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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星期日的每一天早晨，七点半左右，霞飞路东侧人行道，从路口数第三根水泥电线杆旁，总有十来个人在那儿候班车。
马路对面卖包子的小伙儿，不久前认识了他们中的一个——律师事务所的一个女人。
那女人那一天跨过马路，他并没想到她要买包子，骑上三轮摊车正欲蹬走。
那女人抢前一步问：“还有包子吗？”
他没下车，双手扶把，看了那女人足足二十秒钟。
他一边儿研究地瞧着那女人，一边暗自寻思，七八个破了皮儿露了馅儿的包子，应不应该——不，不存在什么应该不应该的问题，只存在能不能的问题——能不能全卖给她呢！怎么想法子糊弄她都买了去呢？
那女人剪着齐颈短发，贴脸的头发由发卡整整齐齐地卡向耳后，发卡是那种五分钱两个的顶便宜的发卡。如今只有四十五岁以上的城市职业女性，才这么随便地对付自己的头发。她上身穿一件半袖的白色的确良衫，下身穿条长过膝盖半尺的黑色的裙子，很肥，像是睡裙改的，或者更准确地说，这样的一条裙子是完全可以当睡裙穿的。她给人的总体印象是，想把自己打扮得色彩朴素而又具有风度，但“风度”二字却显然令人同情地与她无缘。她多多少少有点儿“小”知识分子的矜持的本色，也多多少少有点儿“小”干部的自尊的清高。上下左右，无线条可言。使他联想到握在交通警察手中的指挥棒。如果她的裙子不是黑色的而是红色的。
“还有包子吗？”
那女人又问。
“有……倒是有……不多了！留着自己吃了，今天的包子馅儿调得好极了！”
小伙子沉着地回答，没下车。
“卖我几个吧！”
那女人流露出请求的意思，她这个意思使小伙子备受鼓舞。
“你从马路那边奔我过来了，不卖几个给你，瞧你扫兴而去，我于心何忍呢？”
小伙子终于蹦到地上，他没掀开罩布，而是双手伸入罩布之下，摸索着将那七八个破了皮儿露了馅儿的包子全装在一个纸袋内。
“半斤，九毛六。”
“这……我只要二两……”
“你看你，早不开口！都给你装在纸袋里了，你才说只要二两！”
小伙子怪眼瞪她。
“那……半斤就半斤吧……”
“什么叫‘就’呀！好像我非多卖给你三两似的！今天的包子好，皮儿薄馅儿大，没多会儿就快卖光了！”
女人感激地笑笑，默默掏钱包……
小伙子望着那女人跨过马路去，因为自己小小不言微不足道地坑了别人一次，占了点儿小小不言微不足道的便宜，内心体验着小小不言微不足道的快感。现如今吃亏是很活该的事儿。坑人是不作兴忏悔的。或曰“时代精神”之一种，讲究的哲学是既坑之则安之。
小伙子一点儿也不觉得对那女人不落忍。他重新骑上三轮摊车，马路天使似的，一边轻轻快快地往前蹬，一边引吭高歌：
十五的月亮，
照在家乡照在边关，
宁静的夜晚，
你也思念我也思念……
这女人便是姚玉慧。
六年了，姚玉慧一点儿没胖起来。曾一度胖起来些，白了些，但因患了肝炎，一经检查出便已属慢性，渐渐地就又瘦到形销骨立的地步。脸色也由一度的白了些而渐渐地就黄暗无光泽了。她已经三十六岁了。三十六岁的姚玉慧看去像四十多岁了，却比某些四十多岁的女人还显老。然而由于瘦，她脸上倒没有明显的皱纹，也没有白发，但她的的确确是比六年前老多了。那仿佛是一种从心灵开始的老化，使人感到她每时每分每秒都在继续老着，不可须臾改变地老着，一味儿地老下去。
像她这样的女人如同是一面镜子，从这面镜子中显示出从青春到老年是多么短暂！她们使人对悄然过去悄然来临的岁月产生恐惧，对生命之容易枯萎的现象产生惊悸。她们的老就像一株大榕树，在她们内心里盘根错节，遮蔽成不透风不透雨不透阳光的暗幽幽闷郁郁阴凄凄的一个独立王国。她们的情感只能在它的缝隙之中如同一只只萤火虫似的钻飞。那种奇妙的昆虫尾部发出的磷光在她们内心聚不到一起，形成不了哪怕是一小片美好的照耀，只不过是细细碎碎闪闪烁烁地存在着而已。
当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营教导员，现在是律师事务所的办公室主任。这个足以使一个三十六岁的女人得意的职位，是她母亲离休前替她谋划到的。然而也的的确确经过了一番表面看来似乎完全靠她自己的实际能力的“竞争”，那是必胜无疑的“竞争”，因为本市没有第二位市长的女儿，所谓“竞争”则是出于对她的自尊心的怜悯和维护。由于“一中考场事件”，她的母亲当年受到了党内的纪律处分。母亲的实际能力比女儿的实际能力要强得多。倘若仅仅靠她自己的能力，她根本不可能竞争到比商店服务员、小学教员和普通工人更好些的工作。充其量这辈子只能当上一位小学校的教导主任，连小学校长也没多大指望当上。
姚玉慧与某些干部子女不同。十一年之久的知青经历，在她头脑中形成了极可贵的寻求独立精神的品格。那乃是一个女人对一种独立精神的崇拜，那乃是一个女人对自己命运的拥抱的热情。那乃是一种对真实个性的渴望。一种自我完善的观念的涅槃。一种心灵分裂之后对复合的本能的强烈的愿望。然而可悲在于，十一年之久的知青经历，究其实质，不过仅仅赋予了她品格力量，并没有同时赋予她什么有价值的足以支撑这种可贵品格的真正才干。她曾经具有过的种种“才干”，不过是那个时代恩赐她的一柄魔杖，攥着魔杖她是强者。如今时代收回了对她的恩赐，她才发现自己原来一无所长，在现实面前产生了心理上的大的慌措。正如一个被杂技表演者旋转了的盘子。不是继续旋转，就是倒下去成为一只普普通通的盘子。变得普通她心有不甘，继续旋转必须依靠外力；她痛苦地选择了后者。这是明智，亦是涅槃的崩溃，亦是渴望的幻灭，亦是热情的耗损，亦是崇拜的坍塌，亦是品格的惨败。人的可贵的乃至高贵的品格，在今天处处遭受着现实的误解和攻讦。某些人在这种情况下往往不得不退缩。社会永远不提供涅槃的显影剂，也永远不会品格化。
律师事务所也是个不乏沽名钓誉者的地方，争夺的目标却是所长或副所长。一位律师同时身兼律师事务所所长或副所长，其社会地位自然不同，站在法律面前的威望便不同。中国的任何地方都有党的领导，律师事务所也不例外，却没有哪一位律师争当党支部书记。在她到来之前，所里党员对担任党支部书记一职，被视为是不得已的事。在她到来之后，她的党内同志们一致推选她当上了党支部书记，对她表现出了十二分的信赖，包含着感激。她党外有职，党内有责。只要她愿意，她便会永远当下去。
她愿意。
她愿意多做些事情。
她领导着八位中国共产党党员和两位预备党员。
每个月过两次组织生活，内容大抵是读报或传达文件。
这样的事她仍很善于做。
一九八六年的每一个月，各类报纸上总有几篇值得一位党支部书记读给党内同志们听听的文章，也总有必须传达的中央文件或省委文件或市委文件。倘若这两件很正经的事都无可做，那么就只有交流交流社会信息了。集中在律师事务所的信息五花八门，如果她每一次都记录，便是一本厚厚的“社会大百科全书”。如果还能出版，肯定创全国畅销书之“最”。
最初她不习惯在党的组织生活会议上，尤其是在她自己主持的党的组织生活会议上听任这类交流。她总想将话题扭转到她认为严肃而有意义的内容方面，她的几次努力都以失败告终。后来她就自觉地放弃这种良好的企图了。再后来她也就习惯了。
律师中的党内同志，谁也不想当党支部书记。每次改选，都将书记大权拱手相让。光荣一直责无旁贷地落在她身上，并且绝对没有一位党内同志嫉妒她。党外律师，不论年轻的年老的，却都在积极要求入党。而党内的她的同志们，对于她屡次强调提出的发展新党员的建议，半点儿也不来情绪。照她的党内同志们的看法，律师事务所不是党员的四十几名律师中，压根儿再无一人有资格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可她却觉得，某些党外人士，与她的这几位党内同志相比，除了性别高矮胖瘦没法儿强求一致，其他许多方面并非等而下之，甚至可能更强些。要说服她的党内同志承认这一点，真真是艰难至极的工作。任何一个人，哪怕一个平时被尊重的人，哪怕也被她的那几位党内同志所尊重，一旦被她那几位党内同志讨论够不够入党条件时，就差不多变成可恶之徒了。从一个好人身上指出十条缺点是挺容易的事儿，而有时否定一个人的入党愿望时，只需要两三条就足以了。每次进行这种“缺席审判”，她都替被“审判”者感到大不公正，替她的那几位党内同志感到羞耻。比如一个对个人名利斤斤计较的人，指责别人买国库券只买够了工资比例而没有主动表示多买几十元是缺乏爱国之心的时候，你能不替前者感到羞耻吗？即使那个对个人名利斤斤计较的人是你的同志加兄弟吧！党内的庸才不允许党外的优秀人士入党，而且愈是庸才愈偏执。党内的能力高强者也不欢迎党外的优秀人士入党，而且越是能力高强者，可能愈加表现卑劣。他们有时候倒宁肯对党外的庸才“网开一面”。这种现象也许不普遍，但留心观察，随处可见一二。由教导员而党支部书记的姚玉慧，一个时期内是那么替党感到悲观、失望、沮丧和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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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不正常的现象必伴随着不正常的历史。律师事务所的历史已有四年半。最初只三个人，其中之一是夏守刚。另外两个，一个是他的妻子，一个是他的同学。一九六四年他们毕业于北京政法学院法律系，夏守刚和他的妻子当了中学教员，他的同学当了某工厂的保卫科科长。四年前，当整个社会意识到多年冷落了法律是个多么大的错误时，昔日，政法学院毕业后被发落到各处的理当做律师的人们开始从各个角落被寻找、会集。一个在司法部门的朋友找到夏守刚，动员他们夫妻归口当律师。他们欣然接受了这个建议。夫妻俩双双很快被从中学调到司法机关。不久，根据司法局的安排，他们就在区里办起了第一个律师事务所。可中国人对法律怀着一种传统的惧怕心理。律师事务所的牌子挂出后却没有谁信任他们，肯聘请他们替自己打官司。人们宁肯将打赢一场什么官司的赌注下在请客送礼、花钱贿赂、找关系走后门方面。
后来本市发生了一起事件：市里一领导干部的公子，逼死了与其结婚不到一年的妻子，法律以家庭内部正常矛盾造成不幸死亡之结论，宣判其无罪。死者没有了父母，只有一个在灯泡厂当工人的老实而软弱的姐姐。姐姐替妹妹的尸体换衣时，瞧着妹妹身上被烟头所烫留下的斑斑伤痕，也只有泪涟涟如雨而已。在场之人，无不义愤。夏守刚夫妻获知后，主动找上那姐姐的家门，代书状纸，打抱不平。这位领导干部先是恫之以势，继而诱之以利；夏守刚不为所动。那位公子扬言要给他点儿“厉害瞧瞧”，深更半夜猎枪轰碎了他家的玻璃。他的妻子走在路上，祸从天降，被一块不知从何处飞来的半块砖击破了头，昏晕道旁。夏守刚发誓：“这场官司非打到底，宁肯家破人亡！”他四处奔走，八方呼吁。他凭一腔汉子血破釜沉舟，终于让他争得了一次开庭重审。
他没白上过政法学院。慷慨陈词，滔滔雄辩，唇枪舌剑，锐不可当。被告也请了一位老律师。老律师很富有经验，从容不迫地进行反驳：“俗话道，清官难断家务事。原告控诉被告有虐待妻子之罪，证据是死者身体被香烟所烫之伤痕。本律师认为，原告的控诉不能成立。起码证明不够充分。且其妻已死，亦无旁证，虐妻之罪孰能定论？仅此一点，足见原告之主观臆断。”
那一天的听众竟达六七百人，有许多人那一天不上班了也要听个结果。
夏守刚沉着地站起身，望着听众，用平缓沉重的语气说道：“适才被告律师借用了‘清官难断家务事’这句俗话，本律师也借用一句俗话是——‘至亲莫过骨肉情’。我提请法庭注意一个事实，即死者有一遗婴。这是被告及其父母均回避的一个事实。试想：被告父母只有其一个儿子，按照人之常情，得孙辈该是天伦之喜，合家之乐，两代皆欢的事吧？那孩子该是为父者掌上明珠，为祖父母者宝贝吧？其实不然。他们根本不爱那孩子！他们从感情上心理上排斥那个孩子！他们视那个孩子为多余之物！因为那个孩子是个女孩儿而非男孩儿！那孩子出生近百日了，至今连个名字都还没有！所谓公婆关怀儿媳，丈夫宠爱妻子，不是事实！事实是：死者崇拜权势，贪图虚荣，轻率地嫁给了被告，然而由于门户之见，她在这个家庭里，虽丰衣足食，却受不到尊重。身是新妇，位同婢女！她终日饮她自酿的苦酒。但在别人面前，却不敢流露一二，唯一能够相与尽述苦衷的，只有她的姐姐。待她生下那个女孩儿之后，便又多了一条罪状。公婆白眼相对，怒其生女；丈夫恶语中伤，喜新厌旧，两拍即合，双方夹攻，迫其离婚。丈夫更施加虐待，终使其不堪忍受，跳楼身死……”
六七百听众鸦雀无声。
夏守刚朝被告侧转身，缓缓抬起一只手臂，厉指道：“你无疑是有罪的！”又朝被告的父母侧转身，亦厉指道：“你们无疑也是有罪的！”
偌大法庭，静如幽谷。但闻一人唏嘘成泣，是死者的姐姐。
随后那夏守刚面向法官，慷慨陈词：“想一平民百姓之女，以姿色媚权贵，出入高墙深院，受虐他人不知，实属世间悲剧，自酿苦酒。尤可叹身为党的高级干部者，封建思想根深蒂固，重男轻女悖人之伦常，纵子虐妻逆长辈之德，安知‘羞耻’二字？败坏我们党的声誉！天理昭昭，不予制裁，党纪何在？国法何在？本律师受托于死者亲属，踏碎法院石阶，也要替泉下冤鬼拼得‘公正’二字！”
言辞铿锵掷地有声，听众无不为之动容。
他沉默片刻，又望着被告律师道：“老前辈，您以丰富之经验而压学生之义胆，为真罪人开脱，加莫须有之秽名于死者，学生以为大谬不然。身为律师，视胜负为寻常，但良心应在胸膛！”
之后，夏守刚根据从死者亲属、同事处了解的情况，向法庭提供了被告摧残其妻及其父母纵子虐妻的事实和人证物证，遂使案情清晰起来。经过几次庭讯，终于为原告赢得胜诉。
夏守刚从此为自己树立了口碑，被万千市民所传颂。
不久，他和他的妻子，又胜诉了另一起牵涉广泛的重大经济案。
“律师事务所”的招牌于是为人瞩目。美国人喜爱“超人”。创造出男“超人”，继而又创造出女“超人”，满足他们的男人和女人们的“超人”欲。英国人喜爱“福尔摩斯”。“福尔摩斯”被他们的崇尚绅士派头的老一辈们忘掉了，他们的新一辈便创造出“007”。让他在全世界各地神出鬼没，一边与各种肤色的女人大大方方地寻欢作乐，一边潇潇洒洒地屡建奇功。法国的男人和女人几乎个顶个儿地喜爱“爱情”，生活中没有罗曼蒂克对于他们就像没有盐一样。中国人却喜爱“包公”，喜爱了好几代，喜爱了好几辈子。没有了“包公”对于中国人来说正如西方人没有了上帝，是非常绝望的事。所以那个夏守刚被A市的万千市民尊为“包公”就不足为怪了。从前信任党支部书记，如今信任“包公”式的人。不在党的“包公”式的人物则更被信任，这是中国的老百姓的心理嬗变。
夏守刚为律师事务所赢得了声誉，他本人被几家企业聘为常年律师。他潜心律师业务，有雄才大展之势。而律师事务所的人员也由当初的三个人扩大到三十几个人了。其中，不乏有志之士。而那些由于种种原因，或想改换门庭者，或想混个闲职者，或想仕途畅达者，也都一律泥沙俱下地涌进这当年门可罗雀的律师事务所。
于是，就有了姚玉慧那几位党内同志被调到“律师联合事务所”担任领导。于是夏守刚便从所长而变为副所长进而变为第二副所长第三副所长第四副所长直至第五位副所长。这些人把一切权力都包揽了过去，甚至连召开一般性经验交流会的权力也包揽了过去。夏守刚对所里的许多事情都不明不白起来。他申请入党，他们暗示他：你不是个人物吗？兴许民主党派更欢迎你这样的人物，去参加民主党派吧！参加民主党派就参加民主党派！他赌着一口气，要来了一份民主党派的党章。可那上边的第一条是——我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他从此彻底打消加入民主党派的念头。心想，那就还是争取加入共产党吧！他是六十年代的大学生，是受过所谓“正统教育”的人，他对党是有感情的。他曾是他那所中学的连续三年的优秀教师，如果不是匆促地离开了教育战线，他很可能已入了党了。他不明白自己怎么就得罪了党，而且分明得罪得那么深，被党视为歧路人了。他痛苦，他很想找一位律师替自己在党面前与那些排挤自己的人打一场官司。但“律师联合事务所”尽管集中了一批好律师，不乏像他自己一样敢于仗义执言者，却没有一个可以承当他自己的律师。即或有人挺身承当，这场官司可到哪儿去打呢？怎么个打法呢？他想“落荒而走”，可又那么舍不得自己创下的这一番事业。
后来，“联合”两个字，被瞧着别扭的党内同志一致决定去掉他了——他们说那两个字使他们想到**中的“战斗队”。
正在他愤懑无处诉时，姚玉慧调来了，当上了党支部书记。知道她是什么人的女儿，也了解一些她能调来做办公室主任的内幕，他对她敬而远之。
没想到不久之后她却主动找到他头上，问他对党持何种态度？
他当然不愿向她吐露内心真言，干脆拒绝与她谈这样的问题。
她虽遭到了冷淡，又第二次主动找他谈。
她坦率地对他说：“也许你挺瞧不起我的。我实际上是靠了父母才能到这里来当上这个主任的。我只有中学文化程度，而且在中学时还不是个成绩出色的学生；我没有任何专长，没有任何能力。既然党内同志们抬举我，推选我做了支部书记，我想尽我的能力把这个工作做好。你的情况我已经侧面了解了不少，我认为你是全所首先一个应该被发展入党的人。何况你自己并非没有这样的愿望。”
两人对面而坐，隔着桌子。她的双手连同小臂平放在桌上，一手压着另一只手，以坦诚的目光看着他。他的坐法有点儿特别，一只手臂架在椅背上，从脑后撑着自己的头，使他的脸微微朝左侧仰起；另一只手臂呈“V”形，肘端固定在桌上，指间夹着烟。他那副样子显得相当傲慢，仿佛在用拒人于千里之外的表情说——你干吗又浪费我的时间？但他心里却已对她产生了小小的好感。真话总是能博人好感的。他觉得她那张毫无生动之处的老姑娘的脸，是可以供业余美术班的学生们素描的，取题“冰雕”，或“望着我”。他吃不大透她那种诚恳是习惯的伪装，还是掩饰着的自信。他的经验告诉他，党支部书记，尤其新来的党支部书记，更尤其女党支部书记，需谨慎对待。没有新的干扰，他的日子已不太好过。
她见他固执地沉默着，疏淡的短眉渐渐扬了起来，眼睛却相反地眯了起来。同时，薄薄的舌尖从一边的唇角犹犹豫豫地挤了出来。这就使她那张老姑娘的其貌不扬的脸，显得有几分滑稽。
他无声地笑了，心中不禁产生了一个优越感很强的男人对一个太缺乏美感的女性的同情。
她平静地问：“你笑什么？”
他说：“和党支部书记谈话时不许笑吗？”
“笑我这张脸？”
“不是。你的脸有什么好笑的？”
“我的脸常常会使人联想到某类‘马列主义老太太’。我对我这张脸很悲观，所以我仍是个老姑娘。”
她说得那么由衷，又说得那么不动声色，就好像收购皮货的人在谈论一张劣等毛皮。他的心被触动了，他的手臂缓缓朝桌上放下来。使人感到挺有力度的一个“V”字倾倒了，变成松弛的“一”。
他无言地将烟头掐灭在烟灰缸里。
“我们得养成承认事实和接受事实的习惯对不对？不管事实是一张脸还是一个党支部。”
这个女人怎么这样说话？他困惑地望着她，她的确面不改色。
“脸是没有什么办法的了，一个党支部的状况却可以扭转。”
“扬长避短十分重要。”
“党支部？”
“不，脸。”
“这我已经习惯了。”她苦笑一下，“不过倒愿意听听你的具体建议。”
“对党支部？”
“对我的脸。”
她很诚恳，很认真。
他内心不安了。
“小姚，”他说，“叫你小姚没关系吧？”
“叫老姚也没关系。”她说，“叫我姚支书的话可就会显得你阴阳怪气了。”
“小姚，我绝没有想伤害你自尊心的意思！真是的，我们怎么谈起你的脸来了呢！”
“别那么抱歉，是我首先谈起来的。”
“对党，我是这么……”
她打断他道：“先不谈党，也不谈支部，谈谈我的脸，我洗耳恭听。”
他更加困惑了。
她平静地说：“以前还没有一个人当面对我谈谈我的脸。无论男人或女人。真的，我的脸这辈子就这样了。我不是不想把它修饰得稍微好看一点儿，不是不想使它多少具备点儿女人的魅力。我想，很想啊。可我太不善于了，不会，更怕东施效颦。你刚才说什么来着？扬长避短？”
“我那话是针对党支部说的……”他急忙解释，“那七位同志都是党员，这是他们的长处。但他们同时又是律师，却都一起案子也没承办过，这是他们的短处。我们毕竟不是一般的业务单位……”
“我知道他们都是怎么成为律师的。强调干部专业化的时候，以工作性质需要为名，一股脑儿就都变成律师了。是吧？”
“是。党外律师同志们普遍对此有意见……”
“我不该剪这种发型吧？”
“这……”
“老姑娘在别人眼里总是一个谜，我不希望我在你眼里也是一个谜。身为党支部书记的女人，被别人看成是一个谜很糟糕。你不觉得我古怪吧？”
“不，不……”
“以前，我在北大荒当教导员的时候，在我眼里只有人。上级，下级，战士；没有男人女人。不，这么说不对。应该说没有男人才对。男人也是女人。不，这么说也不对。我那时不敢把一个男人看成男人，我怕男人。越怕他们，越严肃地对待他们。那种严肃是很可笑的，所以男人们也就有充分的理由不把我看成一个女人。我在男人们眼里仿佛是中性的，男人们在我眼里仿佛也是中性的。他们怕把我看成一个女人他们会犯错误，我怕把他们看成男人我自己会犯错误……”她耸耸肩，又苦笑了一下，“这你没法儿理解。”
“我理解。”他低声回答。
她怀疑地注视着他。
“我理解。”他重复地说，强调自己不是在说谎。他觉得她是一个未免太真实了的女人，真实得令一个像他这样的男人都有些不知所措。在不知所措的窘迫之中他掏出了烟。
她那双叠放着的手此时才分开，一只手向他伸了过来，剪动着食指和中指。
“你吸烟？”
她点了点头。
于是他赶快抽出一支烟，夹在她剪动着的两指间，并且按动打火机替她点着了，自己也叼上一支。
她深吸一口，悠悠地吐尽，接着说：“现在我却变了。和女人们在一起，我总觉得别扭；和男人们在一起，反而能做到很坦率，很真实，很放松，不管男人们是不是把我视为中性的。和女人们在一起不能，即使她们欢迎我和她们在一起我也不能。这是老姑娘的变态心理吗？”
“不，怎么能这么认为呢？”
“我难以做到亲近女人，但却绝不会排斥她们入党。”
“我相信。”
她微笑了。
他也笑了。
“我希望你早日是一个党员并非因为你是一个男人。”
“我明白。”
“对这一点你要比我对自己的脸有信心才是。”
“可……谁肯当我的入党介绍人？”
“我。”
“……”
“我们刚才谈这个问题时你不信任我。”
“不信任。”
“现在呢？”
“现在我想请你原谅。”
“这没什么值得请我原谅的。”
“那么……我说我感激你。”
“应该我说我感激你，你必须支持我。”
“我支持你。”
“一个党支部长期采取‘关门主义’是不行的。每一个想入党的人，只要真心实意，在今天都使我感动。我相信你入了党之后，能为我们这个特殊的社会职业做更多有益的事。所以我首先需要你了解我。”
高傲的名声响亮的中年律师垂下了他的头，他的眼睛有些湿了。他觉得这个身为党支部书记的老处女，具有某种足以使男人们敬畏的东西，不仅是一种使他这样的男人都会感到不知所措的真实。他竟希望她是个好看的女人。
“小姚……”他站了起来，走到她跟前，注视了她好一阵。又退后几步，上下打量着她说，“听着，你是不应该剪这种发式。索性再剪短点儿，吹成更利落的女运动式。因为你的脸虽然瘦，却不显得长。那样一种发式衬着，可能会好些……”
她问：“你有把握？”
他说：“有。”
“那我接受你这个建议。”
“男人在这方面对女人的建议，也许比女人对女人的建议更有价值。”他的目光落在她的鞋上，摇了摇头，“从哪儿搞到的？”
“我在北大荒时买了好几双，还是托上海知青从上海买的呢。”
“穿了可惜，明天别穿了，收藏着吧。如今大概在全市也很难找到十位穿这种带扣襻布鞋的女人了！买双漂亮的皮鞋穿吧。哪天让我爱人陪你去选择？她一定会包你满意的。你不反对吧？”
“哪儿的话！”她一笑，“别把我看成女人的仇敌。”
“没那个意思。你三十几？”
“三十四。”
“我四十四，整整大你十岁，完全有资格做你的老大哥。”他走近她，拍拍她的肩，庄重地说，“其实你并不像你自己以为的那么丑。”
“你用不着安慰我。”她说，“更用不着怜悯我，我也快向老姑娘生活告别了，有未婚夫了，他时刻准备着做我的丈夫。有自己的家，有丈夫，住房条件挺好，工作也让人羡慕，三十四岁已有十四年党龄，还是个处级干部兼党支部书记，将来再生个孩子。一个女人的生活达到这样一般也就不错了吧？”
“相当不错了！”他显出几分替她感到乐观的模样。
“齐了？”
“基本上齐了。”
“参加我的婚礼？”
“一定参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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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他们的关系并没怎样进一步密切，然而他绝对地信任着这位女党支部书记。尽管于今两年过去了，他仍蹲在党的大门口，而她仍是老处女。她的那位未婚夫还是未婚夫，仍忠心耿耿地时刻准备着做她的丈夫，似乎她也在时刻准备着做妻子，却谁也不知道他们究竟为什么还迟迟不结婚，还在准备什么。她经常采纳夏律师的批评性的建议，虚心改正，在风韵方面却总不见有什么可喜的改观。
两年中在她艰苦卓绝的说服工作下，党支部总算吸收了三名新党员。三名非常老实的，业务上一点儿也不出色的人，二男一女，介绍人之一都是她。她原先那几位党内同志，抱怨三名新党员入党之后都不那么老实了。因为三名新党员在需要明确表态的情况下，差不多总是站在她那一方，而她的党务工作又几乎是无可指责的，没有任何正当的理由在改选时把她选下来。并且，那几人中也开始分化，有两个人已经开始向她靠拢了，她在某些问题上已经足以争取多数票了。所长、一位副所长和秘书长，都不免暗暗后悔。他们认识到了原先被他们放弃的党支部书记一职，并不仅仅是过组织生活时的读报人，也开始是一种权力，却难以重新夺回。
而三十六岁的老处女，从二十二岁起当过八年一呼百应的营教导员的姚玉慧，如果说对工作还有女人的选择愿望的话，对权力这东西则早就丝毫也不感兴趣了。权力给她造成的人生损失是太大了。办公室主任也罢，党支部书记也罢，于她都是工作，仅仅是工作。甚至可以认为，在一个女人所应有的一切欲念之中，做好工作乃是她的最主要最强烈的欲念。女人的其他方面的欲念恶毒地嘲笑她。她只能靠紧紧抓住那更属于男人们的仿佛被烘制成了干货的欲念活着。如同瞎子以耳代目。在所长、副所长和秘书长看来，她是一个被他们低估了的专擅权术的女人，事实上他们是将她估计得太高了，一个老处女的正直和一个党支部书记的“权术”，像烈酒和酒精一样容易被混为一谈。
今天，为了夏律师的入党问题，她是要和她的对手们干戈相见了，并且她是有准备的。对手们有没有准备，她不得而知。
你们若没有准备可就会败得很惨了。她不动声色地望着他们，稳操胜券地想。与自私、狭隘而偏执的男人们较量，并且击垮他们，她觉得是一大快事。
会议室里，气氛并不异常。
“我们来学习一篇文章吧。”姚玉慧说着向大家扬了扬手中的《支部生活》，随即翻开，朗声读道，“论‘关门主义’的心理症结——姚玉慧……”
“姚什么？”秘书长懵懂地问。
“姚、玉、慧。女兆姚，玉石的玉，智慧的慧。”
“和你重名？”
“谁和我重名？”
“这个姚玉慧啊！”
“我就是这个姚玉慧。”
“你？”所长和副所长“友邦惊诧”，仿佛她是撒切尔夫人在主持一次中国共产党的支部生活会似的。
“我就是我。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我当营教导员的时候就已经是《支部生活》的特约通讯员了。这上面不是第一次刊登我写的文章。”她看了秘书长一眼，又说，“请你别再打断我。”
秘书长尴尬地笑笑。所长从铁烟盒里拿出一支烟，抛给了秘书长。
“我先读编者按：这是一篇好文章。言简意赅，投矢中的。鞭辟入里，足以使党内‘关门主义’者们汗颜羞愧。希望党内少数‘关门主义’者们学后躬身反省，引以为鉴。”
所长干咳了一声，副所长也干咳了一声；秘书长咳了一阵子，一口烟没吸顺呛的，非咳不可。
“现在我读正文：何谓党内‘关门主义’？它有如下表现——一、排斥别人入党。尤其排斥那些能力比自己强，思想比自己先进的人入党。二、手拿两面镜子，一面显微镜，一面放大镜。只照别人，不照自己。先用显微镜，后用放大镜照。以为自己是一朵花，看别人是土坷垃。偏执于极大的真实。三、手操‘党票’为资本。若非庸庸之辈，必是好妒强者。以党内庸庸而骄矜于党外，以党外之妒而经营于党内。以上三点，究其实质是一个‘怕’字。怕什么？怕与党外的横向比较中不再能获得什么，怕在党内的纵向竞争中失去什么。怕‘党票’贬值，幻想奇货可居……”
“什么……”秘书长又欲打断她。
她用手势制止了他，解释道：“‘奇货’，奇怪的奇，货物的货。”
所长一手摩挲着下巴，两眼盯视着她，拖腔拖调地问：“这么比不太合适吧？”
她平静地回答：“文责自负。”
副所长旗帜鲜明地说：“党组织的全国性刊物，责任编辑竟然没替你删去这四个字，我看是失职嘛！”
“通篇只字未改。”她笑了笑，“当然，任何比喻都是有缺陷的。”
“你这么说我不同意！”秘书长脸红脖子粗。
“不是我说的。是列宁说的。”她收敛了笑容。她的话抢白的意味儿十足。
他们便都沉默了。
所长又向秘书长抛过去一支烟。
“你有批评的权利。”她侧目望着秘书长，“你可以向《支部生活》直接提出你的质问，与我保持联系的编辑叫万德明。”
他们不失尊严地继续沉默着。
“我看今天就先读到这儿吧！再读下去更会时时被打断。我这篇文章不短呢，五千多字，才读了还不到十分之一。”她合上了《支部生活》往椅背上放松地一靠。
他们相继表情冷峻地站了起来。
“别走啊，还有内容呢。”她说，连看也不看他们。
他们只好又坐下。
“老李，把电扇停了，嗡嗡地响着讨厌！”
老李起身去将电扇停了。
时间显得那么静。
她看了看手表，说：“两件事，很快就结束。”
没人开口，都默默期待着她。
“头有点儿疼。”她自言自语，闭上了眼睛，一手托肘，一手按摩眉心，一边说，“第一件事，夏律师的入党问题。如果我没记错，今天是第六次讨论了，意见始终不一致。能不能把‘入党志愿书’交给夏守刚同志？首先是，在座的诸位中，有没有谁怕他入党？咱们都是党员，关上门，一家人。干吗都闷声不响？都怕，还是都不怕？我看再讨论意见也统一不起来，干脆请大家举手表态……”她说完，停止了按摩眉心，举起了那只手，却并没睁开眼睛。
“老李，替我宣布一下结果。”
“六票同意，三票不同意。”
这个结果是在她预料之中的。
“怎么忽然就头疼起来了呢？”她缓缓放了举着的那只手，又开始按摩眉心，同时低声说，“压倒多数。会后，我将作为介绍人代表支部把‘入党志愿书’发给夏守刚同志。”
静悄悄的沉默。
“现在，讨论第二件事，我们支部今天又到改选期了。还是采取简单的惯例，无记名投票吧。老李，也还是你来统计。”
也不知是谁，凑近她耳朵，用极细小的声音问：“要不要风油精？”
她坚决地回答了一个字：“不。”心想：也许更加感到头疼的不是我。
片刻，老李说：“结果出来了。”有点儿过分庄严的语调。
“宣布。”
“六票对三票。”
“谁？”她明知故问。
“你。”
“我是谁？”
“姚玉慧。”
“大声点儿。”
“姚、玉、慧。”
“诸位，散会吧！”
一阵椅子响动之后，周围复归安静。
她吁了口长气，伏在桌上，头枕着手臂，想在这安静之中小憩一会儿。
走廊里有人大声说：“该吃午饭了。”
她抬起头，懒懒地站起来，拖着脚步，回到自己的办公室。
她将那些败坏食欲的东西又用破纸袋包了起来，想想，说：“告诉办公室小刘一声，我下午回家了！”说着，双手捧起纸袋，急火火地走了。
4
半个小时之后，“律师事务所”党支部书记兼办公室主任，独自出现在一家西餐馆里。就是吴茵带着儿子一次花二十九元九毛二的那个西餐馆。早有三十几个男女占据了三张桌子，吃得挺豪爽挺热闹。
她见那场面，没往里去，在紧靠门的一张供两人就餐的小方桌旁款款落座，招来服务员，要了三菜一汤，一瓶啤酒。酒菜顷刻上齐，她往杯里倒满啤酒，仿佛对面坐着个人似的，举了一下杯，心中暗说：“姚玉慧，为祝贺夏律师入党，我和你干一杯！”杯唇吻嘴唇，缓缓倾斜杯子，无声无息地一饮而尽。随后又往杯中倒满酒，拿起刀叉，从容进餐。她偶尔一抬头，发现那三桌人中差不多有一半儿在注意她，便站起来重摆椅子，背对他们坐，却发现服务员在望着她。她便放下了刀叉，直愣愣地盯着服务员姑娘那张脸，直盯得对方转过身去，才又拿起刀叉。低着头刚吃了几口，觉得对面坐下了一个人。她也不抬头，自顾从容地吃。三块牛排吃掉了两块，一份奶油番茄汤喝了半盘，想起还有一杯啤酒没喝，就放下刀叉，伸手拿起了酒杯。坐在她对面的是个女人。她的目光一落在那女人脸上，就没法儿移开。那张脸太熟悉了！一时又回忆不起在哪里与对方见过。反正她断定对方是一个从她的记忆里走来坐在她对面的人。
“你是……姚教导员吧？”
教导员？……当年她是一个大营的教导员，在这座城市里起码有一千五百个人是她当年的战士。她不愿在饭店在剧场在公共汽车上在公园里在马路人行道上随时随地被叫作“姚教导员”或者被问“你是姚教导员？”姚教导员早该烟消云散了！是又怎么样？难道三十年后她是老太婆了你们也是老头儿老太婆了还念念不忘我曾是你们的教导员吗？活见鬼！千载不朽万古不衰的“姚教导员”！难道我想忘却的，你们合谋起来偏不许我忘却吗？
“你认错人了。”她冰冷地说，恼火地瞪着对方。
“我没认错，你肯定就是姚教导员。”对方一点儿也不介意她那种恼火的目光。
真他妈的！她垂下目光，不再理睬对方，自顾吮饮杯中之酒。
“教导员，我是徐淑芳啊！”
“徐淑芳？”她慢慢放下了酒杯，一时间不知说什么好。
“教导员，你在哪儿工作？”徐淑芳亲近地注视着她。
“我……在律师事务所……”
“教导员你当律师了？”徐淑芳眼中闪耀出由衷钦佩的光彩，“教导员你真了不起，真为我们北大荒返城知青争气！”
姚玉慧的脸倏地就红了，赶紧声明：“我这样的怎么能当律师呢？做一般性的管理工作。”
“那又当领导了？”
“办公室的小头头。”
“能在律师事务所当个小头头也够不简单的啦！”
“你呢？你在哪儿工作？”
徐淑芳从肩上取下精巧的小挎包，打开来，翻出了一张名片递给她。
“多少人？”她接过，见赫然印着“百花玩具厂厂长”。
“上个月又招了一百二十人，五百多人了。”
姚玉慧顿时对自己这个当年的女战士刮目而视。她怀着几分敬意说：“你成为一个女强人了吧？”
“哪儿呀！”徐淑芳不好意思起来，羞惭地说，“一个小厂，什么什么还都不够正规呢！”却又不无骄傲地补充道，“如今我们的产品打到香港去了，年底将会在日本出现。等我们的新厂房落成了，教导员，我一定请你到我们厂参观参观！”
姚玉慧不禁笑了，低声说：“别再称我教导员了，都哪辈子的事儿！”
徐淑芳也笑了：“那怎么称呼？”
她沉吟了一下，认真地说：“叫老姚吧！”
“老姚？你才比我大两岁！”
“那就干脆叫我的名字。”
“姚、玉、慧？”徐淑芳注视着她的脸，摇了摇头，忽然说，“叫大姐吧！要不叫慧姐，挺顺口的。就这么定了！来，认识认识我的客人们！”说着站了起来。
姚玉慧本来不肯，却身不由己地被徐淑芳从椅子上拽了起来，半拖半拽地来到那三桌人之间，把个姚玉慧窘得不行。但看得出徐淑芳对自己的亲近是真的，不忍太令徐淑芳扫兴，只有讪讪作笑。
“诸位，”徐淑芳大声说，“她是我当年的教导员姚玉慧！我当年的返城证明，是她经手办的。是她一次次往团里打电话，甚至亲自往团里跑，团里才批准的……”
姚玉慧听着，内心感动不已。徐淑芳，徐淑芳，没你这么好的女人！你若能够，兴许还会为此给我姚玉慧立块碑吧？
“教导员如今在律师事务所工作，当然是领导工作！”徐淑芳说着，一一向姚玉慧介绍那些以各种各样的目光注视着她的人，“这是上海第二玩具厂的张厂长，这是北京西单百货商场的经销部副主任老倪，这位是我们厂的驻京业务员，这位是天津玩具厂的……教导员你看我们厂虽小，朋友单位却不少吧？他们都支持过我们，今天我是代表全厂向他们致谢的。”
六年不见，徐淑芳已不再是当年那个处处怯场的令她可怜的苦人了，言谈举止落落大方很有风度。她的脸比六年前胖了些，化了淡妆，显得挺有神采，挺妩媚，挺生动。她那双眼睛在姚玉慧看来也比六年前明亮了，顾盼之间闪耀着充分的自信。她的发型很优雅，瀑布似的泻到肩部，自然地向内卷曲。如果她不说出她的名字，当年的教导员是无法认出这个在生产建设兵团喂猪的女兵的。她穿的居然是一件旗袍，而且是一件紫红色的旗袍，而且无袖，**白皙的圆润的双臂。极透明的肉色的丝袜，将她的双腿紧束得苗条而挺拔。一九七九年那个寒冷的冬天之后，姚玉慧就再也没见过她。这三四年内，甚至再也没想起过她，早把她忘却了。她也变得丰满了，做工精细的那件紫红色旗袍，将女人身体的一切骄傲的美点都衬托出来了。姚玉慧呆呆地瞧着她，感到异常震惊。当年生产建设兵团那个穿着肥大兵团服的瘦弱纤小的女知青，何以竟会变成眼前这样一个富有魅力的女人呢？徐淑芳，徐淑芳，靠了什么，生活没将你这个苦人儿压扁搓碎？靠了什么，你越变越美？是养生之道？是健美秘诀？是系列奶液？还是爱情？你又爱上了一个什么样的男人？更使姚玉慧惊讶的是，她发现徐淑芳手指上戴着一枚金戒指。是结婚戒指？也许是喝了酒的缘故，徐淑芳满面红光。姚玉慧观察到，那些男客都非常乐意和徐淑芳谈笑，那些女客也都很尊敬她，对她很有好感。自卑夹杂着可耻的妒意在心中涌动着。姚玉慧忽然想到，自己和徐淑芳站在一起，一定是显得很干瘪很丑陋很令人讨厌的。一种痛苦噬咬着她的心，她竭力保持住脸上那种不自然的笑。
“小徐，别让我凑这份儿热闹了！”她说着，就要走回到自己的餐桌去。
“教导员，见了你我今天格外高兴，给我点儿面子！”徐淑芳恳求地说，握住她的一只手不放，又大声对她的客人们说，“诸位，请共同举杯，为我和我的教导员不期而遇干一杯！六年啊，我们整整六年没见面了！”说着，先敬给姚玉慧一杯酒，然后高高举起了自己的酒杯。
那些男女客人都很乐于接受这个意外穿插进来的小节目，都很善于营造气氛。十几只杯同时与姚玉慧手中的杯相撞，使她应接不暇。
“教导员，请！”
“教导员，有空儿出差北京，到我们单位去玩！”
“教导员，需要从上海买什么东西的话，跟小徐厂长说就行！”
“教导员……”
“教导员……”
“教导员……”
那些客人们竟也口口声声称她教导员！一张张陌生的面孔在她眼前交替更变。一只只冒沫的杯子友好地和她的杯子相撞，脆音悦耳。她记不清她的酒是在一个男人还是一个女人的怂恿之下干了的。而那位四十多岁的面孔比女人还白净的张经理，双手托着啤酒瓶子站在她旁边，不失一切时机地往她的杯子里倒酒。
“围剿”之下，她连干了三四杯，便觉得有些酒力冲顶。
“不行不行，诸位，这样可不行！”徐淑芳见状，慌忙横身在她面前，替她护驾道，“可别把我的教导员灌醉了！教导员，你坐下。”扶她在一把椅子上坐了下去。
“你没法儿改了！”姚玉慧嗔怪地仰脸瞪着她。
徐淑芳抱歉地笑了，对她的客人们说：“我的教导员不许我称她教导员。你们怎么称呼我不干涉啊，从现在起，我叫她慧姐了！”说着走向姚玉慧坐过的那餐桌，将她的筷子和小盘拿了过来，摆在她面前，又道，“教导员，不，慧姐你吃几口菜吧！”就往她的小盘儿里挑选地夹着菜。
客人们这才纷纷落座，然而都不动筷子，都在从各个角度望着她们。也许徐淑芳对姚玉慧的亲热和尊重，使大家对姚玉慧这个其貌不扬的女人莫测高深，陷于不敢等闲视之的印象之中。
徐淑芳说：“诸位，各自为战！我陪我教……我陪我慧姐吃。我俩有贴心话要交换！小余，你替我多多关照大家！”
…………
“教导员，你……结婚了没有？”徐淑芳近近便便地和姚玉慧坐在一块儿，悄悄地问。
当年的教导员摇了摇头。
“我帮帮你忙吧？”
如果不是徐淑芳，是别的什么人，在这种场合，竟敢问她结婚了没有，还说“帮帮你忙吧”之类的话，姚玉慧必定愤然变色。对徐淑芳，她却不能。连她自己也觉得奇怪究竟为什么不能，连她对徐淑芳此时此刻的嫉妒都是温柔的，致使她暗暗宽容着自己，并且不觉得可耻。
徐淑芳，徐淑芳，你和我都是女人，是两类根本不同的女人。我真想问问你，究竟依赖于什么，你竟能长久左右我对你的感情？你一出现在我面前，我就无法疏远你冷淡你？而我已疏远了许多人冷淡了许多人，包括我的母亲，弟弟，妹妹……
徐淑芳又悄悄地问：“教导员你究竟要找个什么样的男人啊？”
姚玉慧夹起一个鹌鹑蛋，又放下了，说：“已经有一个男人愿意做我的丈夫了。”
“干什么的？”徐淑芳那双好看的眼睛笑得眯了起来。
“大学讲师。”她用筷子漫不经心地拨着那只鹌鹑蛋。
“嘿！”徐淑芳端起了杯，“这可值得干一次吧？”
“值得吗？”
“当然！”
“好吧。”于是她也端起杯。两个人并没碰杯，目光注视着目光，无声地长吸慢饮，倾杯而尽。
徐淑芳的脸也红了起来。在姚玉慧看来，红得那么美！
“我脸红了吧？”她问。
“红了。”徐淑芳老实地告诉她。
她从来也没有在这么样一种场合与别人谈自己的婚事。然而她看得出来，徐淑芳认为这是她们之间最重要的话题，她迁就了。尽管她发现同桌的人看去都似在互相交谈，其实侧耳聆听者居多。
徐淑芳不在乎，她便也不在乎。
“小徐，你呢？”
“哪方面？”
“还能是哪方面？”
徐淑芳缓缓转动着手中的空杯，微笑不语。
“说啊！”
“现在不说行吗？”
“不行。”
徐淑芳手中的杯停止了转动，瞧她一眼，垂下目光，违心地回答：“刘大文……”
“刘大文？”
“你连他也不记得了？”
“金嗓子？”
“嗯。姚守义介绍我们来往的。”
姚玉慧半天没说话。
“教导员，你对他印象不好？”徐淑芳疑惑了。
“很好。”她沉思地说，“我只不过是在想，我们女人是否逃脱不了结婚的命运？”
“干吗逃脱呢？”徐淑芳笑出了声儿，悄悄说，“我太愿意做妻子了，真的教导员。每天很累啊，有个丈夫爱我，累也会觉得活得有劲儿！”
“他还中你意吗？”
“还行吧。”
“你中他的意吗？”
“谁知道呢！才见过几次面……”
“我要忠告你，做继母很难。做一个好继母更难。”姚玉慧的目光中，习惯地流露出了女教导员对女兵的责任感。她自己要熨平女教导员的印痕，其实也不容易。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这位老处女仍会不知不觉地扮演一切人的教导员。宇航员在戴帽子的时候都会想到自己曾在太空飞行过。失重状况于他们是一种愉悦和满足。
徐淑芳却从姚玉慧眼中领悟到了纯粹的爱护。恰如姚玉慧在徐淑芳面前无法不被旧角色所推动沿着过去的生活轨道逆行一样，当了一厂之长穿着旗袍戴着金戒指的徐淑芳，也无法彻底摆脱是教导员在与自己谈话那种过去时的心理。心理也不但有它的历程，而且有它的历史。
她那戴着金戒指的手向姚玉慧放在桌上的手伸过去，似乎想握住它，刚触到它，又收回去。那只手一时不知该具体做什么，像只蜗牛似的从光滑的桌面上退了回去，最后“匍匐”在她膝上了。
她低声说：“教导员，你真好。”
老处女又看到了自己当年的女兵的戒指，正正经经地问：“真金的？”
徐淑芳略一怔，微笑道：“真金的。厂里那些年轻的女工们整天怂恿我买一只戴，我只好满足她们的愿望。在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儿上，当领导的得善于迎合群众的情绪，是不是教导员？”
两个人都沉默起来，互相体恤地注视着。
在这种沉默之中，在这种互相注视之下，她们都获得着极大的满足。于一方是情意的满足，于另一方是心理的满足。都包含着微妙的感激，都是不动声色的给予。
“教导员，也许只有你，才肯对我这么说……不过他那两个女儿很亲近我，我也从心里喜爱她们……”
“这就好。别生我的气……”
“为什么？”
“刚才我没能一眼就认出你……”
她们仍彼此注视着，渐渐地都微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