八个，对，就是这三个窗口，当年曾用沙袋和耐火砖构筑成工事……
他像个幽灵似的悄悄走入了教学楼，走到了二楼自己当年那个班的教室门外，站在门侧，踮起脚，从门窗向内窥望。
一位陌生的、很年轻的女教师正在讲代数题：“那么，我们将Y代入公式X=2Y，于是，X=7，Y=3.5……这道题就解出来了……”
女教师的声音很明朗，口齿清楚。
讲得不错，没那么多废话。他给她下了一个良好的评语。
女教师瞟了一眼手表，说：“还有二十分钟，大家开始做第二和第三道习题。”说着，用一个仿佛习惯了的优雅的动作，将半截粉笔轻轻丢在粉笔盒里，迈下了讲台。
他还希望她讲一道题，她却不再出现在讲台上。
他掏出烟盒，吸着一支烟，不死心地期待着从门窗再窥望到女教师。
他不但认为她课讲得不错，而且还认为她长得挺漂亮，不乏某种女性的风度。
从别的学校调来的，还是刚从师范大学毕业分配来的？在这么一位女教师的班里学习，大概每一个男学生都想争当数学课代表吧？他有点儿嫉妒他们。
“你找谁？”
他转过身，见是一位老校工。
“不找谁，随便看看。”他吐出了一缕烟。
“随便看看？这又不是市场，有什么好看的？还吸烟！把烟掐了！你怎么一点儿学校的规矩都不懂？上过学没有？”老校工一边说，一边不客气地往楼梯口推他。
他掐灭烟，揣进兜里，尴尬地笑着说：“您别推我呀。要是我没认错，您是杨大爷吧？”
老校工已将他推到楼梯口了，听罢他的话，不由得站住，歪着头辨认他那张胡子拉碴的脸。
“我是王志松呀！当年冰球队的，您不记得了？”
“我记得你干吗？”老校工对他这个当年为母校争得过无数次荣誉的鼎鼎大名的冰球队长竟毫无特殊印象，不免使他大为扫兴。
他搭讪着问：“孙老师还在吗？就是我们初三四班的班主任孙桂珍老师……”
“她调走了。”
“教语文的庞颖老师呢？”
“退休了。”
“教政治的……”他的话问一半又咽回去了——他刚才在市委大楼前还想到这位老师，此刻却忘了这位老师早已死了。
他一时觉得再没什么可继续问的了。
而老校工似乎也正希望他再没什么可继续问的了。
他留恋地回头向自己当年的教室望了一眼，默默走下楼去。
就在那个教室里，有一天，他们那个组织的“红卫兵”正在开会，对立派的“红卫兵”突然闯进来，将他们组织中的每一个人，不分男女，或轻或重地都揍了。唯独对他格外开恩，没碰他一指头。在武斗中冰球“明星”享有豁免权。
但他因为被豁免感到羞惭极了，好像自己是一个内奸似的。趁别人不注意的时候，他暗暗拿起一块带钉子的木板，咬咬牙往自己手背狠击一下……至今疤痕犹在。
“小子们，好好念书吧！”他心里说，“你们他妈的算赶上好运了，不必像老子这么傻，自己用钉子往手背上来一下了！”
他很遗憾没有窥望到坐在自己那座位上的是个男学生还是个女学生，也因为没有再窥望到那位女教师一眼而感到有些惋惜。
他走出教学楼时，郑重地对老校工说：“请代我向全体老师问好！”
老校工十分不耐烦地敷衍他：“行行行，快走吧！快走吧！”
怎么连我王志松也不记得了呢？他十分沮丧。
支撑阳台的水泥柱，一新一旧。
他扶着那根新水泥柱，又忆起了当年发生的一幕：他们学校的一个“红卫兵”组织，是“捍联总”中学支队的一个据点。制造坦克的军工厂的“炮轰派”要拔掉这个据点，出动两辆坦克开进了校园。也许这仅只是一次威胁行动而已。一个临危不惧的女“捍联总”从阳台上投下一枚燃烧瓶，使一辆坦克起火。两辆坦克撤退时，撞倒了一根水泥柱，碾平了校门旁小小的修理钟表的铺子……
他永远也忘不了，一个少女怎样扑在那修理钟表的老头儿的尸体上，哭喊着：“爷爷，爷爷，你死得好惨啊！你死了撇下我可怎么办啊！……”
那一天离开学校，直至到北大荒去，他再也没有跨入过学校。
这件事在他头脑中造成的强烈印象太刺激太难以抹去了。正因为这一点，十一年中，他每次探家，从校门前经过，也不愿进入学校看看。学校的牌子白底黑字，但在他看来那上面是有血的。他甚至不愿向别人承认他曾是这所学校的学生。对于曾是这所学校的女“捍联总”们，他一概冷漠待之。使她们大惑不解，不明白他这个当年的“散兵游勇”，何以会对“捍联总”抱那么深的派性敌对情绪。
下课铃声突然响了。
他匆匆朝校外走去。
他不愿被如今母校的学生们用猜疑的眼光注视……
在那个被坦克碾平的钟表铺的原址，盖起了一所小房。小房的窗玻璃上写着“染发”“理发”四个字，是用红油漆写的。
他看了一眼，立刻转身。
一只手从后边搭在他肩上。
他回头见是同连的返城知青、好朋友严晓东和姚守义。
“没想到我们会在这儿碰见你！”严晓东仿佛和他三年五载没见面了，上上下下打量他，似乎要从他身上看出什么明显的变化。
姚守义问：“你到学校里去了吧？”
“没去。去干什么？”他矢口否认。
有什么必要否认呢？他暗问自己，觉得自己的心理太有点儿古怪了。怕他们瞧出自己在莫名其妙地撒谎，犯什么猜疑，又补充了一句：“我是闲逛才逛到这儿的。”
严晓东意味深长地说：“闲逛可是一门难掌握的艺术啊，我俩也正实践哪！”
姚守义将一块碎砖用鞋尖挑起来，一腿甩到马路对面的人行道上，说：“我俩本想到学校里去看看，可走到这儿，忽然又都觉得怪没意思的，不想进去了！”
严晓东说：“志松，你还记得吗？有年割麦子，咱俩累得半死不活的，躺在麦堆上，我问你在想什么，你回答我：‘要是有那么十几天，哪怕几天，可以什么事都不做，那真叫幸福！’如今你的话应验了，我们已经三个半月无所事事了，他妈的我可一点儿也不觉得幸福！”
姚守义幸灾乐祸地嘿嘿笑道：“幸福？幸福是鞋趿拉，穿惯了的人才觉着那玩意儿舒服！”
严晓东耸了一下肩膀，忽然提议：“咱们三个看电影去吧？”
姚守义不动声色地问：“你身上有多少钱？”
“够买三张电影票的就是！”严晓东掏出钱包，炫耀地在手上掂了掂，“到红少年电影院去看怎么样？”钱包是用牛皮纸叠的。
王志松丝毫没有想看电影的心思，为了不扫严晓东的兴，装出非常乐意的样子问：“演什么啊？”
严晓东道：“管它演什么呢，消磨掉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呗！我们看电影，让我们的灵魂从肚子里爬出来在黑暗中活动活动嘛！”
“你怎么知道灵魂是在肚子里？”姚守义认真地问。
“灵魂不过就是一口气嘛，不闷在肚子里能在哪儿？在脚后跟上？”严晓东继续掂着钱包，预备展开一场辩论的样子。
姚守义趁他不防，掠过钱包，一本正经地说：“我的灵魂可是个经常借酒浇愁的东西！”打开钱包一看，撇了撇嘴，“连张整块的都没有，还不如我阔呢！”说着，将钱包里的毛票钢镚一把全部抓出来，揣进自己衣兜，随手将钱包塞进身旁的垃圾桶，“穷光蛋的钱包最好是放在这类保险箱里！”
“你干什么！”严晓东生气地将姚守义推开，胳膊伸进垃圾桶去掏，一边说，“还留着坑小偷呢！”
姚守义抱着膀子，撇嘴瞧着他说：“你小子真是缺德到家了！”
严晓东掏了半天也没能掏出自己的钱包，却掏了一手肮脏，先狠狠踢了垃圾桶一脚，后在树干上反复蹭手。
姚守义哈哈大笑起来。
王志松也忍不住笑了。
他本想告诉他们，他已经有工作了，但看出他们分明并不真正开心，觉得这时候告诉了他们，是再愚蠢不过的，便打消了念头，说：“我不跟你们一块儿去，我已经出来好长时间了。而且，从今天起，我要戒酒了。”
姚守义止住笑，皱着眉问：“向什么人发过誓了吗？”
他摇了摇头，挺严肃地回答：“向我自己发了誓。”
姚守义做戏般地长长舒了口气，在他肩上重重拍一下，嘲讽地说：“那你就大可不必装出这么一副严肃的样子啰！一个人向自己发誓，不过是为自己创造违背誓言的机会而已。”
他坚持地说：“我可是认真的。”
“但你没有同时让你的朋友养成尊重你誓言的习惯啊，这可是你考虑不周了！”姚守义说着，翻起他的衣兜来。四个兜都翻遍了，却只翻出两块多钱，显出有些失望的样子看着他，慢悠悠地说：“现在你维护自己的誓言也来得及，需不需要再还给你五分钱乘车？”
严晓东闻了闻自己那只不幸的手，说：“王志松，你他妈的以后要还我一个钱包啊！那天你充阔佬，把我俩的钱包也搭上了，没这么坑人的！”
姚守义说：“别翻小肠！老娘儿们才翻小肠。你不是还喝了喜酒吗？”
严晓东用吃了大亏的口吻说：“可咱俩不能白替他抬花圈满市游行吧！”
王志松默默听着而已。
姚守义又说：“得了得了，找个地方喝几两去！”
于是他们左边一个，右边一个，把王志松半拖半架地劫持走了。
4
他们走到市场区，走过了几家饭店，对那几家饭店，有名气的字号和高等的门面望而却步，没有进去。最后来到了一个街角上的小小的饭馆，互相看看，站住了。
“就这里啦！‘香得来’，牌号起得不错。”姚守义抬头望着小饭馆字体拙劣的牌子，用做出什么重大决策的语调说。
“香得来阿拉肚皮咕咕响！”严晓东率先大摇大摆地走将进去。
“请吧，返城盟友！”姚守义对王志松姿态优雅地说。
王志松只好不欢不快地跟随在严晓东身后。
这三个返城知青伙伴都走入这个小饭馆后，站在门口环视了一番，占据了墙角一个杯盘狼藉的无人的小桌。
小饭馆里十分肮脏，空气污浊。已有六个醉意醺醺的小伙子，仍围着一张桌子高叫怪嚷地猜拳行令。
严晓东看了他们一眼，说：“这里还怪热闹的啊！”
姚守义却瞅着王志松问：“你怎么不高兴？是不是觉得跟我们到这儿来喝酒辱没了你的身份？”
王志松勉强笑笑，说：“你干吗总挖苦我？”
姚守义说：“你让我瞧着别扭。一块儿喝酒嘛，你那么一副嘴脸多让人觉着扫兴！”将兜里的钱一股脑儿全掏出来，摊在桌子上数，数完了，瞧着那堆毛票钢镚儿，像个阔少似的说，“加上我自己的，一共是四块九毛七，今天咱们全开销了！”
一个二十多岁的穿件油腻工作服的服务员姑娘，斜倚着小柜台，目光从眼角注视着他们。
严晓东大声对她说：“同志，你过来擦擦桌子行不行？”
她拎着抹布，像拎着条黑鱼似的，一扭一晃地走过去，将脏杯子脏碗推到小桌的一端，在半个桌面上胡乱地用抹布滚沾了几下，便一声不响地站到一旁，毫无热情地期待他们点菜。
“一盘花生米，一盘肠，一盘松花蛋，再来六两白酒，要……哪种酒最便宜要哪种吧！你先算算多少钱？”姚守义越是寒酸，越是要摆出一副腰缠万贯的样子，脸上毫无窘态。
“三块九毛五。”女服务员当即回答。一张敷粉的脸，好像挂了一层霜。严晓东讨好地说：“业务不错啊！”人家连瞥都没瞥他一眼。
严晓东装出来的那种笑模笑样，一时不知往哪种表情过渡才自然，迷失地留在脸上。
王志松替他觉着难堪，将脸转向了一旁。
姚守义却还要十分郑重地问他：“剩下一块零二分，再添个什么菜？”
女服务员一手托着胳膊肘，一手托着那团能拧出半碗汤水的脏抹布，有点儿不耐烦。
“呃？再添个什么菜？”姚守义沉着得让王志松恨不得揍他一顿。
“随便。”王志松压着火，希望那张挂了霜的脸快点儿离去。
“别添菜了，买两盒烟吧！”严晓东搂过剩下的钱，起身去买烟。
王志松看得出来，他是故意如此，使自己脸上的表情有个体面的机会较合理地恢复正常状态。
他买了烟回来后，表情果然改观，搭讪地说：“剩下的钱还够买盘花生米哪！”
姚守义不错过可以嘲弄一下别人的机会，盯着严晓东说：“提醒你一句，那姑娘并不值得你讨好，脸形歪。”
严晓东用一种惭愧的语调回答：“我坐的位置不利，刚才没看出来。”
王志松低声说：“你俩再这么油嘴滑舌的，我可就走了啊！”
姚守义说：“我不反对啊！”看着严晓东问，“你呢？”
“我甚至还表示支持。他那份酒归我了！”姚守义嘲弄的目标转移向王志松，使严晓东挺高兴。
“你们今天存心气我是不是？”王志松又恼又恨地瞪着他俩，瞪了几秒钟，到底还是苦笑起来。
姚守义和严晓东也苦笑了。
一会儿，女服务员将他们要的花生米之类和酒分两次送来，又回到小柜台那里，斜倚歪靠地去继续想她的什么心事。
三个返城知青伙伴同时默默举起了酒杯。
姚守义说：“还要保持在北大荒喝酒时的习惯，不举无名之杯，两位谁来句什么？”
严晓东略一思忖，高声道：“为‘鞋趿拉’！”
“为‘鞋趿拉’？好！‘鞋趿拉’包括一切了：工作，房子，老婆……就为我们返城知青的‘鞋趿拉’，干……一口！”
王志松一脸阴郁地和他的两个朋友碰了一下杯。
不惟那个想心事的女服务员，就连那六个在划拳行令的小伙子，也都朝他们这边拧过头来。
“这酒够冲的！”姚守义说。
“跟咱们的北大荒酒一比差远了去啦！”严晓东说。
“还不如说为‘破鞋’干杯呢！”六个小伙子中，有一个阴阳怪气地说。其余五个，爆发一阵哄笑。
王志松刚触到唇边的酒杯，在这阵哄笑中又缓缓放下了。
严晓东侧转身扫了他们一眼，瞧着王志松和姚守义说：“我想劝他们安静点儿。”
王志松知道他其实是想干什么，冷冷地说：“你给我老老实实坐着！”
姚守义也说：“算啦，别理他们。”
这时，有一个年轻女子走了进来。
三个返城知青伙伴的目光，不由得都投向了她。从年龄上看，她应该属于他们的同代人。她穿一件咖啡色呢大衣，脖子上搭着一条紫毛线围巾，发式很优雅，长及肩头，恰到好处地烫成几叠波浪，发梢向内收卷，衬着一张白净的眉目文秀的脸。
她的出现，使这小小饭馆里安宁了片刻。
那六个喝醉了酒的小伙子望着她，变成了六只姿态不同的泥人。
那个女服务员，简直是在用一种嫉妒的目光“欢迎”这位顾客。
她见再没有清洁些的位置，便将一只折叠式小圆凳搬到窗前，从呢大衣兜里掏出张报纸展开垫着，而后撩起大衣下摆款款坐定，对女服务员竖起两根细长的手指：“二两面，就放在窗台上吧。”
女服务员懒洋洋地走入后灶，片刻端来一碗面，照她的话放在窗台上，又懒洋洋地退回原处，仍靠着柜台，交臂叉脚，乜斜着暗暗打量她。
她从从容容地拉开自己小坤包的拉链，取出一双用白纸包了半截的骨质筷子，似乎不经意地朝王志松瞥了一眼，端起碗，挑起面条文雅地吃着。
他觉得她有点儿面熟，仿佛在他记忆的深层，朦朦胧胧地存在过她那么一张冷漠而秀丽的脸，却想不起来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曾见过她，并对她保留下了一种似有似无的印象。
她这时又看了他一眼。
他一接触她的目光，马上转移了视线。
他觉得她那目光有些奇特，似乎像个女便衣在注意他的一举一动，也似乎要引起他对她的某种注意。
姚守义盯着他的眼睛问：“秀色可餐是不是？”
“什么？”他装傻充愣。
“一没工作，二没票子，老兄，像咱们这号的，得有点儿坐怀不乱的修炼啊，别心猿意马！”姚守义挖苦他时，一向不乏好词儿。
“我不是就看了她两眼嘛！”他低声替自己分辩，拿起筷子去夹花生米。
姚守义却将盘子挪到了自己嘴巴底下，对严晓东说：“都是咱俩的，他看着她下酒就可以啦。”
严晓东说：“我也这么认为。”
他狠狠地在桌子底下朝姚守义腿上踢了一脚。
姚守义咧了咧嘴，暗中回敬了他一脚。
严晓东欠起身，将他的酒杯拿过去，说：“反正你是不情愿来的，干脆连酒也别喝了吧，陪我们坐会儿，尽点哥们儿情分。”
他尴尬极了，恼火极了，起身欲走。
严晓东正色道：“坐下！”口气近于命令。
他只好坐下。
“你知道我们两个有多么后悔吗？”严晓东红着眼瞪着他问。
他摇头，不理解这句话从何谈起。
严晓东恨恨地说：“你小子他妈的还摇头，自己做过的缺德事自己连想都不想，真没人味！”
“我没做过对不起朋友的事。”他伸过胳膊，将自己的酒杯又拿在手中，喝了一大口。
“可是你对不起她！对不起徐淑芳！她总归是真心实意地爱过你一场，你那么报复她，缺德不缺德？我们两个没能劝你，反而成了你的帮闲，这种事儿他妈的准叫我们后悔一辈子！什么时候想起来什么时候会后悔！老实告诉你，你小子他妈的在我们俩心目中的形象算彻底玩完啦！”
王志松注视着两个朋友，一时怔怔地说不出话。
他心中痛苦地想：淑芳，淑芳，你在哪儿啊？你还能当得成别人的老婆吗？要是还能当成，就当吧！但愿你能获得点儿幸福！你迟早总归是要当了一个什么男人的老婆的。你知道我虽报复了你，我的良心为此多么内疚吗？幸亏你没死啊，这是命运可怜你和我！一报还一报，就让咱俩的情账从此一笔勾销吧！
他又喝了一大口酒。
严晓东还欲说什么，姚守义举杯道：“喝酒，喝酒！志松，你别信晓东的话，没那么严重。”
王志松恶狠狠地说：“以后你们再当着我的面提这件事，我就对你们不客气。”
“再也不提了，再也不提了。”姚守义呷了一口酒，接着说，“男子汉大丈夫，做过的事绝不后悔！谁后悔谁是王八蛋！我返城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报复，所以我理解你。我弟弟对我说：‘哥，你得帮我去报复！街头有个坏小子，欺负过我。有次他和另外几个坏小子，把我绑在树上，和一只野猫绑在一起。’我这才知道，他脸上的几道疤是怎么留下的。这他妈的是要影响到他将来找对象的！我问：‘以前我探家时你怎么不告诉我？’我弟说：‘以前不敢告诉你，怕你找他算账。你走后，他更欺负我！’我说：‘如今你不必怕了，你哥返城了！这个仇你哥一定替你报！’晚上，我就让我弟带我去找那个坏小子。我拿了一根大棒，从外面一块块敲碎他家的玻璃，敲得一块都不剩。然后，一脚踹开了他家的门。那坏小子结婚了，已经和老婆孩子躺在被窝里了。他一见我弟，立刻明白了，光着膀子坐起来，低声下气地说：‘别吓坏了我爱人和我孩子，你们容我穿上衣服，离开我家，随便你们把我怎么样都行。’他老婆从**扑下来跪在我跟前，只穿着短裤和内衣，抱住我的一条腿，浑身哆哆嗦嗦地说：‘你们就饶了他吧！你们就饶了他吧！我知道他以前做过一些坏事，你们要报复，就报复我；要打，打我，我替他挨着。’孩子吓得哇哇哭，抱住那小子的脖子嚷叫：‘爸，我怕，我怕呀！’那一时刻，我突然觉得，自己在一个女人和一个孩子面前，是多么凶恶！那天夜里真冷。西北风呼呼地从没有了玻璃的窗口往屋里灌，刮得墙上的画和挂历哗啦哗啦响。那一家三口冻得瑟瑟发抖，那女人的嘴唇都冻紫了。我手里的棒子无论如何也举不起来了，我一转身走了出去。我弟跟出来，问我：‘就这么便宜他了？’我甩手给了我弟一耳光……”
三个返城知青，各自注视着自己的酒杯。
严晓东又饮了一口酒，若有所思地说：“某些时候，我们被许多人认为做错了什么事，内心却很坦然。另外一些时候，我们觉得所作所为天经地义，做过之后，良心却会永远不安。他妈的，人为什么要有讲良心的毛病呢？”
王志松拿起酒杯，咕咚一口。
姚守义苦笑了一下，又说：“他妈的不谈良心问题了。好人深谈这个问题，也会怀疑自己不是好人了。咱们谈别的。我今天早晨去知青办，他们问我有什么特长。我一想，就我，初中还没毕业就到北大荒去了，赶了十年大车，城市哪有大车让我赶呀？我他妈的什么特长也没有哇！但又不甘心这么回答，便说：‘我唯一比别人做得好的事，是能认出自己写的字。’你们俩知道，我写那笔字，像老蟑爬的，别人还真挺难认。对方回答得也挺高：‘回家给你爸爸妈妈重读你写的那些家信吧！大概他们因为看不懂，都给你保留着呢！’……他妈的我逗你俩笑，你俩干吗不笑一笑？”
王志松勉强一笑，仿佛在行善。
严晓东朝姚守义伸出了一只手，板着脸冷淡地说：“给钱。不给钱绝不笑。”
姚守义在严晓东手背上亲昵地拍了一下，同情地说：“卖笑？到这地步了？”
严晓东缩回手，叹口气道：“卖笑要是果真能挣钱，老子何乐而不为呢？”突然举起自己的酒杯，小半杯白酒一饮而尽。之后将酒杯朝桌上啪的一放，对姚守义说：“再给我来二两。”
姚守义就从破棉袄衣兜里往外掏钱，掏出两把毛票和钢镚儿，放在桌上，细数起来。数完，笑了，高兴地说：“咱俩可以每人再添二两，还剩一毛七分钱。”
严晓东耸了一下肩膀，遗憾地说：“要是再能添一盘花生米就更带劲儿了。”
姚守义说：“兴许你的愿望还真能得到满足。”脱下破棉袄，仔仔细细地捏袄边儿，口中喃喃自语，“这里有，这里也有，这里还有……今天我他妈的可发了！”将棉袄底边撕开一条，伸进只手去掏，掏出了一把钢镚儿放在桌上，对严晓东说，“数数，还有呢。”
严晓东欣喜异常，就数。
“我这棉袄破，兜也破。破虽破，可掉不到马路上去。”姚守义说着，又掏出了一把钢镚儿放在桌上。
严晓东接着数，数完，笑道：“全算上，六毛二，够添盘花生米了！”
王志松默默瞧着他俩。
这时，那个穿呢大衣的年轻女人吃完了面条，站起身走过来，问王志松：“你是十九中毕业的吧？”
王志松抬起头，疑惑地看着她。
“十九中当年的冰球队长，没错吧？”她的目光一直大胆地注视在他脸上。
王志松更加疑惑，说：“可我并不认识你。”
“还记得吴茵这个名字吗？”她那语调，仿佛一位极富耐心的医生在启发一个失去了记忆的人。
王志松不由得站了起来。
吴茵——这是保留在他头脑中的为数不多的几个人的名字之一。
哪一个男人能忘记自己中学时代同桌女同学的名字呢？她们对他们来说，意味着“年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