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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標誌著這座北方城市的蘇醒。樹木在春天的裙邊慢飲著冬天饋贈給它們的瓊漿玉液，醉意微微之中解了銀鎧甲，披上綠鬥篷。
從鬆花江上開始聽得到輪船的汽笛聲了。隔江望去，對岸已不再是荒僻的地方，太陽島樹叢的初綠賞心悅目。江畔公園的遊人日漸增多。清晨，老人們在江邊練太極拳或練氣功。傍晚，一對對一雙雙二十來歲的情侶們的倩影，在江邊徜徉過來又翩漫過去。星期天，有工作且有興致的人們，則乘舟過江，去踏彼岸之春。
鄧麗君的歌聲從台灣跨越海峽傳到了大陸，又從廣州、上海、北京沿著鐵路線以八十公裏的時速傳到這座城市。雖然還沒達到風靡的全盛階段，但已顯示出方興未艾的走紅勢頭。《美酒加咖啡》《月亮代表我的心》之類歌曲，隨著“家庭四化”這一民間口號的提出，給本市最先擁有錄音機的人們帶來了時髦的欣賞。某些熱衷於趕時代之“潮流”而又有家庭之經濟基礎的小青年們，拎著一台“夏普”或“三洋”，裏麵裝上一盤“鄧麗君”，將音量放到極大，在江畔招搖過市，仿佛他們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國的拿破侖似的。
在北京，《中國青年報》正展開討論當代中國青年可不可以跳迪斯科，留披肩發，穿牛仔褲，描眉抹唇究竟算不算“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嚴肅問題。文壇“歌德與缺德”之爭風波未平，影壇又因《望鄉》唇槍舌劍。“參考影片”票價高達七元八元及至十元以上。錄像機和後來被稱為“精神汙染”的錄像帶，正從各海關源源地被奉送到或被帶回到某些權貴之家。
而在A市，市委又做出決議，恢複了一批老幹部的名譽和職務。
一支由建築工人組成的維修大軍，對全市“文革”中耗資幾千萬元所挖之深“洞”，繼續耗費人力物力進行不得已的維修和填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