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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一九八一年到一九八六年，生活又發生了許多變化。“鄧麗君”這位台灣女歌星的名字在大陸青年中已經失去了最初那種令他們或她們崇拜得近乎發狂的魅力，甚至可以實事求是地說日趨“落紅”了。其間有幾位香港女歌星也瞅準“行情”到內地熱熱鬧鬧地你來我去地“風光”了幾陣，熱鬧一過，“風光”便也雲消煙滅，她們的名字很快就被人們忘掉了。而某些經濟條件較好的人家，已不再滿足於隻有彩色電視機，還要買錄像機了。也不再滿足於什麽四個喇叭六個喇叭的立體聲的高檔錄音機，而將買組合音響當成了家庭四化的奮鬥目標之一。錄像機由一千多元而三千多元，卻仍不好買。名牌自行車由二百來元而四百來元，在市場上卻仍見不到，想買則需托關係走後門，市場上偶爾來一批便頃刻爭購一空。頭戴安全盔騎著價值幾千元甚至萬餘元的外國名牌摩托的青年人日漸多起來了，市交通管理部門不得不限製發放駕駛執照。私人擁有小汽車的事兒對於中國人也不再是“天方夜譚”。於是便有了汽車走私行當，有了摩托交易場所。於是便有了從中牟取暴利者，有了大發橫財者。有了幾十萬元戶和鋃鐺入獄的罪犯。
生活之流顯示出一切美好一切希望一切憧憬夾雜著一切醜惡一切俗惡一切罪惡洶洶湧湧地向前奔瀉。它不隨人意不可阻擋。普遍的人們更加擔心害怕自己將來成為貧窮的人，可是他們卻常常逼迫他們的幼兒幼女：“你每天必須給我吃一個蘋果！”好像命令孩子們吃藥。
在一九八六年，在這一座城市，在九月，在任何賣蘋果的地方，無論是國營商店的櫃台還是私人小販的攤床，其價格全在八毛錢以上。比一九八一年貴了近一倍。可連許多普通工人家庭中的受寵愛的孩子們，吃起蘋果來似乎都如同吃被嚼過的甘蔗渣一樣無滋無味了。