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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九八一年到一九八六年，生活又发生了许多变化。“邓丽君”这位台湾女歌星的名字在大陆青年中已经失去了最初那种令他们或她们崇拜得近乎发狂的魅力，甚至可以实事求是地说日趋“落红”了。其间有几位香港女歌星也瞅准“行情”到内地热热闹闹地你来我去地“风光”了几阵，热闹一过，“风光”便也云消烟灭，她们的名字很快就被人们忘掉了。而某些经济条件较好的人家，已不再满足于只有彩色电视机，还要买录像机了。也不再满足于什么四个喇叭六个喇叭的立体声的高档录音机，而将买组合音响当成了家庭四化的奋斗目标之一。录像机由一千多元而三千多元，却仍不好买。名牌自行车由二百来元而四百来元，在市场上却仍见不到，想买则需托关系走后门，市场上偶尔来一批便顷刻争购一空。头戴安全盔骑着价值几千元甚至万余元的外国名牌摩托的青年人日渐多起来了，市交通管理部门不得不限制发放驾驶执照。私人拥有小汽车的事儿对于中国人也不再是“天方夜谭”。于是便有了汽车走私行当，有了摩托交易场所。于是便有了从中牟取暴利者，有了大发横财者。有了几十万元户和锒铛入狱的罪犯。
生活之流显示出一切美好一切希望一切憧憬夹杂着一切丑恶一切俗恶一切罪恶汹汹涌涌地向前奔泻。它不随人意不可阻挡。普遍的人们更加担心害怕自己将来成为贫穷的人，可是他们却常常逼迫他们的幼儿幼女：“你每天必须给我吃一个苹果！”好像命令孩子们吃药。
在一九八六年，在这一座城市，在九月，在任何卖苹果的地方，无论是国营商店的柜台还是私人小贩的摊床，其价格全在八毛钱以上。比一九八一年贵了近一倍。可连许多普通工人家庭中的受宠爱的孩子们，吃起苹果来似乎都如同吃被嚼过的甘蔗渣一样无滋无味了。
徐淑芳一九八一年九月的那一天在公园里对她的小叔子说的话一点儿不错。一九八六年钱对每一个人对每一个家庭比一九八一年更为重要，也许世界上只有钱这种东西才是越贬值越重要的东西。生活的的确确是张着巨大的嘴巴要每一个人不断地用钱喂它，而每一个人似乎都能够不断地用钱喂它。在货币公开流通的任何地方，随处可见那样一些人，他们用钱喂“生活”，如同小孩儿用糖果喂杂技团铁笼子里的熊一般慷慨大方。在法律严格限制和打击货币流通的某些方面，当然包括以货币交换女人身体的男人们的传统“爱好”方面，货币的流通尤其活泛。好比大雨过后阴沟里的浊水，汇入下水道最后污染到江河里。
三个月前百花玩具厂的会计被徐淑芳送上了法庭。那个五十二岁的曾受到她绝对信任和格外尊重的男人贪污了万余元公款。
她在将他送上法庭之前和他进行了一次单独的谈话：“公款还在吗？”
“花光了……”
“那买的东西还在吗？”
“没买东西……”
“那一万多元你怎么花的？”
“六千多元花在几个女人身上了……”
“那还剩下五千多元呢？”
“三千多元花在赌场上了……”
“那还剩下两千多元呢？”
老会计挠挠头，想了一阵，羞惭地回答：“浪费了……”
她瞅着他那张由于**过度而憔悴不堪的皱巴巴的脸，半天才悟明白他的浪费观念——钱既没花在女人身上也没花在赌场上的话，便是“浪费”；他的羞惭分明更主要是因为“浪费”而不是因为贪污。
她知道他家里的生活状况——没职业的老婆和三个儿女，全都依赖于他的工资。
一万余元啊，他竟一分钱也没有花在——按他的说法，哪怕是“浪费”在他老婆和儿女的身上！
“那几个女人漂亮？”
“是。”
年轻而漂亮的女人的身体，出售给丑陋而年老的男人，不消问索价一定更昂贵。
她叹了口气。
“你辜负了我对你的信任。”
“是……我对不起你……”
“你后悔不？”
“很后悔……我没想到你已经开始对我产生怀疑了，否则我会把账目做得更巧妙，使你一点儿破绽也查不出来……”
他居然还坦率地一笑。
“你认为你值得？”
她真想扇他一耳光。
“怎么不值得呢？……厂长，让我抽支烟吧！”
她点了点头。当他将烟叼在嘴上的时候，他的手才发起抖来，接连划了两根火柴都没划着。
隔着她的长方形办公桌，她向他伸过一只手。
他在这种特殊情况之下受宠若惊，慌乱地抽出一支烟递给她。
她接在手中看了看——是“三五”牌。
“过去你抽的最好的烟是‘红梅’吧？”
“现在我抽惯了‘三五’……”
他居然又一笑。他的双手却仍在发抖，第三根火柴还是没划着。
“我不是要烟，我要火柴。”
她将那支英国烟还给了他。
他十分困惑地看着她，赶快把火柴给了她。
而她对这个曾受自己绝对信任和格外尊重的老会计的困惑，甚于他对自己的困惑十倍。
“贪污了一万多元，也没买个高级点儿的打火机？”
“我兜里揣惯火柴了，揣打火机总是丢……”
她划着一根火柴，像举着火把似的举向他。
他怔了一下，立刻凑向那根火柴吸着了烟。
她轻轻晃灭火柴，平静地说：“你慢慢吸……吸完这一支还可以吸。这可能是我们的最后一次谈话了……不应受时间限制。”
一阵沉痛的难过涌满她的心间——他曾是她得力的参谋。在她创业的最初的那些艰难时日，他曾向她提出过良好的建议，帮助她推行重大的决策。
他吸得并不慢，他吸得很猛烈，他一口接一口地吸。他吐一口烟说一句话：“我这个人……一辈子没享乐过……那些女人真是个个又年轻又漂亮……和她们在一块儿的时候我真希望自己年轻三十岁……如果有一种返老还童药丸，十万元一丸……我就会再贪污十万元……我是个好会计……可惜不是个好赌徒……我以为我会赢万把元，补上我贪污的公款……却从没赢过……我花在那些女人身上的钱是值得的……我这一辈子也忘不了她们，哪一个也忘不了……我这一辈子啊……总算是享乐过了……年轻时没享乐过，五十多岁了才开始……也许男人都是越老了越巴不得享乐享乐……厂长你信吗？看着那些小伙子大姑娘活得自在玩得开心，我这心里边嫉妒得像有只耗子整天在抓挠，又啃又咬的……”
他吸完一支烟，接着吸第二支。
还是她替他划着火柴，还是像举火把那样举到他面前。
她不打断他，任他尽说尽说。
终于他没什么可说的了，缄口不言了。
她这才又与他交谈：“几年来我们互相尊重，为了咱们这个小厂的发展，我们一向配合得不错，是不是？”
“是啊，厂长……”
“正因为我知道你家里生活困难，才每个季度都补助你一次。”
“厂长，我对你说不出一个‘不’字……我一边贪污一边觉得对不起你……”
“你大女儿考上职业高中了？”
“考上了……”
那张憔悴不堪的皱巴巴的脸上，出现了一种由衷的欣慰的表情，它从每一条丑陋的皱纹中爬出来，使那张脸显得怪异至极。
“二女儿今年考大学？”
“嗯……”
“你觉得她有把握考上？”
“有什么把握！在班里还够不上个中等生……”
“我会把你妻子招进厂里来……这我过去就跟你商议过，你自己却不愿意……”
“是啊，你是跟我商议过……那女人没文化，又爱搬弄是非……在厂里，我看不见她……眼不见心不烦……”
她叹了口气，又说：“你二女儿考不上大学的话，我也会把她招进厂里……不过还得让她考一考，毕竟是她应有的机会，啊？”
“嗯……”
“我会好好照顾她们的。你每月的工资是二百七十元，我保证她们母女入厂后的工资加起来绝不低于你的工资，以后凭她们自己争取……”
“……”
老会计低下头去。
“你放心，我用人格保证你的妻子和你的女儿入厂后不会受到歧视……你相信我吗？”
“厂长，我……相信……”
“你也得向我保证一件事。”
“厂长，你说什么事我都可以保证……”
“你可别自杀。”
他慢慢抬起了头。在他那张由于**过度而憔悴不堪的皱巴巴的丑陋的老脸上，原先曾有一双睿智的时时透射着精明的洞察细微的眼睛。也许正因为这样一双眼睛，以前她从未觉得他有多么丑，也从未听别人说过他多么丑，原先他那张脸并不那么憔悴，原先他那张脸并不那么皱巴巴的。他毫不吝啬地给某几个女人钱，某几个女人回赠她们的身体，同时用憔悴和皱纹在他脸上记下了一笔笔彼此都不觉得吃亏的账。他那双眼睛里已没了睿智的没了精明的没了谋略深远的没了洞察细微的目光，浑浊而凝滞，活像死了三天开始变臭的死鱼的眼睛。
他那双眼睛蒙着一层泪。
如同肮脏的玻璃球沾了一层胶水。
这一张男人的脸此时此刻真是又丑陋又令人可怜。
他嘴唇抖抖地说：“厂长，我不……”
即使在这会儿，她还是相信了他这句话。
“我陪你再吸一支烟吧？”
他给了她一支烟，他的手不再抖得那么厉害了。因而他能够划着了一支火柴，虽然无风，却用另一只手拢着，恭恭敬敬地将火柴凑向她。
他的确是一位有经验的好会计，许多单位和部门查账时曾向厂里借调过他。假账目骗不过他那双眼睛，先后有三个当会计的人贪污行径败露在他那双眼睛之下。可以认为实际上是他将那三个当会计的人送上了法庭，其中一个还是与他交情很厚的人。他没有被交情和那个人的苦苦哀求所动，他也拒绝了对方一笔相当可观的贿赂。她从前绝对信任他格外尊重他不是无缘无故的。而现在他所做的账目上弊端败露在她的眼睛之下，她查账的经验是几年来虚心向他求教的。他将被她送上法庭，她和他一样，对于贪污公款的人是冷酷无情的。在决定同他进行这场聊家常式的谈话之前，她接连三个晚上彻夜失眠。她曾产生过这样的念头：将自己存折上的四千余元全部无偿地给予他，再帮他筹借一笔钱，补上他贪污的公款，只是撤了他会计的职务，不对任何人声张这件本厂最严峻的坏事……
在今天早晨她才彻底从自己头脑中排除了那个善良的念头。
如今她仍是一个软心肠的女人。她可以像别的软心肠的女人们那样宽宥他，但她不能够像别的软心肠的女人们那样宽宥贪污一万余元这样的事。
她望着他那张又丑陋又可怜被种种享乐的欲望糟蹋得不成样子的脸，心想善良和性行为在生活中都是必须节制的，不节制的善良便是愚蠢。一个人做了第一件愚蠢的事以后便会常常被愚蠢纠缠不休，女人尤其如此。为了这个厂，为了全厂的五百多名职工，她对这个男子没有权利大发慈悲，更没有权利让愚蠢强奸自己的理智。
她低下了头——在玻璃板下，在办公桌的右下角，压着一页白纸，白纸上写着这样两行字：
像女人那样活着
像男人那样办事
她自己写的。她的座右铭。
她的心肠一时变得更加坚硬起来。
即使此刻他跪在她脚前，涕泪横流，磕头捶胸，痛悔不已，也不会动摇她的理智。
她抬起头，平静地说：“我们很久没有这么面对面地交谈过了，今天我的时间是属于你的。咱们不谈这件事了，换个话题吧？”
一滴胶水般的眼泪，黏黏糊糊地从他浑浊的双眼上缓缓淌了下来，溢出松弛的眼角，像溪流似的分散在他皱巴巴的脸上。
而他那张阔嘴的嘴角，浮现出了一丝感激的苦笑。
“你认为在目前这种竞争激烈的情况下，我们的产品是应向高档创新呢，还是应该继续保持中低档的生产优势？我早就想听听你有什么宏观的或者微观的想法了。”
她十分真诚地问。想到这将是他最后一次为她出谋划策，她又有些难过起来。
她把脸转向了窗外，她不愿被他看出她心里难过的样子。无论她难过或者不难过对于他有什么意义呢？与其相对唏嘘，莫如坦诚话别。那时节厂院内丁香花开得正盛，芬芳浸透了空气，一阵阵熏风使人心旷神怡……
2
今天，她站在她办公室的三楼阳台上，耐心期待前来洽谈业务的外商。丁香花是早已经开败了，厂院内别的花却在散紫翻红，争媚斗妍。尽职的老花匠正提着喷壶给花浇水。
她抚着阳台朝老花匠喊：“郑大爷，您剪些花给我送一束上来！”
老花匠仰起脸大声问：“厂长你要什么花呀？”
“什么花都要！”
俯视着她含辛茹苦创建的这花园般的工厂，她内心里充满了自豪感。她没有成为一个趁钱的女人，四千零二十八元，在今天是不足论道的。如果她是一个男人的话，如果她明天结婚的话，四千零二十八元还不够布置起一个新房。但她却成了一个有权支配七百余万元资产的女厂长。某些女人，如果交给她们这样的权力，她们未见得个个都知道怎样才能使七百万变成八百万变成九百万变成一千万。而她知道。而她每天都在实行着这种变化。在中国，在今天，即使对那些很趁钱的人来说，一旦损失十万二十万三十万元可能就会一贫如洗甚至刀抹脖子绳上吊，而她损失了十万二十万三十万元照样睡得很安宁。经济活动从来就是有输有赢的“游戏”；赢固可喜，输亦欣然，这才是好“牌手”的风度。
有一次一位采访她的记者请她谈谈小厂致富的经验。
她想了想，回答说：“经济活动必然充满了冒险，而我从来不冒险。如果有百分之九十‘赢’的可能，我也只肯押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赌注。有百分之九十九点九‘赢’的可能，我还是绝不将老本全押上。”
对方又请她谈谈创业过程。
她沉默良久，只回答了四个字——“无可奉告”。
她成为女厂长的第一步，是从弹棉花开始的。但这个年利润三百余万的生气勃勃的小厂，却并非从烂棉花中弹出来的。烂棉花中所能产生的最美好的东西，只不过是重新成形的棉絮而已，别无他物。一口铁锅办起一个化工厂之类的报道，那是别人的自豪，不是她的自豪。
没有她的小叔子郭立伟，便没有她的今天，便没有百花玩具厂的存在。几年前她像瞎子，靠一种女人特有的韧**，如同瞎子靠手中的竹竿触触点点地探路。是她的小叔子也是她当年从心灵到肉体都如饥似渴地需要的一个男人执起了竹竿的另一端，她才觉得自己的眼睛能看清生活了。
她是永远也不会将这一点告诉任何人的。
没有隐情的男人是没有思想可言的男人。
没有隐情的女人是没有灵性的女人。
隐情一旦自白于人，心灵中最珍贵的血液便丧失掉了，心灵便成了干枯的东西。
是她的小叔子，在她和马婶弹了三个月棉花挣了一千二百余元钱之后，替她们从银行贷出了三万元钱，帮助她们维修厂房，联络业务，生产起冬季的劳保手套来。
第二年春天，市郊的一家玻璃制品厂看中了她们的破厂房和破院落在市内的占地，提出要和她们交换厂址，宁愿补贴给她们三十万元。
三十万元啊！
不是谁都能经常遇到“财神爷”的！何况“财神爷”自己找上了门！
她们的厂房虽破，院落虽破，却不是她们的。它可以空**在那里，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颓败，倒塌，变成残垣断壁直至变成一片废墟而无人过问。但要由它获得三十万元的话，过问和干涉的人比那破厂房里的耗子还多。
她和马婶欣喜若狂地先去找街道委员会请求批准。
街道委员会主任回答说做不了主，让她们找公社。
“你们想卖厂房？你们两个女人太见钱眼开了！那是你们家自己盖的煤棚子吗？”
公社负责人对她们大发其火。
对方恼怒的态度使她根本不知如何才能解释明白。
马婶便施展她那“忽悠”的本领，跟随在人家屁股后从这一间屋走到那一间屋，喋喋不休地向人家大谈她们的种种雄心壮志。
最后人家拍起桌子来，指着马婶的鼻子训斥：“你别跟我天花乱坠地吹牛皮！我知道你能‘忽悠’，我可不吃你这一套老娘儿们的伎俩！允许你们借那块地方找点儿活干就不错了！我从开始就不信你们两个女人能创什么业！再多说一句，明天不许你们在那儿干活！”
结果是一套组合家具起了作用。
组合家具被从破厂房内运走后，她的小伟累得吐血住院。
公社的鲜红大印清清楚楚地落在白纸上，又杀出了房地产管理局的几位男女。
他们说：“没有我们盖的公章，光有你们公社盖的公章，你们这张纸还是一张白纸。”
她和马婶诚惶诚恐地说：“那就请你们也为我们盖章吧！”
那几个男女便都笑了起来。光笑不说话，笑得她和马婶如堕五里雾中。
那几个男女见她和马婶不明白的样子，又都庄严起来，各做各的事儿，不再理睬她们。
她们只有讪讪地离去了。沮丧地在路上走着走着，马婶忽然两手一拍，恍然大悟：“嗨，难怪人家笑咱们，咱们真是糊涂哇！忘了给人家带来‘盖章费’了！”
“‘盖章费’？”
她更糊涂了。
“是啊，如今时兴这个！你不信咱们明天带着‘盖章费’再来！”
第二天，她们又去了。马婶一边说着“请同志们多多支持”之类的话，一边将一份份用红纸包着的“盖章费”塞到那些男女手中，每份红纸包上还都明写着“一百元”。
血汗钱使她们那张白纸上又多了一颗公章。
可是人家又告诉她们，还得盖一位处长的私章，还得请那位处长批字。
她们请求引见那位处长，答曰处长休病假。唯恐三十万元化为泡影，请求告诉处长家的地址。终于告诉了，却千叮万嘱：“可别说我们告诉的呀！”
她们一往无前冒冒失失地来到那位处长家，见处长并未生病，而是在亲自指挥一伙人装饰房间，贴壁纸的贴壁纸，铺地毯的铺地毯，安吊灯的安吊灯……
马婶的“忽悠”本领，几经挫折，自信全无，不敢再“忽悠”，畏畏缩缩地说明来意，结果遭到了处长一顿义正词严的教育。
“这事我知道！你们搞什么嘛！给你们公社书记送了一套组合家具对不对？这叫腐蚀干部你们明白吗？本来你们这件事是很简单的事，两相情愿，互立交换厂地的字据就行了嘛！你们却偏偏要搞歪门邪道！本来我的章是可以盖的，我的字是可以签的，不过是一道手续而已。现在我郑重告诉你们，章，我是绝不盖的！字，我是绝不签的！不为别的，就为抵制不正之风！党风党纪，都是让你们这样专搞歪门邪道的人败坏了的！”
在义正词严的那一位处长面前，她们无地自容，羞羞惭惭地告退了。
结果，仍是一套组合家具起了作用。
她的小伟那时已累垮了身体，锯不动也刨不动了。他将他为数不多的存款全部取出交给了她，连同她和马婶弹棉花做手套挣的钱，加在一起两千八百多，从家具展销会上买了一套组合家具。
三人用手推车分三次送到那一位“高风亮节”的处长家里。还不敢对处长说是买的，口口声声说是做的，一再表明绝没有腐蚀处长的不良居心，恳求处长接受。
处长不是傻瓜，明明看出了是买的。但既然他们口口声声说是做的，处长也就顺水推舟，佯装确信是做的。既然他们一再表明绝没有腐蚀处长的不良居心，既然他们恳求处长接受，处长也就不忍拒绝，开恩笑纳了。
如此这般，她们那张白纸上，才盖下了最关键的也是多余的一个章。
处长家的门刚在他们背后关上，马婶便啐了一口，骂道：“呸，屎壳郎戴花，臭不要脸！”
徐淑芳想到她的小伟当年为了他哥哥的返城，也是靠家具“过五关斩六将”的，感叹：“许多方面如今都变了，就是这一方面没变，哪天能变一变呢？”
他淡淡一笑，说：“这一方面也变了啊！当年他们要立柜，要酒柜，要方桌，如今要的是组合家具了！当年是具体管你那件事的人，才卡住你的脖子要这要那，如今是一个人卡住你的脖子，许多人瞪着眼睛看你，哪一个不打点满意了，你的事都休想办成，这也叫观念更新吧！”
三人正说着走着，处长十三四岁的儿子追了下来，指着她的小伟问：“你是木工吧？”
他说：“是。”
处长的儿子说：“我爸叫你明天上午来给我家装阳台上的封闭窗！”
那神气那口气，完全像解放前地主家的少爷崽子对一个长工说话。
她觉得欺人太甚，忍无可忍地说：“他是有工作的人，又不是无业游民，可以随时听凭你家指使！”
那大孩子骄横地说：“这我不管！我只管传我爸的话，不来，后果你们自己负！”
马婶一旁听了，气愤得巨大的脸盘儿青紫，敢怒而不敢言。
他却爽快地答道：“我还有三天病假呢，我明天上午一准来！你爸如果要天上的云彩飘在你家客厅里，那砍了我脑袋我也办不到，不就是安装阳台上的封闭窗吗？包我身上了！”
处长的“传令兵”走后，她埋怨他：“你干吗答应？反正他的章已经给咱们盖了，字也签了，不答应他又能怎么样？”
他开导地说：“不答应不行啊！别看他章已经给咱们盖了，字也签了，稍微惹他不顺心，他照样还能卡住你们脖子，那就前功尽弃了！他们大言不惭地讲他们是老百姓的公仆，实际上老百姓是他们的公仆。如今是这样——你也公仆，我也公仆。公仆对公仆，谁也别挑谁的理。你也利用我，我也利用你。你利用我靠权，我利用你靠钱。你敲诈了我，我办成了事儿，各得其所。何况咱们成的，是于国于民可能大大有利的事业，问心无愧，应该高兴才对！若在前几年，我才不会陪着你们这么低三下四地讨一个狗屁处长的好呢！我宁肯犯法坐牢，也给他放点儿血。你们看我的观念不是更新了吗？”
他这一番开导的话，说得循循善诱，又轻松又幽默又乐观，将她和马婶说笑了。
第二天他在给人家安装封闭窗时，从六层楼的阳台上掉了下来，幸亏他预先将一根绳索系在腰间，否则便粉身碎骨一命呜呼了。当时处长家没人，处长夫妇被电力局请去乘游艇游览松花江，只留下儿子看家。是看着他，怕他偷东西。那处长的儿子不愿意老老实实地待在家里看着他，锁了门不知到哪儿玩去了。处长家的阳台背街，朝向院子里。那幢楼是新楼，住户才搬进去三分之一。上午九点来钟，楼院内见不着个人影。他在高空中吊了半个多小时才被发现，可想救他的人进不了处长家，那门包着白洋铁皮，安全锁。想救他的人只好跑下六层楼去请来了一位派出所的老民警。
老民警说：“妈的，救人要紧，砸门！”
破门而入，总算将他救起。又多在高空中吊了半个小时。
他被拽到阳台上时，居然叼着烟！老民警愕然道：“小伙子，你烟瘾够大的啊！”
他说：“吊在高空孤单单的，幸亏兜里有烟有火柴，吸烟解闷呗！”
夜里，她发现了他腰间一环瘀血的深深的勒痕，逼问他，他才讲。
她伏在他身上哭了。
她心里恨透了那个王八蛋处长！
这些，她不愿对记者讲。
3
玻璃制品厂最后又提出了一个她和马婶万万料想不到的条件——以她们的城市户口与玻璃制品厂两名职工的农村户口对调。
人家通情达理地说：“我们这两位职工，都对我们厂有过大贡献，户口问题十几年了解决不了，我们心中有愧。实话对你们讲，乐意和我们交换厂址的，另外还有两个单位呢！现在搞活了，趁了钱的单位，原先在农村或郊区的，向市内迁移不算难事！没钱的穷单位，在城市里混不下去，还莫如先抓到手几十万，到市郊去图谋发展，一旦发展起来了，还可以像我们一样重新占领城市嘛！”
人家不但说得通情达理，而且说得颇有远见。尽管如此，她们当时还是呆住了。户口在她们的头脑中，仍是每一个人，尤其女人的顶顶重要的“固定资产”，因为它决定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属类。对方的这一项附加条件，好似一闷棍，击得她们晕头转向。而她则不仅晕头转向，简直眼冒金花，心冷如冰了。她刚刚把握住一个城市女人的生活感觉啊！
人家见她们那种失魂落魄的样子，又说：“当然，我们所谓的附加条件，可以对你们是有条件的条件，比如，你们要是同意了，我们愿多给你们两万元，这值得你们好好考虑考虑啊！两万元归你们个人呀！”
马婶肉蒲扇似的肥手，往比窈窕淑女们的腰还粗的大腿上猛拍一记，豪气冲天地说：“我干了！不过您同志可别把我当成个财迷心窍的女人！我们缺钱，太缺钱了！多一万是一万，我们两个女人要折腾起一番事业，让你们男人佩服！”随即看定她的脸说：“淑芳你可千万不能舍出你的城市户口！你还没结婚，舍出了城市户口，你个三十来岁的女人身价就跌惨啦！我都五十六岁了，血压高，不定哪一天摔个跟头起不来，我不在乎什么城市户口不城市户口的！”
马婶的话将她的心又烧得火热火热的！她坚定地说：“马婶，咱俩发过誓的，要同舟共济！你不在乎，我也不在乎！我豁出去了！搭上我今后的命运和你一块儿卖城市户口！……咱俩谁若反悔天打五雷轰……”
三十二万元却根本没从她们手里过，就被公社中间接收了。接收前连个招呼也没跟她们打！
她们得知后，找到公社，请求恳求哀求乞求，起码得拨给她们十万支持她们的雄心壮志啊！最后她们得到的仅仅是她们出卖自己城市户口的那一笔钱——两万，一分也不多。
公社根本不信任她们，认为若拨给她们钱支持她们所谓的“事业”，等于用肉包子打狗。
公社书记对她们说：“三十晚上亮晶晶，八月十五黑咕隆咚，路上看见人咬狗，拿起狗来打石头，鸡蛋撞到磨盘上，把磨盘撞了个大窟窿！你们甭‘忽悠’，我不吃这套！我要信了你们，我这公社书记就成了天字第一号的大傻瓜啦！你们心甘情愿卖了你们的城市户口，那是你们自己的事！两万元也够你们折腾的了，国外还有靠两美元折腾为百万富翁的呢！”
那时已经有人向她们透露，公社书记和房地产局那位处长竟是“一担挑”！
两套组合家具白送，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玻璃制品厂的几位领导，却被她们——一个普普通通的有“单位”的待业女知青和一个斗大的字识不了一笸箩的家庭妇女想要折腾起一番事业的热忱和勃勃雄心所感动了，将不想运走的三四万块旧砖和一批滞销的产品，无偿留给她们了。
在她的小伟帮助四处奔走之下，半个月内她们卖掉了那三四万块旧砖和那一批滞销的玻璃产品，又获得近万元。
二万九千多元，一个小手提包塞得鼓鼓胀胀的，摆在玻璃制品厂传达室内人家遗弃的一张破桌子上。马婶将那小手提包捧在怀里一会儿，她接着将它捧在怀里一会儿，它好像一个人人见了人人爱的漂亮的婴儿。许久许久，她们谁也不说话。地处郊区的玻璃制品工厂门临一条公路，穿过公路便是农村的菜地，菜地尽头是隐蔽在柳林中的村子。厂院内宁静异常，绿的草和红的花，尽落着搬迁造成的灰尘。
马婶先开口了，低声问她：“淑芳你想什么呢？”
她将塞满二万九千多元钱的手提包轻轻放在那张破桌子上，反问：“马婶你想什么呢？”
马婶慢慢拉开手提包，取出一捆钱——托在肉蒲扇似的肥手上，盯着说：“我真想，咱俩干脆分了算啦！”
“我……也在这么想……”
“分了，一人将近一万五，每月利息就是九十多！”
“是啊……”
“自打一九五八年开始号召妇女迈出家门参加工作，三十来年我什么活没干过！却哪一个月也没挣过九十多！”
“我也做梦都没敢想过一个月挣九十多……”
“分了，咱俩也是万元户了！”
“是啊，分了咱俩也是万元户了！”
“分了，什么活也不用再干，吃利息是最保险的铁饭碗！”
“我也再不怕待业了！”
“你说分不分？”
“你说呢？”
“你先说，我随你！”
“你先说，我随你！”
她们互相注视了足有两分钟，谁也不先说。
马婶转身走到院子里，望着说：“多大的院子，好多的厂房，一码青砖的，二十年也倒不了！”
她也走到了院子里，也望着说：“不知我们甩手一走，它会落在些什么人手里……”
离她们二十几步的地方，倒着一个大肚子细脖子的容器，也不知是派什么用场的。马婶慢腾腾地走过去扶起了它，顺手捡起半块砖头，慢腾腾地走回她身旁，复开口道：“这样吧，我用这半块砖，打那个东西。如果我一砖头打中它了，咱们就啥话也甭再说，分了钱回家！这叫人随天意，嗯？”
她说：“嗯。”
于是身高体胖的马婶，拉开滑稽可笑的弓步，站稳了，眯起一只眼，单眼瞄准那件容器，高高举起了砖。
“要是……你打不中呢？”
马婶的手臂垂落下来，转脸看她一眼，说：“打不中，咱们还是那句话——同舟共济！做这地方的‘女寨主’！咱们就给它个折腾起来看！”
“要是……咱们背时倒运，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把钱赔个一干二净呢？”
“那也没处买后悔药吃！你若想不开寻死，我陪你一块儿上吊！嗯？”
“嗯……”
马婶的手臂又举了起来……
她真希望马婶瞄得准准的，一砖将那个古怪的玻璃东西打个粉碎！又真希望马婶怎么瞄也瞄不准，空投一砖。两种希望像两只公鸡在她心里相斗，斗得不可开交，冠滴血，羽毛飞。
她背过了身去，不由自主地用双手捂上了耳朵。仿佛马婶举的不是半头砖，而是手榴弹；那大肚子细脖子的古怪东西也不是玻璃，而是炸药箱。一旦被马婶击中，便会惊天动地似的。
良久，她连用指甲轻弹玻璃的脆小的声音都没听到。
她有些奇怪地转过身，见马婶的手臂又垂落了，半块砖却仍拿在手中。滑稽可笑的弓步也收拢了，瞪着那古怪的玻璃的东西发呆。
“你怎么不打啊？”
“我觉得怎么瞄也瞄不准……还是你来吧……”
“不，不，我不来！你打，你打！打中打不中，我心里都没什么。真的马婶！”
“你别把难事儿推给我呀！你比我年轻，这不公平！年轻的人更要知难而上！别客气，你来，你来！”
马婶往她手里塞砖头。
“我不是客气，这有什么客气的呀！”她将双手背到身后，死活不肯接那半块砖头。
“叫你来，你就来！又不是叫你拿着半块砖头打老虎！伸手！”
马婶生气了。
她只好极端违心地接过了那半块砖头。她看着马婶的大脸盘儿，企图从那张大脸盘儿上观察出某种愿望。
那张大脸盘儿呆板得像抽象派木刻，毫无特殊的表情，一副听天由命的样子。
于是她也像马婶刚才似的，拉开弓步，站稳了，眯起一只眼，瞄准那件容器，高高举起了砖。
几年前和郭立强他们在煤场卸煤的那些日子里，休息时，闲得没事儿，她常和他们指定一个什么目标，用煤块儿打。比谁打得准，以此解闷儿。后来她竟练得很准，往往十中七八。
她一开始瞄准那件容器，她就一心只想打中它了。那仅仅是一种本能的意识，就仿佛一位姑娘，照着镜子，不知道自己剪掉了辫子会不会比留着条大辫子更好看；而一旦操起了剪刀，开始比量着要剪了，那种想要一剪刀剪掉自己大辫子的念头就变成想要获得一种快感的心理了。
“你先别……”
马婶的话还没说完，半块砖头已从她手中飞出。
但听砰的一声爆响，那古怪的玻璃容器顿时粉碎。
她呆呆地站在那里，似乎自己打碎了昂贵无比的宝物。
马婶也呆呆地站在那里，大脸盘上显出了一种惋惜的表情。
她们半天没说话，谁也不看谁。
后来她走到了那堆碎玻璃片儿跟前。
马婶也跟着她走到了那堆碎玻璃片跟前。
她们都仿佛不相信那个古怪的玻璃容器真被击碎了，走过去是为了进一步证实给她们自己看似的。
马婶低声说：“这是天意。嗯？”
“也许是……你刚才为什么要拦住我？”
“我忽然又想我自己来了。”
“你看你拦晚了……”
“我这人有点儿迷信，天意不可违啊……”
她们默默走入传达室，一言不发就分钱。你从手提包中取出一捆儿，我从手提包中取出一捆儿……
那天，她回到家后急忙拉严窗帘，插了两道门，脱鞋盘腿坐在**，解开扎成死扣的手绢四角，瞧着那一捆捆的钱，自个儿喜悦得没法儿形容，一时忘记自己已经不是城市女人而是农村女人了。
明知一捆一千元，哪一捆也不会少，她却一捆一捆认真数。
人数钱的时候是绝不会厌烦的：如果钱是自己的。
她数了将近半个小时才数完。
然后她仍坐在**，一捆一捆，一张一张将那些钱平均分为两份儿。留出了五十五元作为一个月的生活费。
下午她将两份儿钱存入了银行。一个存折上写的是自己的名字，一个存折上写的是“郭立伟”。
离开银行，她在一个公用电话亭给她的小伟打电话。他不在，别人代接的。她让那个人转告他——下班后立刻回家，家中的烟囱堵了。
接着她去本市服务条件最好的浴池洗澡。
走出浴池她又去逛商店，先买了种种化妆品，后买各类食物。
一回到家里，她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改变”自己。窗子在几天前已经封上了，家温温暖暖的。烟囱当然并未堵，炉火压着，一擞马上会旺起来。
她穿上了一件红色的紧身毛衣，她是第二次穿它，第一次穿它是在她的结婚日。那一天它沾染了她的血，后来是她自己将它洗了一遍。当时一盆水洗得发红，却不是毛线掉色，是她的血使一盆水变红了；毛衣的颜色仍如没洗过一般鲜艳。
刚刚关上衣柜门，她想了想，复又打开，翻出一件洁白的兔毛小坎肩，加在红色的紧身毛衣外。
随后她坐在桌前，一一打开所有刚买的化妆品，对着小圆镜，精心细致地化妆自己那张天生白皙的脸。
她生平第一次化妆，今天她要使自己显得格外地美。她的双眉本是很弯很长的，不过看去过于淡。经眉笔轻描了一下，更弯更长了，自然地使她脸上顿增了不尽的女性的娇媚。她的嘴唇也一向是滋润的。她买了三种唇膏，犹犹豫豫地放下这一种，拿起那一种，不知该往嘴唇上涂哪一种才好，最后她决定了涂桃红色的。经唇膏一涂，嘴唇的轮廓更加分明。她原先从未敢想象过自己把嘴唇涂得红红的会是一副什么样子，现在镜子告诉她，是她原先绝对想象不到的那么艳美！她原先根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专为女人化妆用的叫作睫毛刷的这么一种东西。她以为电影里那些外国和中国的漂亮的女演员们的睫毛，天生是又黑又动人地向上翻卷的呢！
她是看了“说明书”才敢于动用它的。化妆是女人的本能。所谓“化妆美学”的全部学问，其实都不过是男人们从女人们的这种本能之中剽窃的。第一次使用睫毛刷的女人，远比第一次使用榔头的男人更灵巧。
在桌子上方，挂着电影明星挂历。她忽然站起来将挂历摘下，从十一月份往前翻。翻到六月，不翻了。她觉得自己太像六月份上那个女人了！
宋佳？演过些什么电影或电视剧？真可悲，返城至今，她还没看过一次电影。不过宋佳对于她是毫不重要的，六月份对她也是毫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她像那个女人；而那个女人挺美。
她就将翻到六月份的挂历重新挂到墙上。
刚刚挂好，听到门响，她迅速拉开抽屉，将桌上的化妆品一股脑儿收入抽屉。
刚刚推上抽屉，转过身来，听到的却是孙二婶的话声：
“淑芳啊，你在屋吗？”
“在……”
她拉灭了灯，唯恐孙二婶一步迈进屋来，发现自己是一副多么不寻常的样子！
“你干吗把灯关了呀？”
“二婶你可先别进来，我正换衣服呢，怪不好意思的……”
她轻轻走到脸盆架前，抓起了湿毛巾，就要擦脸。
“那我不进屋了。也没什么事儿，公社要统计人口，明天你有空儿帮二婶挨家挨户填写表格行吗？”
“行啊二婶。”
“那我走了……瞧你粗心劲儿的，换衣服也不插门！”
她舒了一口气，将手中的湿毛巾又搭在脸盆架上了。
“哎哟！踩我脚了！”
孙二婶还没走出去，却叫起来。
“是二婶吧？怎么黑着灯啊？我嫂子不在家？”
该死的！偏偏赶上这会儿进家门！
她站在洗脸架旁，屏息敛气，不敢离开。
“你嫂子在里屋换衣服呢……”孙二婶的声音低了，“那你到二婶家先坐会儿吧？”
“我回来打烟囱。不去你家了二婶，我在厨房待会儿……”
听着孙二婶走出去之后，她稳了稳心神，在里屋说：“你把外边门插上。”
听着他将外边门插上了，她走到桌旁站着，又说：“你进屋吧。”
看见他的身影进了屋，她说：“你开灯。”
他一声不响地拉亮了灯。
他手中握着灯绳，望着她一时僵立在门口。
“你拉上窗帘。”
他的目光始终望着她，机械地走到窗前，机械地拉上窗帘。
“是为你……”
她不无羞涩地笑了。
他一步步向她走过来，仿佛接近着一尊神圣的偶像。
“你别过来……”
他站住了。
“我这样……好吗？”
“好……”
“你看我……像谁？”
“谁也不像……”
“你看看挂历……”
他的目光从她脸上缓缓转移到了挂历上。
“像谁？”
“像你自己……”
他的目光在挂历上停留了还不足半秒钟，就又凝视在她脸上。
“我一点儿都不像挂历上……那个女人？”
他摇头。
她有些扫兴起来，固执地说：“我觉得像嘛！”
“不像。”
“像！”
他还是摇头：“你再说像我就把那张挂历扯下来撕了！”
“你敢！”
他两步就跨到了桌前，一下子从墙上扯掉了那页挂历，几乎是有些愤怒地撕扯得粉碎，抛在她脚下。
“你？……”
她惊愕了。
“我眼里根本看不见第二个女人！”
她就一头扎在他怀里了。
他将她横抱了起来，似乎轻轻地就将她横抱了起来。她料不到他的双臂竟那么有力，托着她像托着一个小女孩儿似的。
“今晚住在家里行吗？”
他的目光告诉她，她所请求的正是他所渴望的。
“二婶会不会起疑心？”
“二婶是好人……”
“别的邻居们呢？”
“现在为什么要想到他们呢？”
…………
4
她忘不了那个夜晚，当她把那张七千多元的存折送给她的小伟时，他是怎样拒绝的。他时而咆哮，时而又冷言相向，直到连她自己也像他那样蔑视自己分钱后吃利息过小日子的念头，直到她觉得原已不容易开始淡漠的创业发展的想法再一次清清楚楚，结结实实地从心底站起。五年，她已经离开那个拉紧窗帘点着票子设计宽裕生活的徐淑芳非常非常遥远了，但她知道自己永远不会忘掉那个烛光迷离的夜晚，就像一个人忘不了旅程中最难逾越的那道障碍，而这障碍是他以他的方式帮她逾越的，虽然他那时是那么野，那么凶，虽然他呵斥讥讽得她痛苦了许久……
还有马婶，她曾与之分钱又与之集资的老搭档。
马婶死了。
像马婶自己说的那样，中午从车间到食堂的路上，她走着走着，跌了一跤，就死了。
马婶是不脱产的副厂长。或者更确切地讲，是名义上的副厂长。她曾几次坚持要马婶脱产，坐到副厂长的办公室里去。
马婶却说：“空出那么一间屋子，让我整天守着屋子干吗呀？还不把我憋闷出毛病来啊？哪有跟姑娘们在车间干活好？跟姑娘们一块儿干活我觉得自己年轻！”
“忽悠”一词，仍在民间广为应用。但到了一九八六年，无论公对公还是私对私，或者公对私或者私对公，办任何事情光靠能“忽悠”是办不大成了。
生活淘汰一类人比舞台淘汰一类明星更迅速。
因而本市的老百姓又创造了另一个词取而代之——“安排”。
是“创造”，绝不仅仅是“选择”。
一个词一旦被赋予了崭新的含意，当然便是创造。正如新的发明取代旧的科学。
“安排”意味着请客、送礼、塞钞票，以及凡能用物质说明的其他许多许多内容。它的技巧是必须掌握权与法之间的细微的原则。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这是更高的学问，比“忽悠”实际得多。
马婶难能精通此道。
她却已久经考验，游刃有余了，这对她是后天的才干。她早习惯了在厂长的日记上写明“安排”这一词。一个普通的女人的灵魂究竟能在生活和事业中走出多远，要看她究竟能与一切称之为“正统”的观念决裂的程度和分道扬镳的勇气。她及时地明白了这一点。她对凡她认为可敬的“正统”观念仍保持着敬意，但如果它妨碍她，她则仅仅把它供起来而已。她已不能够再做它的模范的“修女”，不管是生活方面还是事业方面。如果它不能导致成功和快乐，甚至只能导致失败和烦恼，那么人为什么非要依顺于它？作为一个女人她不许自己缺少快乐，作为一位厂长她不许自己失败多于成功。
她已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一个女人的风格，各方面的风格。按照自己的风格活着，她才能领悟到活着的价值和意义。当厂长在她看来只不过是自己的活法之一，并不是她活着的目的。
她以她自己做事的风格，征得马婶家属同意之后，在厂内为马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仪式。
她亲自致悼词。
悼词是这样写的：
生活中经常有这样的情况，最初我们很不喜欢的人，最后成了我们很喜欢的人，甚至成了我们很亲爱的人。原因何在？让我告诉大家——人的心的确是可以相互交换的。以心换心是最公平的交换。在这架天平上，年龄、性别、容貌、知识，某个人的地位和脾气，都是没有分量的。有分量的只是一颗心。如果将两颗心在天平上调换一下，天平仍然是平衡的，我们便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我们在别人心中的分量，和别人在我们心中的分量。它跳动的时候，我们便欣慰。它停止跳动的时候，我们便悲哀。即使这样的人对我们的成功与失败已不再起任何作用，这个人对我们也一如从前那般重要，离开我们之后，会被我们铭记着。马婶对我便是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连我们的隐私都是从未互相隐瞒过的。我们之间曾经有过一句誓言——同舟共济。她对得起我们之间这句誓言，所以我尊敬她异于尊敬别人。我知道，她对于你们，也许不是一个值得喜欢更不是一个值得亲爱的人。甚至也不是什么副厂长，仅仅是一个刀子嘴豆腐心的、太爱教训你们的、太爱管各种闲事的胖女人。我知道，你们有些姑娘在背地里叫她“半吨”。我并不想在这种场合谴责你们。因为我当年，也就是最初我很不喜欢她的时候，也在背地里对别人把她叫过“河马大婶”。而此时此刻，我内心里的悲痛是语言所无法形容的。我要告诉你们的是，我们这个工厂得以存在并且发展到今天的规模，当年的一半基金是这个普普通通的，刀子嘴豆腐心的，太爱教训你们的，太爱管各种闲事的女人的钱。一万七千多块钱。是她卖掉了自己的城市户口的钱，和她干某些又脏又累的活用汗水换来的钱。她活着的时候从未希望你们知道这一点，并且因此回报她感激和敬意，也从未抱怨过你们不知道这一点。看到你们这些年轻的姑娘在我们这个工厂里工作是愉快的，她已很满足了。她虽然那么爱教训你们，可她甚至都没有要求你们热爱过我们这个工厂。我认为她是有这种权利的。恰恰相反，她时常觉得，我们这个工厂，还应该为你们做好许许多多福利方面的事情。你们之中，没有一个是干部的子女，没有一个是知识分子的子女。社会提供给他们的选择机会和竞争机会已经不少，但提供给你们的却不算多，因为你们是社会最底层的劳动者家庭的姑娘。当你们考不上大学的时候，当你们终于放弃了种种更令人羡慕的憧憬的时候，我们的工厂向你们敞开它的大门。只要你们永不嫌弃它，它便永不嫌弃你们。这一条与其他单位有所不同的招工原则，是我们今天所追悼的这个女人的主张。因为她也是来自于社会最底层的。她内心里时刻关怀着你们的福利，如同时刻关怀她自己的女儿们的福利。她太爱教训你们，也许正因为她太爱你们。今后，我将继续奉行她生前的主张，因为我也是来自于社会最底层的。我将努力为你们实现更多的福利，因为这是她生前的愿望，也是我对你们的责任。我们这个工厂，大概永远不可能向你们许诺更令人羡慕的憧憬，但是它将保证对你们每个人目前的和今后的物质生活负起它应尽的责任，使你们不至于受到贫穷的困扰，仅此而已。别的方面，它只愿协助你们去寻找和获得，但不能代替你们去寻找和获得。这一些话，也是马婶生前总想对你们说明白而总也没有说得很明白的话。今天，在我们追悼她的这个时刻，我相信我已经替她对你们说得非常明白了……
悼词是她亲笔写的。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标点符号，都是从她内心里涌到笔端的。没有修改，不愿修改。她要对马婶维护自己内心里一向对马婶的真实。连她与她的小伟之间的隐情，她都坦白地告诉过了马婶，那么在为马婶而写的悼词中，还有什么不适当的话，是马婶所不能原谅她的呢？何况马婶是宽厚的女人！
她怎么写的，便怎么念了。
许多姑娘听着听着哭了。
录音机播放着哀乐，不是中国人所听熟悉了的那首哀乐，而是贝多芬的《安魂曲》。
马婶生前曾说过，最听不得哀乐，一听到哀乐心就像被一只大手揪住了。她也认为中国人所听熟悉了的那首哀乐，不太适于作为凡人的殡葬曲。它使死亡的严峻性对活人显得太强烈了！它太震撼活人的心灵了！而马婶是凡人。一个安分的凡人必定是不愿以自己的死亡去震撼活人的心灵的。相比之下，倒确实是贝多芬的《安魂曲》更适于做一切人、一切不平凡的人和一切凡人的殡葬曲。因为它所体现的悲哀是忧伤的，而不是撕肝裂胆仿佛天崩地坼般的震撼。凡人的死是震撼不了天地的，凡人的死尤其需要的是一首《安魂曲》。追悼凡人的活着的凡人的灵魂尤其需要将悲哀淡化为忧伤，而忧伤之对于活着的凡人的灵魂，也将能比悲伤更长久些。
一辆车头披挂了黑纱和白花的小面包车做了马婶的殡车。她和兼职工会工作的两位姑娘陪同马婶的亲属们乘另一辆大客车前往火葬场。可是许多姑娘也眼泪汪汪地挤上了车，非要将马婶“送到底”。殡车开出厂，又有百多名姑娘骑着自行车紧紧尾随其后，这是她预先没估计到的。
都是些有良心的好姑娘啊！
她从车后窗望着她们一个个顶风猛蹬的样子，心中深受感动，吩咐司机减慢了车速。
她暗暗对自己说：徐淑芳，为了她们，你值得努力当一位好厂长！你永远也不必为自己所选择的这一种活法后悔！
一件马婶在手工车间没来得及缝完的绒布熊猫，做了马婶的殉葬品。
马婶活着的时候常说，做梦都不敢想，这辈子还能在亮堂堂的车间里为孩子们做玩具，这种工作是女人的大福气。一想到有些孩子多么喜爱她亲手做的玩具，她恨不得回到和姑娘们一样的年龄，为孩子们从头儿活几十年……
体重一百八十多斤的马婶，死后用那么小的一个盒子就装下了！马婶的灵魂会不会感到憋闷呢？如果不是因为没处埋葬，她真愿为马婶做一口特大的棺材，用上等的红松木料做……
回到厂里的第一件事，是吩咐会计支出一万七千余元，并且按照储蓄结算了几年来的利息。那时，后来被她送上了法庭的老会计，还受着她的绝对信任。
他问：“要还给马副厂长的家属？”
她说：“是的。如果可能，我还真想出公款为马婶买一个城市户口，像当年别人买我们的一样……”
“你也把自己的城市户口卖了？”
“……”
“按理说，对马副厂长，无论怎么做，都不算过分。可具体到我这儿，就没法儿下账了……”
“下在工会支出的账上吧。”
“连本带利，二万多元，不是一笔小数啊！万一公社细查起来……”
不提公社则已，一提公社，她愤怒了。
“那就让他们问我！”
她居然对他拍起桌子来。
但是马婶的丈夫，一个因病提前退休了的锅炉工，一个与马婶的火辣性格恰恰相反的老实巴交的男人，畏畏缩缩地不敢写收条。
他讷讷地说：“这钱我们今后可以花吗？不可以花，拿回去又有什么用呢？”
她说：“这是马婶卖城市户口和汗珠子掉在地上摔八瓣儿挣来的钱，厂里如今应该归还你们，你们当然是可以花的，愿怎么花就怎么花！”
“我只知道她当年为了厂，把自己的城市户口卖了……究竟卖了多少钱，她从来也没有告诉过我……哪晓得是这么大数目一笔钱啊！要是我们花了，以后有一天再说违犯了啥制度，要我们还，我们可怎么还得起？”
“我保证，没人让你们还！”
胆小怕事的男人还是觉得那笔钱烫手。
她急了，代他写了一张收条，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并且盖了章。
老会计将她扯到办公室外，提醒道：“当年这笔钱，你们账面上可没注明是借给厂里的啊！如今你替人家写了收条签了字，将来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啊……”
她干脆地回答：“我负！”
送走了马婶的家属们，她才觉得内心稍微平静了些。
老会计见她在一把椅子上坐下了，试探地问：“你当年那一笔钱……要不要也想个什么名目……今天一块儿支出来？厂里现在资金雄厚了，你也犯不着……”
她倦怠地闭上眼睛，摇了摇头……
她常想到那笔钱。她认为那是她为自己的投资，为自己的生活的投资。她对自己目前的生活颇满意，因而并不觉得是损失……
第三天，晚报“群众之窗”专栏，登出了一封批评信。批评百花玩具厂在全社会大力提倡精神文明之时，为一位厂领导的死停产一日，兴师动众，劳民伤财。更严重的是，厂长徐淑芳在悼词中，只字不谈化悲哀为建设四化的热情，却大谈所谓良心，以封建主义的恩德思想蛊惑人心……
措辞尖酸，行文刻薄。
全厂的姑娘们差不多个个都被激怒了，她们拿着那张报纸到厂长办公室去找她。
而她不在。因为她已先于她们看到了那张报纸……
当天，有几十名姑娘进了城，到报社去提抗议。她们离去的时候，在总编办公室和走廊里留下了一地瓜子皮儿。
报社的人训斥她们：“你们当这是什么地方了？露天电影院？扫干净了再走！”
“哟呵，怪厉害的！瓜子皮儿就让你们不高兴了？你们往我们脸上抹黑怎么说？”
“扫干净了再走？姑娘们不受你们这份儿支使！”
“你们自己扫吧！”
“你们自己也别扫了，明天后天我们还来呢！”
她的姑娘们不是好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